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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宮詞》 |
作品名稱: 《後宮詞》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後宮詞》[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這是代宮人所作的怨詞。首句寫夜來不寐,夢想君王臨幸;二句寫忽聞前殿歌聲,君王來幸無望;三句寫紅顏猶在,君恩已斷之苦;四句寫再幻想君王可能來幸,於是斜倚熏籠,坐待至天明,終成泡影。全詩語言明快自然,感情真摯而多層次,細膩地刻劃了失寵宮女千迴百轉的心理狀態。
詩的主人公是一位不幸的宮女。她一心盼望君王的臨幸而終未盼得,時已深夜,只好上床,已是一層怨悵。寵幸不可得,退而求之好夢;輾轉反側,竟連夢也難成,見出兩層怨悵。夢既不成,索性攬衣推枕,掙扎坐起。正當她愁苦難忍,淚濕羅巾之時,前殿又傳來陣陣笙歌,原來君王正在那邊尋歡作樂,這就有了三層怨悵。倘使人老珠黃,猶可解說;偏偏她盛鬢堆鴉,紅顏未老,生出四層怨悵。要是君王一直沒有發現她,那也罷了;事實是她曾受過君王的恩寵,而現在這種恩寵卻無端斷絕,見出五層怨悵。夜已深沉,瀕於絕望,但一轉念,猶翼君王在聽歌賞舞之後,會記起她來。於是,斜倚熏籠,濃熏翠袖,以待召幸。不料,一直坐到天明,幻想終歸破滅,見出六層怨悵。
一種情思,六層寫來,盡纏綿往復之能事。而全詩卻一氣渾成,如筍破土,苞節雖在而不露;如繭抽絲,幽怨似縷而不絕。短短四句,細膩地表現了一個失寵宮女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夜來不寐,等候君王臨幸,寫其希望;聽到前殿歌聲,君王正在尋歡作樂,寫其失望;君恩已斷,仍斜倚熏籠坐等,寫其苦望;天色大明,君王未來,寫其絕望。淚濕羅巾,寫宮女的現實;求寵於夢境,寫其幻想;恩斷而仍坐等,寫其痴想;坐到天明仍不見君王,再寫其可悲的現實。
全詩由希望轉到失望,由失望轉到苦望,由苦望轉到最後絕望;由現實進入幻想,由幻想進入痴想,由痴想再跌入現實,千迴百轉,傾注了詩人對不幸者的深摯同情。
詩詞正文
“ | < 淚濕羅巾夢不成,
夜深前殿按歌聲。 紅顏未老恩先斷, 斜倚薰籠坐到明。 [5] > |
” |
— <《後宮詞》>,<古詩文網> |
譯文
淚水濕透了羅巾無法入睡好夢難成,
深夜時分聽到前殿傳來按着節拍唱歌的聲音。
紅顏尚未老去已經失去了君王的恩寵,
斜靠着熏籠一直坐到天明。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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