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點亮人生--我要去喀山(王德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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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點亮人生--我要去喀山》是中國當代作家王德明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文學點亮人生--我要去喀山
我第一次接觸的文學著作，是一本叫做《小城春秋》的小說，封面與封底都已破爛不堪，只有書脊上的小字兒還能隱約看到高雲覽的字樣。
看這本小說，給了我三個震動。第一，幾乎有一半兒的字不認識，作為一個高中畢業生，這讓我感到極大地難堪，但並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第二，《小城春秋》是以陶鑄同志領導的廈門大劫獄為背景寫的，而那時的陶鑄已經被打倒，許多故事被顛倒黑白，小說主人公李悅、何劍平、丁秀葦等知識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艱苦卓絕不怕犧牲營救同志的壯舉，已經被定義成是為陶鑄鳴冤叫屈的黑典型，我是從批判的角度閱讀的。第三，只是看熱鬧，許多詞根本說不清楚真正的意思，許多地方也沒有聽說過。書里的支那人、日本籍民、浪人，根本說不清楚是什麼意思。廈門，當時我一直以為應讀為煞門，不知道它是一個雙音字，也不知道它在哪裡。相反，對劍平的叔父何大雷為兄復仇，追得殺害哥哥的兇手李木不得不丟下兒子李悅，逃亡蘇門答臘，被迫當了「豬仔」而感到歡欣鼓舞，對「大日本籍民何大雷」的門牌號記憶深刻。
農村人，既沒有書，也沒有字典，且習以為常。
看《小城春秋》，囫圇吞棗，卻給了我很大的教育。認知是非常重要的，我下決心開始學習，但為時已晚，不可能再回到學校去，只能在勞動之餘看一些閒書。但是在農村，書是非常少的，所以不管什麼書，包括中學課本：數學、語文，只要沒有被撕去捲紙煙，就找來看。因此，也養成了讀書的習慣。
讓我受到最大衝擊的是《高玉寶》。作者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大連人，憑着自己的堅韌不拔，硬是寫出了小說《高玉寶》。還有一個作家叫馮德英，只有初中文化，卻寫出了小說《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三花」作為大毒草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我能找到這些書來閱讀時，封面封底均不存在了，內容也已經是前不着村後不着店了。
高玉寶、馮德英的傳說，給了我極大的鼓舞，從此我每天都堅持讀書，慢慢地有所收穫。
我的鄰居劉繼來是一個右派，正在接受改造，家裡有許多書籍。他見我願意看書，就經常把他家的書借給我，還送給我一本《新華字典》。字典雖破舊，卻讓我的學習長上了翅膀。
書，絕不會白讀。日積月累，讀書獲取的知識也就慢慢地升華，形成了一定的積累。知道的事情也多起來，觸發聯想，融會貫通，讓學習成為習慣。在這種文學的涉獵和啟發中，我也一天天地，長大。
世界總是在變，人們不能預知未來。在我因為知識貧乏而不得不努力追尋的苦痛之中，迎來了又一個秋天。
那個秋天，很火紅。
據傳說，一個姓「文化」，名「旗手」的大人物，在表演時從台上掉了下來，摔成了「斷了脊椎骨」的癩皮狗。蒼天不瞎眼，「四人幫」終於被粉碎了。
知識青年山上下鄉運動如火如荼。
我們村有好幾百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還有幾十名的回鄉青年，這些青年人都在期盼着被推薦去上大學，競爭的劇烈程度溢於言表。多年的實踐證明，真正能被推薦上大學的只有三種人，一種是後台特別硬、門子特別硬的人，哪怕你是一個偷雞摸狗之人；另一種是敢於掉一身肉脫一身皮，不怕吃苦不怕犧牲的人；第三種是敢於脫一身衣服的人。我也混跡於這個大軍之中，一直等待着能夠被推薦的機會。只是，我是一個在「知識青年」前面加上了「回鄉」定語以示區別的人，上大學的可能性極其渺茫，但是我堅韌不拔地努力着。
斗轉星移，天遂人願。
