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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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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05
國籍	中國
職業	中共早期黨員

多松年系中共早期黨員，蒙古族，曾任中共察哈爾特別區工委書記，1927年曾代表綏察二區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返抵北平，正值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綏察黨組織慘遭破壞之時，但他不避艱險，仍然來到張家口，力圖恢復黨的組織。結果，由於叛徒告密，多松年不幸被特務逮捕，嚴刑拷打後殺害於張家口清河橋畔（原大鐵橋畔），後被特務用釘子釘在張家口市大境門上。後來屍體被工友們掩埋在西山坡的荒冢中。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多松年	國   籍	中國
民 族	蒙古	出生地	歸綏城北郊(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新城區毫沁營鄉
出生日期	1905	逝世日期	1927
職 業	中共早期黨員	信 仰	中國共產黨

早年經歷

多松年(1905-1927)原名多壽。蒙古族。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歸綏人。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早年入土默特高等小學讀書，受到進步教師的影響，思想追求進步，先後參加過歸綏學生砸日資電燈公司的鬥爭和抵制日貨運動。

多松年1905年4月出生于歸綏縣麻花板村(現呼和浩特市新城區麻花板村)一個貧苦的蒙古族農民家庭，又名多壽，蒙名烏力吉圖。他的父親叫蒙克，生有二子一女，多松年是長子。

1918年，多松年進入歸綏舊城石王廟小學讀書，後轉入土默特高等小學校就學。

1923年5月，在歸綏青年學生抵制日貨、反對「二十一條」、打「盛記洋行」的愛國運動中，多松年都活躍在鬥爭第一線，成為骨幹。

1923年秋天，多松年考入北京蒙藏學校，同年底，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蒙藏學校團支部第一任書記，在此之後，參加了「二七」大罷工紀念、五卅反帝大示威、迎接孫中山先生北上和孫中山先生逝世追悼會。

1924年秋天，多松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蒙藏學校黨支部負責人之一。

1925年春，多松年與烏蘭夫、奎璧創辦了內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農民》。

1925年9月，多松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回國擔任中共察哈爾特別區工委書記，1927年4月，作為熱、察、綏的唯一代表，赴武漢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

1927年8月，多松年被捕，敵人從他口中絲毫沒有得到共產黨組織的秘密，用5根長達一尺的大釘子，將他活活釘死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大境門的城牆上，年僅22歲。

工作經歷

1923年秋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蒙藏學校，受到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等的教誨，閱讀《嚮導》、《新青年》等刊物。1924年初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蒙藏學校團支部負責人。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內蒙古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他積極參加促進國民會議運動，任中共北京西城區委宣傳員。1925年同烏蘭夫等創辦革命刊物《蒙古農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宣傳，任編輯和發行人。

1925年，幾次參加北京聲援上海五卅慘案的愛國反帝群眾遊行示威。同年秋加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不久參加內蒙古農工兵大同盟，擔任該盟刊物《工農兵》的編輯。10月，同烏蘭夫等5人被派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政治理論。

1926年秋結業回國，擔任中共察哈爾工作委員會(察綏特別區)負責人。他深入農村、牧區，開展農牧運動，成立80餘個農會，發展建立中共黨的組織。

1927年4月，作為察綏地區黨的代表，赴武漢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出席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擴大會議。會後返回北京。6月底回到張家口，反動當局正懸賞緝捕他，被迫回綏遠隱蔽。8月返回張家口開闢工作，不久因叛徒出賣被捕。面對奉系軍閥的威逼利誘，他堅貞不屈，大義凜然，怒斥敵人。8月中旬於張家口大鏡門壯烈犧牲。

人物軼事

創辦革命刊物《蒙古農民》

三位青年創辦革命刊物《蒙古農民》

1925年春天的一天，中共早期領導人趙世炎找多松年談話:「組織上交給你一個新任務，李大釗同志指示，讓你們辦一份小報，向廣大蒙古族群眾宣傳馬列主義真理，你考慮行不行?」多松年不假思索地回答:「完全可以。」

