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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新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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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 基督教新教 外文名 Protestantism 經 典 《聖經》 信 仰 耶穌基督 總 綱 愛神與愛人，不參與世俗 改 革 |
基督教新教：新教（Protestantism），亦稱基督新教，與天主教、東正教並稱為基督教三大流派。包括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中脫離羅馬普世大公教會（大公的基督教）而產生的新宗派：路德宗、加爾文宗、安立甘宗，以及隨後又從這些宗派中不斷分化出來的更多宗派。新教又稱「更正教」、「抗羅宗」。中國常以「基督教」一詞單指新教。民間常稱為耶穌教，因對羅馬公教（即天主教）抱抗議態度，不承認羅馬主教的教皇地位，故西方一般稱基督新教為「抗羅宗」或「抗議宗」。這詞源出德文「Protestanten」（抗議者），最初指1529年在德意志帝國會議中對恢復天主教特權之決議案提出抗議的新教諸侯和城市代表，後衍為新教各教派的共同稱謂。主要分布在英國、德國、瑞士、北歐五國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 [1]
簡介
新教起源
早期改革先驅
以羅馬教皇為核心的公教會是整合中世紀西歐的「大傳統」，但在此之外，各民族或各地區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小傳統」。當他們在教義或組織上表現為對「大傳統」的反動之時，異端裁判所便將其裁定為異端。從13世紀起，異端裁判所就頻繁地在西歐各地追捕異端。而進入中古晚期後，民族主義的潛流已經形成，所謂「異端」日益與民族自決的運動結合在一起，引起教會更大的震盪。分別以威克里夫和胡斯為首的異端運動，就發生在西歐公教文化圈的邊緣地區，即英國和波西米亞地區。
英國作為歐洲大陸的離島，與羅馬教皇的關係一直比較緊張。1351年，英國與議會制定《聖職委任法》，規定主教及其他教職的選舉不受教皇的干預。1353年又立法，禁止「擅自行使宗教司法權」，禁止國民向英國國境外上訴，違者剝奪公民權。這些法令雖然未必有效實行，卻清楚地表明了英國的民族主義精神的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威克里夫提出的教會改革理論，旋即與動盪的政治局勢接合在一起，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威克里夫認為，教會不應以教皇和樞機主教們為核心，上帝的全體選民才是其核心。教會唯一的領袖是基督，而不是教皇。威克里夫並不直接反對教皇制（papacy），但是，他從《聖經》中引經據典，認為教皇應該接受《聖經》中所要求的教會領袖的標準的考裁。也就是說，教皇必須像彼得一樣純樸、虔信和努力，而不是熱衷於權力和財富。否則，他就不是上帝的選民，更不能擔任教會的領袖。
波西米亞與英國分屬歐洲兩極，但1383年波西米亞公主嫁給英國國王，兩國交往開始加深。波西米亞的人口由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組成。雖然布拉格是一個獨立的大主教區，但實際上德國在此卻有着顯著的影響。波西米亞人希望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在15世紀初羅馬與阿維農的兩個教皇而引起的教會大分裂中，波西米亞人希望擺脫德國人的影響，在兩個教皇之間持中立態度，但波西米亞的德國人卻希望繼續支持羅馬教皇。民族之間的衝突通過宗教的形式反映出來。1410年，胡斯遭到德國人布拉格大主教的絕罰。而這又激起了波西米亞人更大的義憤，甚至燒毀教皇的絕罰通諭。
人文主義與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Renaissance）這個詞來自法文，現在普遍被用來指稱14-15世紀發生在意大利的文學和藝術上的復興。 意大利文藝復興世界觀的核心就是要回到古代的文化輝煌，而把中世紀的思想成果加以邊緣化。文藝復興的作家並不看重這些思想成果，認為它們與古代的成就相距甚遠。在文化中存在的這種情況在神學中也同樣存在：他們認為古典晚期的思想無論是內容上還是在風格上都超過了中世紀的神學作品。確實，文藝復興可以部分地看作是對北歐大學把文學院和神學院關聯在一起的思想路線的反動。處於對經院哲學所用語言和討論的技術性的反感，文藝復興的作家們把它們一併拋開。在基督教神學方面，通向未來的關鍵就在於直接地面對聖經文本和教父時期的著作。
