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延安來(韓樹俊)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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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從延安來》是中國當代作家韓樹俊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她從延安來
一
校長室設在現王季玉塑像南的二層小樓，我讓楊濱、姚文兩位慈祥的長者，教育部的巡視員走在我的前面。楊斌顯得高挑些，含着慈祥的笑容，姚文瘦小些，幹練硬朗，都是六十上下的人了，都很精神。走在小樓狹窄的木樓梯上，楊斌微彎着腰，右手撐在右膝蓋上，借力讓腿直起來。楊濱說：「骨刺，腿疼。」我要扶她一把，她還是執意自己手撐着膝蓋上樓。
就在二樓的小會議室里，我向兩位部里來的巡視員匯報了學校語文教改的一些做法和想法。自己的本專業，都是自己和老師們做過的、正在做的，或者是正打算做的，兩位長輩又不時即興插話，表示贊同，一些對於教學，尤其是語文教學改革的看法彼此是那麼一致，我們就像是一個教研組、一個備課組正在討論一次教學活動的實施方案，我全然忘了自己只是一個三十出頭的青年教師，而面對的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的建議和推薦下，教育部四位巡視員老大姐中的兩位。楊濱，文革前就被北京四中師生稱為「延安來的老校長」，之後的教育部師範教育司司長；姚文，從《人民日報》社社黨委辦公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崗上調任教育部的巡視員，也是從延安來的老同志，之後任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
那個春天，我與部里來的老首長度過了一個美好的下午。兩位巡視員聽匯報，提問題，進課堂，聽了秦兆基老師的一堂課。
在學校長達圖書館，楊濱用商量的口吻問我圖書館有沒有復份的民國國語教材、建國前的國外教學書，她想用些圖書交換。在請示校長後我即去圖書館挑書，所幸兩種書都有多種版本，且都有復份。登記完畢，我將書送到正在校長室休息的楊濱老師手裡。楊濱老師翻看着，滿意地點着頭，表示日後送一些書給學校。
之後不久的「五一」節後，楊濱老師請蘇州國際旅行社的人員從北京帶來一批書，回贈給學校。附言請人帶交，不便多帶。我請圖書館的老師列專櫃保存。
當年秋天，也就是1978年11月，楊濱、姚文老師給了我們一個去東北師範大學附中參加語文教學研討會的機會，這次會議正是全國中語會的預備會。我與錢振邦老師赴長春參會，有機會接觸了全國語文教改的精英，聆聽了霍懋征、章雄等教育大家談語文教改。歸途中，又應北京景山學校校長之邀，前往觀摩取經。景山學校教學樓每一層樓道里，滿牆訂滿了密密層層的優秀作文，孩子們攀登作文山的氣勢感染着我，這大概正是我日後的作文教改不滿足於小打小鬧理念與精神的源頭所在。
兩位老同志深入基層，不尚空談的作風，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為人，深深感染了我，教學之餘，我常常想着，兩位老同志又去哪一站了，楊濱老師腳上的骨刺好些了嗎？之後我了解到，她倆都是1938年在延安入黨的，都是延安時期的老校長。文革後期，受到嚴重破壞的教育亟待恢復，為此，1977年9月，鄧小平同志在與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提出：「要健全教育部的機構。要找一些四十歲左右的人，天天到學校里去跑……要像下連隊當兵一樣，下去當『學生』，到班裡聽聽課，了解情況，監督計劃、政策等的執行，然後回來報告。這樣才能使情況反映得快，問題解決得快。可以先跑重點大學，跑重點中學、小學。這些就是具體措施，不能只講空話。」