在小平同志主持下，恢復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我和積攢了整整十年的五百七十萬知青一道，沖入了那場波瀾壯。憑藉着平時喜歡讀一些文學書籍的優勢和日積月累的一點兒文化知識，離開了那個生我養我的小山村。不久，我又以一名「回鄉」青年的身份，變成了村民們教育孩子的口頭禪。頓時，父母親的臉上泛起光芒，他們的腰杆兒好像也逐漸地硬朗起來。
我的腰杆兒卻始終直不起來。
因為《小城春秋》的開始，憑藉對「李悅」的熱愛，讓我走進了城市。有了城市戶口，但「回鄉青年」的帽子仍然扣在我的頭上，讓我一直保持着一個農村人的虛假謙恭。以至於在政策規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勞動時間可以計算工齡，回鄉青年參加生產的勞動時間則不計算工齡」的荒誕故事面前，我都欣然接受。
畢業以後，我被分配到省里的一個金融部門，一起還分來許多的大學生，既讓我羨慕，也讓我很自卑。
一天，劉思思和兩位大學生同事正在一起研究如何寫論文。
當我從他們身旁走過去，正要轉過頭來跟他們謙恭地打招呼時，劉思思拿出城裡人的派頭兒，跟我開了一個很不屑的國際玩笑：「坐下來一起研究研究吧，我們正在搞篇學術論文。」
劉思思，哈師大畢業，純種兒的城裡人。因為父親在省里的組織部門擔任要職，所以她的發言總是「直率」得別出心裁。
他們正在研究寫一篇學術論文，蔑視的盛情帶有極大的鞭策力。知識被權力強姦以後變得令人尊崇，任性的樣子都讓人銷魂。
偶爾，我也學着寫一些小說。
那時候，我尚年輕，很不自知。用風華正茂，掩蓋了自己的輕狂。因而，和同事間的關係相處得不是很好，經常和同事鬧意見，甚或拳腳相向。靜下心來，我就以這段感情經歷為藍本，添油加醋地加上了一些愛情的胡椒麵兒，用規律來詮釋生活，寫下了短篇小說《紫丁香的苦瓜臉》，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讓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主人公和周圍環境的關係，不是別人製造的，而是他自己釀成的。由於性格偏頗，才導致主人公和同事關係不和諧，進而影響到他的成長。由於互相猜疑，導致和戀人關係緊張，最終愛情失敗。這個短篇的問世，表面上是一篇小說發表在刊物上，實質上卻是把做人的道理種植在了我的心裡。
文學點亮人生，性格決定愛情。從此，我刻意改變着自己的性格。人們常說，性格決定人生，格局決定命運，我深以為是。
八十年代，有個姓路的作家，寫了一篇小說叫《人生》，讀了以後，我的心被主人公的命運深深地牽動着。當時，媒體上連篇累牘地評論着高加林的為人與命運，也給了我很大的震動。作者從多個方面刻畫出高家林的性格，為了理想和希望向命運抗爭，最終丟棄良心。《人生》還給了我另一種啟發，就是高加林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社會問題，即戶籍制度問題。在「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由戶籍制度決定的身份歧視，導致多少人生離死別，多少人被棒打鴛鴦。「戶口是愛情的墳墓」，是《紫丁香的苦瓜臉》中的主人公苦瓜臉的怒吼，我已完全記不得這是他的憤怒還是我的憤怒，只是借他的口喊出而已。
改革開放以後，生活條件好起來了，可以有條件買一些書來讀。不管白天黑夜，只要閒暇。我喜歡讀業務方面的書籍，接二連三地發表論文，刊物都很有分量。
特別是有一段時間，我們單位的領導班子不是很團結有力，省委就經常派人來考核班子。
跳舞是一種時尚。每天中午，會議室就變成了舞廳，大家都去跳舞，有的是真的去跳舞，有的卻是別有用心，心照不宣最好。那是一段彩霞滿天的日子，單位里偶爾傳出一些婚外情的故事，人們便也一笑了之，考核幹部都已經不關注個人生活作風問題了。
亂，最能考驗人。
每天中午，吃完飯，一部分人去打撲克打麻將，一部分人就到樓上去跳舞。我向主任提出要給自己弄一間辦公室的請求，主任就讓我把一進樓口的一個小倉庫收拾出來，給我當辦公室用。
利用業餘時間，也包括一些上班的時間，我寫了《保險經濟運行分析》一書，由哈爾濱船舶學院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榮獲了黑龍江省社聯頒發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三等獎。並被十四名社科方向的博士畢業生指定為論文的參考文獻，多次多處被直接引用，一名廈門大學的博士生還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保險企業生產函數，即《王德明生產函數》。
