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師(李景寬)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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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師》是中國當代作家李景寬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當老師
要說我這輩子會幹什麼活和幹了什麼活，就是當老師。我20歲從山西平定師範畢業，曾教過小學、初中、高中、成人中專、大專，當過教導主任、副校長、校長，60歲後在陽泉教育學院副院長的位子上退休，前後40多年中將近20年時間是當班主任的。在工作期間為使自己不落伍，就不停地進修。從大專到本科到研究生課程一直不停息地學習着當教師的專業知識。隨着學歷的提高，後來還培訓過中小學教師和校長，間或也給學生家長做做講座。「十五」期間主持的省級科研課題也是研究教師職後教育的「校本培訓」，連得到的最高榮譽「教育功臣」後的括號里也特別標明我是屬於「教師」的類別。雖然只是一個市級榮譽，但重厚的「功臣」二字，更讓我覺得這輩子與當教師有緣，正是因為自己是教師，所以才受到了學生、家長和社會的尊敬，盡享了當教師榮光。「人生七十古來稀」，當自己行走在生命的夕陽餘暉中的時候，仔細地回憶曾經的學習和工作歷程，深切地悟到當教師不只是自己這輩子謀生的飯碗和喜好的職業，也是我的宿命之緣分。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早在我的蒙童時期命運就安排我嘗試當老師了。
那是在上世紀「大躍進」的1958年，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中國的上空迎風飄揚，誰也不敢偷懶和怠慢，小孩子也隨着運動往大的長。那陣子，少年兒童成了掃文盲、除「四害」（麻雀、老鼠、蒼蠅、臭蟲）的先鋒，在課餘時間和星期日，五六個娃娃坐在行人進出村子的主要路口，豁着掉了奶牙的嘴指着小黑板上的字，硬是要把行人教會，硬是要把五分錢一把的打蠅拍讓行人帶上。擔着擔子的放下擔子，趕着牲口的放下鞭杆，不管是誰都得學認字，就是懷裡抱着孩子的婦女也不得放過。除了老年人之外，誰認不會小黑板上的字休想通關。不滿十足歲的我，就不只一次承擔過在路口上教過往行人識字的任務。
在開國初期，「掃除文盲」是咱們國家一項頂重要頂重要的基本國策。因為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百姓，絕大多數人不識字。不識字的人很難徹底翻身。所以黨和國家就發動全國人民下定決心根除「一窮二白」。「一窮二白」本出自毛澤東主席的重要論著《論十大關係》。毛主席在文章中說：「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但我們那時候年齡小，不懂這些經典，只知道「一窮」就是貧窮不富裕。「二白」就是不懂科學和不識字。
什麼是「掃盲」？老師是這樣給我們講的：「大家看『盲』字，有『亡』和『目』兩個字組成，就是『沒有眼睛』的意思，沒有眼睛，就是瞎子，瞎子是什麼也看不見的。但『掃盲』絕對不是掃瞎子，而是 『掃除文盲』。誰是『文盲』，就是不識字的人。『掃除文盲』，就是教不識字的人識字」。當時候的老師很會鼓勵我們，說派我們去村邊路口完成一項頂重要頂榮光的任務，就是幫人「搬白山」。我們說看不見村邊路口上有「白山」。老師就給我們講舊社會窮人因為不識字而受富人欺侮的故事。說我們村在解放前有個識字卻為富不仁的富戶讓目不識丁的窮人帶着條子到縣衙門把自己告了，而後縣官就把這個帶條子的窮人關押了起來。老師把故事講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有緣由有結果的，很悲涼。讓孩子們覺得識字的富人可惡，而不識字的窮人可憐。然後說：「本來有字的紙因為不認識上面的字就認為和沒有字的白紙一樣，那就是『白』，你要教不識字的人識字就是幫他『搬白山』。咱就看你們誰最會教人認字，誰就是今天的模範，說不定長大了還真能夠當個老師呢！」而後我們一群年齡差不多的小夥伴就興致勃勃自以為是地當起「老師」來了。我們當老師的地方有三個：村南面大路的東、西兩個出口處和村北觀音閣旁的大槐樹下。