於是，1978年初，在王震副總理的建議和點名下，王季青、蘇靈揚、姚文、楊濱四位延安時期就從事教育的老同志來到教育部任巡視員。王季青是王震夫人，延安時期三五九旅家屬學校校長、建國後北京女八中（現為魯迅中學）校長；蘇靈揚是周揚的夫人，《晉察冀日報》社編輯、北師大女附中校長；楊濱延安時在綏德師範任黨支部書記兼教員時就是齊心的級任老師，她從「抗大」、陝北公學起，直至建國後的北京女一中、北京四中黨支部書記兼校長，40餘年的革命生涯全都貢獻給了教育事業；姚文，曾在延安中央組織部訓練班、中央黨校、女大從事教育工作，建國後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市第六女中視導員、書記、校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宣傳部副部長等職，戰爭年代就在隴東報社、《晉察日報》長期當戰地記者、編輯，直至《人民日報》記者、編輯、社黨委辦公室主任。我光知道兩位巡視員是代表教育部來視察的，我不曾想到，她們是帶着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指令腳踏實地考察教育、督導教育。也不曾知道，楊濱老師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與晁涌光、王季青、蘇靈揚就被人們稱為北京中學界的「四大校長」。姚文、楊濱兩位老同志為基層帶來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於教育的關注與支持，帶來了教育改革的全新理念，帶來了延安的精神和傳統。
第二年秋日，楊濱又一次來到蘇州，托人帶信讓我去她下榻的南園國賓館。下班後，我如期前往。步入套間，只見辦公桌上是翻開的書、書寫得密密麻麻的簿冊、削好的紅藍鉛筆……楊濱老師招呼我坐下，取過幾本厚厚的字典，打開，簽上字，一邊遞給我一邊說：「我總覺得應該送幾本工具書。」我接過書，看着楊濱老師明顯消瘦了不少的臉，感到這幾本詞典顯得格外沉重。楊濱老師的先生時任國家建委副主任、黨組書記，延安時期任綏德縣委書記時，習仲勛時任綏德地委書記，正是他的上級。兩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公幹來蘇，還特意給我們學校帶上厚厚的書，實在讓人感動。看着桌上的書和本子，面對兩位延安走來的老前輩，我不忍打擾，竟沒有與楊濱老師多交談幾句，多聆聽她的教誨便匆匆告別。楊濱老師依在門上目送我上路，一抹斜陽的餘暉照在她身上，我萬萬沒有想到這竟然是我最後一面見到尊敬的楊濱老師。這次分別後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她太累了，1981年5月27日，因癌症晚期，結束了年僅64歲的生命。
離開了楊濱老師更走近了您！
——您年輕時就從家鄉濱州陽信縣雷家鄉前楊家村走出，考入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多次參加抗日救亡學生運動，1938年經八路軍辦事處介紹於2月到延安，3月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6月任延安女子大學教務處教育幹事兼秘書，9月入中國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2月任中共三五九旅衛生隊黨支部副書記，1938年，一個21歲的濱州姑娘在延安留下了足以讓家鄉人驕傲的光輝足跡；
——1947年春延安保衛戰打響後，您主動要求留在前方，參加支前、土改及收復區的復仇清算工作，您毅然將出生不到三個月襁褓中的兒子宋心魯放在老鄉家，直至解放初期才領回；
——1980年您赴美歐教育考察，到法國、聯邦德國、美國等國考察了幾十所大中小學，回國後與他人合寫的考察觀感《他山之石》，發表在1981年第二期《人民教育》雜誌上，對當時的普通教育改革起了指導和推動作用，原來您來我們學校尋找建國前的國外課本時就有了研究國外教育的動議；