日積月累，我這個「文革生」的文學修養也在「夫妻識字」的基礎上有所提高，而這種提高只有我自己清楚。記得，一次在雜誌上看到了一篇小說叫《萬家訴訟》，憑感覺我就知道這篇小說一定會得獎。果不其然，該小說很快就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並被拍成了電影《秋菊打官司》。一次，我在蘭州機場買了一本書陳忠實的《白鹿原》，我深深的被白嘉軒的性格所感染。主人公，在任何艱難困苦條件下，總是挺直了腰杆兒從不低頭。從白嘉軒的身上，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脊樑，總是昂首挺胸地屹立在世界之林。《白鹿原》對我的影響很大，慢慢的我也學會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只要你自己不把你自己打倒，別人誰也不會打倒你。
不久，單位班子進行了調整。新班子成立後，需要對業務進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進而提出推動發展的新舉措。我所寫的關於扭虧增盈的報告，在全省工作會上得到了一把手的重視。很快，我便被提拔為計劃處副處長。
那時，我正年輕。抓業務干工作的同時，從來不放棄文學涉獵。就這樣，我的成績在員工當中凸顯出來。先後，我被提拔為黑河分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省公司國際部黨組書記總經理，省公司計財處處長，省公司黨委委員總經理助理，副總經理，後來又調到瀋陽監察稽核中心當主任，進入了國企高管的行列。
文學帶給我機遇，讓我走上了更高的工作崗位。我永遠感謝文學帶給我的影響，潤物細無聲。
人都有業餘愛好，我的愛好就是讀一些文學書籍。在讀書中受教育，在愛好中得營養，改變性格，改變生活，改變命運。
那年，十六歲的女兒出國讀書，我於一個月後前往。女兒落地只有一個月，卻能給我訂車、訂酒店，帶我旅行，她的成長給了我極大的震動。回來後，我了寫了一篇散文《女兒真的長大了》，發表在《利劍》雜誌上，得到了讀者的認可。其中一個廣州讀者找到我，對我表示祝賀。因為她的孩子也出國讀書了，感同身受。
由於我喜歡讀文學書籍，特別是喜歡讀一些優美的散文、小說，就積累了一些文學修養。記得，一次在綏化召開的全省財務工作會議上，面對台下的幾百人，我即興發表講話，得到了與會者的讚揚。其中，一位熱愛文學的老同志，趙寶德對我說：「你的講話，從頭至尾記錄下來，就是一篇非常優美的散文」。這讓我想起了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有思想，有境界，就是一篇美麗的散文。其實，文學就住在事業的隔壁。
我也養成了一種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利用業餘時間來學習，學習政治，學習業務，學習英語，也學習文學。我經常和同事交流，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一半是用來休息，一半是用在工作。我想把我的人生分成三份，一份兒用來休息，一份用來工作，一份用來學習。這樣，我的人生就更加豐滿，生命更加充實，無形之中也延長了自己的生命。這些年，我的工作得到了上級的認可，所領導的單位也多次被評為優秀單位。我個人的情操也得到了陶冶，氣質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數十篇散文、小說發表在各種刊物上，贏得了刊物的尊重，一些刊物紛紛約稿，也點燃了我要靠文學創作來發家致富的夢想。
學無止境，文學沒有盡頭。著名作家余華說：「文學沒有什麼訣竅。訣竅只有一個字，那就是寫下去，寫下去，永遠地寫下去。」
慢慢的，生活當中的許多細節、小事都成為我寫作的素材，一顆菜、一碗飯、一件小事，都成為我筆下的彩虹。
作為一個「文革」生，我沒讀過什麼書，真正的課堂就是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描繪的那些形形色色社會底層的生活，和一有機會就要千方百計地找一些書籍來閱讀。許多事，許多人，潤物無聲，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這些日積月累，便讓我有所感悟，有所進步，並把這些感悟與進步寫進了風情萬種。
太陽升起，照進我的夢想。像高爾基的阿廖沙一樣，我要去「喀山」。[1]
作者簡介
王德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