多松年回到蒙藏學校，正好碰上同學烏蘭夫，烏蘭夫把鄧中夏同志剛才與他談的這個問題也告訴了多松年。多松年與烏蘭夫商量後，第二天，他們找到奎璧，向他講了組織的意思和他倆的想法，奎璧表示贊同並願意參加。接着，3個年輕人在宿舍里研究了小報的宗旨、內容、稿件來源、刻印、散發的具體事宜。多松年說:「就叫《蒙古農民》怎樣?」他們都覺得這個名字容易為廣大蒙古族群眾接受。刊名確定後，就分頭去做首期的各項具體工作，多松年專門到蒙古族聚集的察哈爾、綏遠做社會調查。

火車在群山間奔馳着。到達張家口市，多松年下了火車，便去京綏鐵路工會張家口分會、造幣廠、電燈廠，以及一些中等學校進行調查研究。以後，他又越過萬泉山，來到了察哈爾農村牧區，找到當地的農民聯莊會，進行調查工作。他每天都要跑幾十里路，從這個村到那個村，白天找農牧民聊天，晚上在油燈下整理筆記。

有一天，多松年來到一個蒙古族村落，眼前一片淒涼景象，幾座東倒西歪、圍着破毛氈的蒙古包，牛羊圈裡也看不到牲畜。他走到一所低矮的土房邊停了下來，院裡靜悄悄的，便上前敲門。好大一陣，一位衣衫破爛的老人掀開草帘子走出來，上下打量多松年一陣後，才把他讓進屋。屋內四壁蕭然，一家老小衣不蔽體，正圍着破羊皮在炕頭上取暖。

眼前的情景，讓多松年感到心酸，又仿佛是回到自己家裡一樣。他用蒙語向全家人問候請安後，便坐到炕上和他們親切地攀談起來。女主人一聽多松年是蒙古人，看上去也不是壞人，開始訴說家裡連年被搶的苦生活。多松年聽完訴說後，從自己的伙食費里取出一部分錢，交給女主人:「這錢不多，你買點糧食吧。」接着多松年又給這家人講了一番窮苦人團結鬧革命的道理。

結束了察哈爾地區的調查後，多松年又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歸綏(今呼和浩特市)，顧不上回村里侍候雙親和年幼的女兒以及思念他的妻子，他走工廠，訪學校，進農村，獲得了大量生動的材料，加快了創辦《蒙古農民》的步伐。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戰鬥，1925年4月28日，《蒙古農民》第一期編印出來了。《蒙古農民》設置了很多欄目，有「政論」、「訴苦」、「醒人錄」、「好主意」、「蒙古曲」。「蒙古曲」中有這樣一首詩:「張(作霖)才去，吳(佩孚)又來，街上死人無人埋!張(作霖)才來，吳(佩孚)又去，前後唱的一台戲!盼星星，盼月兒，盼人不如盼自己!」蒙古曲中還有一首詩，用生動鮮明的語言指出了當時人民群眾的「三個壞命運」:天光光，地光光，軍閥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傷!天光光，地光光，列強壓迫哭斷腸!

當李大釗看到首期印發的《蒙古農民》後，十分驚奇:「你們搞得不錯，這幾篇理論，聯繫實際，針對性強，很有戰鬥力，就這樣辦下去。」與此同時，黨組織還把《蒙古農民》確定為蒙藏學校黨組織的內部刊物。之後，《蒙古農民》隨《嚮導》、《新青年》和《工人之路》等革命刊物，一同散發到了熱河、察哈爾和綏遠，在蒙古族群眾中起到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受到了廣泛歡迎。

參加黨的「五大」

多松年生前用過的皮箱

多松年生前用過的懷表

多松年、烏蘭夫等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蒙古農民》刊物時，中共北方區委對他們寄予了更高的希望，於1925年秋，派多松年、烏蘭夫等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他們不得不停下只創辦了四期的《蒙古農民》。