——您一心撲在教育事業上，臨終前半年多的日子裡，您全然不顧自己的健康，堅持到四川、湖北調查貫徹全國師範工作會議精神的落實情況，竟病倒在半路上，回京後被診斷為肝癌晚期；
——您一直召集人員到您病床前談工作，從不顧問自己的病情，惟有一次，當王季青和齊心陪同吳階平院長來看望，回憶起延安的生活，談到延安老區同志反映延安地區生活狀況仍很貧苦，民辦學校的教師無法轉正，不能按時拿到工資時，您突然轉向吳階平大夫問：「我的病還能治好嗎？吳大夫，請您一定想想辦法，您聽到了，還有好多事等着我們去做啊！」
國家教育部撰寫的悼詞中稱譽您為「終生從事教育事業的優秀教育家」，您的追悼會上，200多位您當年在延安的學生從各地趕到北京八寶山為您送行……
——您在生命的晚期還考察了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教育工作，您的心中唯獨沒有自己，誠如趙朴初先生1981年6月4日在《人民教育家楊濱同志輓辭》中所寫：「病中無一語，言及自身者，所思惟教育」「鞠躬以盡瘁，死而後已也」「人民教育家，宜為世所法」。
離開了蘇州十中，您熱情推介蘇州十中語文教改的做法。您向東北師範大學附中介紹蘇州十中，您在贈書中寄語十中的師生。
在東北師大附中語文教育研討會上，我們聯繫上了華東師大附中，參與「初中三年語文基本過關」的實驗。歸途中，年過半百的老教師錢振邦突然發病，附一院的救護車在蘇州火車站接站，胃出血的錢老師在擔架上向校長請命：「我要上試點班！」
回校後，我與同事一心撲在初中語文試點班的工作上。兩個試點班在初二結束，用當年蘇州市中考試卷考核，送市里統一閱卷，我們初二學生的平均分比全市中考語文平均分高14分。路漫漫其修遠兮，試點還在進行，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教學改革的路很長，我們想再積累一些經驗，再攻克一些難關，多帶一些問題向敬愛的楊濱老師求教，然而，怎能相信，楊濱老師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
……
2019年初，我又一次與楊濱老校長在蘇州教研部門退休的侄子宋心初先生會面，並相約了當年開課的秦兆基老師，楊濱老校長當年聽課後就讓當教研員的侄子與秦老師多交流。年屆八旬的宋先生打開紙包，裡面是刊登紀念楊濱專稿的《人民教育》雜誌以及我回憶楊濱老師文章的剪報。幾位老人又一次緬懷從延安來的老校長。宋心初先生告訴我們，她的堂弟、戰爭年代寄養在老鄉家的楊濱之子宋心魯，後來出任聯合國高級官員，他將多年積蓄捐給楊濱擔任過校長、也是心魯的母校北京四中，建立「楊濱教育基金」獎勵優秀教師和學生。
楊濱同志帶來的是延安精神，楊濱同志傳承的是為教育獻身的精神！
楊濱同志，延安來的老校長，教育戰線的標杆，紅色基因的傳承人！
二
朋友，如果您沒有記住歐陽儒秋這個名字的話，您是否記得影片《月亮灣笑聲》中的蘭花媽、《巴山夜雨》中那位深情、剛強的子弟兵母親。再遠一點，是老一輩人心目中的形象，歐陽儒秋在新中國成立後，由東北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新中國早期那些有影響的影片，如《光芒萬丈》《趙一曼》中都擔任過角色。這就是歐陽儒秋，100年前誕生在蕭縣的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電影教學家歐陽儒秋。
我有幸與歐陽儒秋見過面，相處了整整一天美好的時光。
那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影片《月亮灣的笑聲》在蘇州東山拍攝，我曾專程去拜訪該片副導演、趙丹的長子趙矛。經趙矛介紹，我認識了飾演蘭花媽一角的歐陽儒秋，在戲中是仲星火的老伴。當歐陽儒秋得知我所任教的蘇州十中其前身正是她尋找已久的母校振華女中時，當即約定，拍好戲專程回訪母校。
銀杏葉鋪滿校園小道，歐陽儒秋一襲淺黃色的長風衣，軒昂地站在了離別了40餘年的母校，站在了依然巍峨挺拔、玲瓏多姿的端雲峰前。
