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戴若思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晉書·戴若思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原文
戴若思，廣陵人也。若思有風儀，性閒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
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
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為台郎有刀筆才性尤奸諂若思為尚書惡其為人猗亦深憾焉。
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為將來之憂耳。」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岳、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 （選自《晉書•戴若思傳》，有刪改）
譯文
戴若思是廣陵人。戴若思有風度儀表，性情閒適爽朗，年少時喜歡游士俠客，不拘節操行止。適逢陸機前去洛陽，船上裝載的貨物很多，戴若思就和他的同夥劫持了船隻。戴若思登上岸後，坐在可以摺疊的胡床上，指揮同夥，都各得其所。陸機觀察他的舉止，知道他不是平常人，在船艙（甲板）上遠遠地對他說：「你有這樣的才能，卻還做搶劫的事！」戴若思感動醒悟，就流下淚來，扔下寶劍走向陸機。陸機和他交談，對他非常賞識，便與他結下友誼。
後來戴若思被舉薦為孝廉，到了洛陽，陸機向趙王司馬倫舉薦說：「我看廣陵的處士戴若思，三十歲年紀，思想足以研究深邃的事理，才識足以識別人才；安貧樂道，不追慕世俗之風，砥礪操守樹立德行，猶如清潔的井水；他實在是東南一帶的遺寶，朝廷的奇異的美玉。希望您留意考察，不使忠誠公允的話因人而廢。」司馬倫就起用了他，任命他擔任沁水縣令，（但他）沒有就任，接着就去武陵探望父親。當時同郡人潘京平素有鑑別力，以知人而出名，戴若思的父親讓他找潘京交談，交談不多時潘京就稱讚他有公輔的才能。因為討賊有功，被賜予秣陵侯。元帝為晉王時，讓戴若思擔任尚書。中興建國後，讓他擔任中護軍，轉任護軍將軍、尚書僕射，戴若思都拒絕任職。徵發投遞名帖求官的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一萬人作士兵分配給他，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守壽陽，與劉隗同出京城。元帝親臨他的軍營，慰勞勉勵將士，臨出發時祭祀路神餞行，擺酒宴寫詩（送行）。
戴若思到合肥時，王敦興兵作亂，朝廷頒發詔令讓戴若思回兵鎮守京都，進封驃騎將軍，和右衛將軍郭逸在大桁的北面夾道修築營壘。不久南京失守，戴若思和各路軍隊進攻南京，朝廷軍隊失敗。戴若思帶領百餘名部下赴朝廷接受詔命，和公卿百官在南京見到王敦。王敦問戴若思說：「前面的戰鬥你還有餘力嗎？」戴若思不道歉回答說：「怎敢有餘力，只是力量不足罷了。」王敦又說：「我的這一舉動，天下人認為怎樣？」戴若思說：「看到的人認為是叛逆，體諒你的人認為是忠誠。」王敦笑着說：「你真稱得上是會說話。」王敦的參軍呂猗擔任台郎，有寫文章的才能，性情尤為奸邪諂諛，戴若思任尚書時，厭惡呂猗的為人，呂猗也因此十分恨他。
到了這時，呂猗勸說王敦：「周顗、戴若思都有很高的聲望，足以迷惑眾人，近來他們的言語竟然沒有愧色。您如果不除掉他們，恐怕有再次舉兵的災患，這是將來的憂患啊。」王敦認為他的話是正確的，加上平素忌恨他們，不久派鄧岳、繆坦拘捕了戴若思並殺害了他。戴若思平素有很高的威望，天下的有識之士無不為之痛惜。平息叛賊後，皇帝下詔追贈他為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號為曰簡。[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