在異國他鄉，多松年抓住一切機會學習俄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突破了語言關，各門功課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課餘時間，他瞻仰了革命導師列寧的遺容，還聽過斯大林的講演，也受到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瞿秋白的接見，更進一步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

時間匆匆而過，多松年的突出表現再一次引起黨組織的注意，1926年秋，黨組織決定讓他提前回國。多松年聽從黨的召喚，懷着依依惜別的心情，告別了朝夕相處的老師和同學，回到了祖國。中共北方區委立即委派他擔任了中共察哈爾特別區工委書記，專門負責領導察哈爾地區的革命鬥爭。

那個時候，由於軍閥統治和連年混戰，這一地區的民眾生活苦不堪言，革命烈火一觸即發，急需黨的堅強領導。多松年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來到塞外重鎮張家口，住在張家口橋西小河沿的一間小房裡，組織指導那裡的革命鬥爭。

他有時身穿工人服，有時穿長袍，有時一身農民打扮，奔波在農村、牧區，活躍在工廠、學校，宣傳革命理論，建立革命組織，使察綏革命鬥爭呈現生機勃勃的新局面。在他和工委的領導下，察哈爾地區很快建立了82個村農會、4個區農會和1個縣農會，發展農協會會員近千人。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代表會議在武漢召開，多松年作為熱河、察哈爾、綏遠3個特別地區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召開的，多松年心急如焚，與其他代表一起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提高了對開展武裝鬥爭的認識。會議期間，多松年結識了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黨的著名領導人和革命活動家。《革命烈士傳》主編溫濟澤說:「我對多松年烈士印象挺深，因為『五大』代表中，他年齡最小。他很有見地，我看過發言記錄，毛澤東在會上提出開展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建議，他在小組討論會上表示贊成。」

會議結束後，多松年返回北京，許多同志勸他不要回張家口了，留在北京避一下風頭，但他對那個地方的革命工作放心不下，執意返回了張家口。這個時候，張家口的警察局正到處懸賞捉拿「大共產黨多松年」，多松年很快布置完工作，把一些同志隱蔽好後，化裝回到了離開多年的家鄉麻花板村。

多松年在家只待了一會兒，就立即到歸綏找到當地的黨組織，向他們傳達了中共「五大」的會議精神。這個時候，歸綏的特務已發現了多松年，開始跟蹤，他不得不經常更換地方住宿。此後，多松年又到包頭以及大青山後的農村牧區，完成了「五大」精神的傳達任務。在傳達「五大」精神時，好多同志提醒他，暫時不要回張家口了，就在老家避避，多松年不放心張家口的工作和同志們，執意要回去。

烈士精神永傳後人

多松年烈士的故居位於呼和浩特市麻花板村，是自治區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大規模的城市拆遷改造中，這個不大的院落被保留了下來。烈士故居有正房五間，東房三間，南房兩間，多松年以及父母使用過的物品依然保存完好，有20餘件實物、80餘件圖片，正屋裡還留着一些已經掉漆的家具，以及兩盤土炕等原物。每年都有許多人前來烈士故居，緬懷這位壯烈犧牲的年輕英雄。

二十年來，河北省張家口市每年清明節都要悼念多松年。1990年，張家口市各中小學和幼兒園以多種形式舉行了紀念活動，大境門小學成立了以多松年名字命名的少先隊中隊，2005年8月，在張家口大境門城樓上舉行了多松年烈士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呼和浩特市麻花板小學、中央民族大學附中(原北京蒙藏學校)張家口大境門小學的師生，還開展了手拉手學英雄活動。

在武漢「五大」會址紀念館，還陳列着多松年生前用過的懷表、皮箱、飯碗、簫，這些陳列物都是賽希贈送給紀念館的。懷表和皮箱是多松年在蘇聯中山大學學習時用過的，出席「五大」後，他回歸綏，將這塊懷表交給了妻子。多松年犧牲後，這塊懷表成為一種刻骨銘心的懷念，被家人保留至今。在出席「五大」返回張家口時，會議文件就裝在箱內。簫是多松年在北京蒙藏學校念書時用過的，是他課餘時間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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