文藝復興中的思想主流通常被稱為「人文主義」（humanism）。人文主義是一種文化教育方面的運動。人文主義的核心因素就是要回到古羅馬和雅典時期西歐文化的原初資源。這個運動在神學上的對應就是直接回到基督教神學的基礎資源上，主要就是指新約。這個運動被證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帶來的最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對聖經作為神學之根源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給予了新的評價。隨着對聖經興趣的增加，人們越來越明顯地認識到，這個現有資源的拉丁譯本是有缺點的。在這些拉丁譯本中最有名的就是武加大譯本（Vulgate），它是在中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聖經拉丁譯本。舊約聖經最初是用希伯來文寫成的（其中小部分用的是亞蘭文）；而新約則是用希臘文寫成的。「武加大譯本」為那些懂拉丁文的人提供了一個拉丁語的譯本，但這個譯本的可靠性不久就受到質疑。
人文主義者的研究揭示出武加大譯本和它翻譯的原文本之間存在着令人遺憾的差別，因此開闢了隨後的教義改革之路。正是處於這個原因，人文主義對於中世紀神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證明了這個聖經譯本的不可靠性，並因而似乎表明基於其上的神學的不可靠性。隨着人文主義者在這個譯本中揭示出一個又一個錯誤，經院哲學的聖經基礎似乎趨於崩潰。
路德宗成型
當時封建制度下的西歐，社會危機和教會危機激化。一些民族王侯和市民階層對現狀不滿，下層人民苦難更為深重；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的威信明顯下降，教會內部的改革派已多次發難。路德在大學時期已對當時的世事和教會景況感到苦悶。他在修院虔修和鑽研神學、哲學理論時，悉心探討釋除苦悶的真諦，但自覺毫無收穫。當他為解除自己「心靈之痛苦」尋找「蒙神赦罪而得救贖」之路時，認識到傳統教會要求人們履行的禮儀和善功，並無助於人們解除這種深沉的內心苦悶，經院神學亦只能引領人的心靈走入死胡同。他對中世紀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如維廉·奧康、J.胡斯等雖有所嚮往，並受到人文主義者如D.伊拉斯謨等的影響，但尚無意反對傳統教會和教皇體制。後人多認為，在這段時期內，他已形成因信稱義命題的基本內涵。這一命題的主旨為：靈魂得到拯救的人在上帝面前被稱為義，不在於本人自己善行所積下的功德，而在於上帝的恩典和人對上帝的篤誠信仰。當時教會宣稱，教皇哄騙信徒們說購買了贖罪券無論犯了多大的罪，可以得到上帝的寬恕。路德的因信稱義命題，正是針對這種說法的神學依據加以抨擊。教皇利奧十世以修繕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為名，派教廷大員到德意志各地兜售贖罪券聚斂資財。不少諸侯及市民階層對此甚為不滿。一向贊助路德的薩克森選侯弗里德里希不許在薩克森選侯區兜售贖罪券，但在薩克森公國並未被禁止，而事實上兜售活動已深入維登堡附近。對此，路德於在1517年10月31日（一說11月1日）以學術爭論的方式在維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門上張貼出了「歡迎辯論」的《九十五條論綱》。論綱以神學論辯的筆調寫成，語氣甚和緩；僅指責某些教會弊端而無意攻擊教會本身，在第71條中還明確肯定教皇的赦罪權。論綱認為：告解聖事的中心是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認罪；肉身的苦修和禁慾，若無內心的懺悔便毫無用處；靠積累功德贖罪也無益，只有基督的功德才能有助於赦罪；教會的「功庫」只在於上帝通過取得基督施行救贖恩典的福音。其因信稱義主張在論綱中並未提出。然而，論綱已使贖罪券在德意志各地銷路大減，有些地方已無人購買。路德此舉得到各階層支持，同時也觸怒了教廷。
1520年路德的偉大成就是發表了三篇論著《關於教會特權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信》（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論教會的巴比倫之囚》（Babylonish Captivity of the Church）和《論基督徒的自由》（On Christian Liberty），公開提出教皇無權干預世俗政權。宣稱教會如果不能自己進行改革，國家政權應予挽救，並將羅馬教會稱為「打着神聖教會與聖彼得的旗幟的、人間最大的巨賊和強盜」。他認為：教皇不是聖經的最後解釋人，信徒人人都可直接與上帝相通而成為祭司，無需神父作中介。然而此問題又背出了多個對聖經不同之解釋本，而路德對此通通打壓， 因此又有抨擊者說他其實是把解釋權改為由他自己所擁有。
由於路德堅持自己的觀點，教皇正式宣布開除路德教籍的通諭。路德在諸侯和市民的支持下決定公開對抗，寫了《反對敵基督者的通諭》一文，並於12月10日當眾燒毀教皇通諭及一些教律。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為了在政治上與法國抗衡，希望得到教皇的支持，反對路德的改革。因而在1521年帝國會議上，決定執行教皇通諭,給路德判罪。但由於與會諸侯的反對和路德本人在被審訊時的強硬態度，會議最終決定先放路德離去，然後判罪並下逮捕令。路德在歸途中，薩克森選侯以攔劫綁架方式把他送進瓦特堡加以保護。路德在瓦特堡隱居期間，致力於聖經的德語翻譯。這時,路德的擁護者已經行動起來，宗教改革運動如燎原之火，迅猛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