記得在一個星期天，正碰上我們村趕集，進出村子的人很多，我們那一組被老師安排到村北觀音閣旁的大槐樹下。開始進出村子的人都很聽我們的話，教一教，認一認，都順利通關了。可到了半上午時分，聚集的人多起來了，有的小朋友就專門卡人，以防有過不了關的「偷跑」，有的小朋友專門教人認字。太陽升高後，天氣越來越熱了，我們也都汗流浹背了，但誰也不敢敷衍。這時村外來了一幫人，還趕着一頭額前帶着一朵大紅花的大灰驢，一個新郎模樣的人對我們說他們要進村到趙某某家娶新媳婦。我們的組長說：「娶新媳婦也得認字」。接着村裡的趙家人也來了，還有人擔着禮盒，說得趕着時辰往外村的婆家送新娘，求我們放他們過關。孩子們議論說「外村的人被卡住了，那咱自己村的人難道敢放走？」結果可想而知，兩幫人都被我們卡在了觀音閣下。他們先給我們糖吃，我們不吃，接着嚇唬我們，我們也不怕，他們表示可以多買我們的打蠅拍，我們說「認字是認字，買打蠅拍是買打蠅拍，各碼說各碼」。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忙着教他們認字啦。就在我們這群孩子把娶媳婦和送閨女的兩幫人都堵得哭笑不得時，有人到人民公社的大院裡請了一位被稱呼為「主任」的公社幹部幫他們說情，可小孩子不認識那個大「主任」，任他好說歹說，還是不讓通行。後來那個公社「主任」只好派人去學校把我們的老師叫來了。老師先對他們說：「孩子們是好樣的，卡住你們沒有錯」。而後對我們說：「反正三天後新媳婦回門時，他們還要走這條路，在新婚的這三天裡讓家裡上學的孩子保證教會他們這幾個字就行了，今天不早了，就讓他們過關吧」。而後就讓我們把他們放行了。快吃中午飯時，當他們迎了新娘出村的時候，那個公社主任和我們的老師都還跟着，大概是擔心又被我們卡住。我們議論說：「公社幹部有什麼了不起！結婚的人也得認字呀！咱的老師呀……」
當我回到家裡吃午飯時，我把上午遇到的事情講給爹媽聽，媽說：「我的傻閨女呀！俺孩們是拿根雞毛當令箭。多虧是遇上了結婚的，要是遇上出喪的，你們也敢把抬棺材的人和孝子們都卡住？」我說：「抬棺材的人和孝子們也得認字呀！」爹說：「俺孩還小。辦事不敢一刃斧往下砍。教人認字是做好事，卡人是為了教人認字。可卡人也得看該卡不該卡呀。莫不說走路人學認字難，俺孩在家教教我，我不是也很難記住嘛！」確實也是。那時候的成年人識字談何容易，都沒有學過漢語拼音，更沒有學過筆畫筆順，硬得死記硬背，確實是難。記得兩塊小黑板上的字是分別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和「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句話好說，但讓沒有上過學的人拆開句子一個字一個字地念就很難念對了。長大之後，每當同學們坐在一起聊起小時候的這件事來，都情不自禁地為我們童年的單純執拗而開懷大笑。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每當我接手一茬新的學生和學員時，常想起小時候在村北觀音閣旁的大槐樹下設路卡當老師，逼行人認字的情景，心想「大躍進」是有些太冒進了，但當年那種掃盲的辦法和精神假如能夠在教育方面堅持上幾年不間斷，中國的文盲也可能早就被掃淨了。現在社會上許是沒有文盲了，但法盲和科盲仍然不少。不過在「盲」的領域裡，再也不會有那種 「讓少年人逼着成年人學」的模式了。
因為自己就會當個教師，所以在退休後，曾有私立學校聘我任教，我以年老謝絕了。但也常有人找我問這問那。不管遇到別人向我問什麼問題，即使是個小學生，我也要不厭其煩地講述和解釋，直到幫對方把問題搞明白了才罷休。難怪家兄和孩子們都認為我得了嚴重的「好為人師」職業病。回望自己的教書生涯，總覺得自己這輩子當老師是命中注定的，十歲就幫人掃盲認字的宿命之緣，實在應當看重和珍惜。
作者簡介
李景寬，山西昔陽人，1948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