歐陽儒秋告訴我，她從老家蕭縣走出，在振華女中上過一段學後又轉徐州讀書。抗戰爆發後，高中還沒有畢業的她成了一名抗日戰士，在抗敵演劇隊演出《壯丁》《八百壯士》等抗日戲劇。當年去延安時途徑武漢北上，國民黨查得很緊，她舅在國民黨內任要職，她說，人生就這麼一步，她沒有去投靠在武漢的舅，毅然突破封鎖，北上奔赴延安。說這一切，語氣依然平淡，而眼中始終閃爍着堅毅的光。她是1941年赴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實驗劇團任演員的。
歐陽儒秋說，在延安，他們演出《夫妻識字》，演出《血淚仇》。面對這位為毛主席、朱總司令演過戲，1945年在延安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一輩，我肅然起敬。而這一切，歐陽儒秋在與學生的見面會上隻字未提。
同學們好奇地圍着歐陽儒秋，光知道面前這位慈祥而又堅毅的老奶奶是電影演員，在剛剛拍攝結束的電影《月亮灣的笑聲》中扮演蘭花媽，卻並不知道她是新中國第一代電影演員，更不知道她曾導演過蘇聯譯製片《被開墾的處女地》《頓巴斯礦工》《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而這些片子的名字對我們父輩來說都是耳熟能詳。歐陽儒秋也只說她現在在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當老師，卻並不告知，她1955年入中央黨校學習後，1956年北京電影學院成立即在電影學院表演系任教。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重建，擔任學院領導小組成員，全面主持表演系工作。
在西花園尋覓年少時的足跡，在辦公樓講述從事表演藝術的體驗，課堂里聆聽孩子們琅琅的書聲，偉績碑前和師生們留下珍貴的合影……一天的時間就這麼倉促，我們分坐兩輛三輪車直趕火車站，深秋的寒風中，站台並不明朗的燈光下，老人向我一招手轉身跨上車廂。寒風中，留下的背影成了我永恆的記憶，透過這飄飛的白髮，飄飛的長風衣，一雙慈祥而又堅毅的眼睛讓人難忘。
之後的市報刊登了我撰寫的《蘭花媽回娘家》，而這，也正是這位跨出了中學門就奔赴抗戰前沿的老戰士，這位投身革命文藝一輩子的老藝術家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回娘家。
歐陽儒秋的平易近人讓人難忘，在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問：「歐陽老師，您先生……」「死了，《上甘嶺》導演。」在之後的日子裡，我才知曉，她的丈夫沙蒙是新中國早期著名導演，史詩式戰爭片《上甘嶺》的導演，曾在影片《夜半歌聲》《十字街頭》中演角色，1944年後任延安魯藝教員，實驗劇團團員，正是在延安時期，他們倆結成伉儷，新中國成立前夕，夫妻雙雙一起來到長春，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的頂樑柱。這一時期，沙蒙擔任影片《趙一曼》《上饒集中營》《上甘嶺》導演，1957年錯劃為右派，1964年英年早逝。正是這條硬漢子，是他請了喬羽，喬羽請了郭蘭英，唱響了「一條大河」。在一次採訪問及中國最好的導演時，這位一直低調的老太太的回答是：「我的丈夫！」她的回答一如既往地乾淨，利落，堅毅。
歐陽儒秋生於1918年10月，回母校那一年當已60歲了。
2007年12月27日，著名表演藝術家、電影教學家歐陽儒秋因病逝世，享年89歲，她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她在電影《光芒萬丈》《趙一曼》《葡萄熟了的時候》《巴山夜雨》《月亮灣的笑聲》以及電影劇《金午》《母親》中飾演性格各異的老年婦女，尤其因《巴山夜雨》子弟兵母親的形象，1981年獲得了首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女配角集體獎。一代老太太已離我們而去，她的銀幕形象永放光輝。
安徽蕭縣、蘇州、徐州、延安、長春、北京……她把生命的足跡留給堅實的大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