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裡的學校(汪芳記)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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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裡的學校》是中國當代作家汪芳記寫的散文。
村裡的學校
我走在去學校的路上，一如從前。
在這條糊着水泥的機耕路上，當年我就是用無數個往返把日子串成線，那時，路上栽種的還是黃泥巴土，一到雨天，深一腳淺一腳的泥巴像煮熟的糯米，黏糊。那種不爽記憶猶新。
有多長時間沒有走過這條路？
就在這條去學校的路上，我仿佛看到了從前的自己，馱着母親用絳紅色粗布裁縫的書袋，有時急匆匆，有時要緊不慢。書袋上有三粒不規整的黑色紐扣，扣眼已經摳爛。書袋的絳紅色後來變成了污七八糟。一成不變的田間、地頭、水溝、塘坎把兩個村子連接起來，也形成了家和學校。
好多年來，這路上飄蕩的自己的影子一直沒有消失。
從家門口到學校其實只是一兩袋煙的工夫。但從前總是感覺長路漫漫，老是羨慕那些住在學校周邊的同學，跨一個門檻就進了教室，不緊跑慢趕，也不擔心突然間的狂風暴雨。如果遇到誰個到校第一的比賽，還最容易成為魁首。這種羨慕伴隨着小學畢業。現在想來，住在學校太近其實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到校第一」贏得不理直氣壯，比如不緊跑慢趕讓性子變得蔫皮，比如不風吹雨淋讓日子少了情趣。事物往往有兩個層面，種瓜的享受不到種豆子的滋味。
從前的學校已經沒有影子了，那些用碎石、青磚加上土磚堆砌起來的房子早被推到，經過一輪又一輪改造，房子大變樣。雖說依舊是平房，亮麗很多，不用思考，學校已經變成以幼兒園為主了，但比起其它地方還算幸運，畢竟學校保留着，有三五十個低年級學生還能在裡面搖頭晃腦念着「花落知多少」。他們像戰士堅守在這塊陣地！人口的大遷徙，鄉村小學的沒落不值得有什麼可嘆息的，相反應該感到高興，那些本該在這兒接受教育的稚男稚女，能離開鄉野到環境更好，師資力量、教學水平更高的地方接受教育總是令人欣慰的，不像我們當年，教室油紙做窗玻璃四面透着風，天上大雨，屋裡小雨，老師教的、學校注重的也主要是語文和算術，其它能免就免，最多學幾首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歌曲。處在這樣的環境中，多少狹隘了視野，在後來，「相形見拙」甚至伴隨着許多鄉里人一生。
從前的學生真是多啊。高峰期，從小學到初中每一個年級至少兩個班，低年級有時還招三個班，教室里坐得逼仄，講台下都是滴溜溜的眼睛，桌子板凳歪着胳膊斷着腿，吱吱呀呀，一個年級的學生遠遠超過現在整個學校的人數。這，除了大遷徙的因素外，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總算見到真功夫了。
我慶幸生活在一個讀書有用的年代！當年在小學讀了一年半以後就輟學了兩年，兩年後又接着往前讀，我有時會想：如果讀了一年半的小學後乾脆歇菜，或者和我之前的那些人一樣，書讀的再好也需要推薦，我現在不知會是什麼樣子？學一門瓦匠、木匠之類的手藝活掙大錢，要不到建築工地做小工工搬磚和水泥，再抑或像候鳥南去北來在某條流水線上三班倒或是街道口挖着下水道，甚至說不定幹了不法勾當收進監牢……各種可能都存在，包括富庶和貧病交加，比照那些生活，儘管到現在一事無成，日子也過得手長袖子短，但正如我上文說的「種瓜的享受不到種豆子的滋味」一樣，我還是喜歡今天的平淡無華和波瀾不驚。儘管有時也頹廢得「恨別鳥驚心」。陶淵明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像我這種資質，這樣的雞血道理不是只讀一年半書能夠理解的，這些都是學校教育的作用。
再次上學時社會開始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套一句其時的新名詞，叫「改革開放」，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對於我們這類人來說，最具深遠意義的是讀書變得可以改變現狀。它雖然來得有點遲，但救了一大幫子人，也救了我們這個飽經苦難、越折騰越苦難的民族。
學生放下鋤頭不再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了，老師放下思想包袱不再擔心大字報滿天飛。各行各業回歸本真，做自己本職的事。屠夫專心殺豬，菜農專心種菜，醫生專心治病，哲學家研究哲學，科學家提升科學本領，兒童用童稚的語言說着童趣，這才是一個正常社會應有的生存狀態。生逢變革時代，何其幸哉！但願這些基本道理，一百年也不改變。
就是在這所學校，我受到了最初的廉恥教育和文化學習。我以為教育的第一要務就是告訴人之為人哪些事必須做，哪些事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哪些事堅決不能做，我記得在這學校操場用黃泥土拌黃沙築成的主席台上，曾經有位近視眼老師（那時近視眼不多，戴眼鏡的人更少）對着台下黑壓壓的學生講，「做強盜從偷雞蛋試手」，並且還舉了一個其時本地因為做強盜犯案最後被槍斃的一個年輕人作為例證。那個人據說是個孤兒，家裡成分很好，從小就受到社會照顧，本應該有一個比多數農村青年還要好的前程，卻斃命於舉水橋頭下，這個例子印象深刻，從小讓我明白做人要有敬畏。教育的第二要務當然是學習文化，說大一點，人類的進步就是因為學習的結果。說小一點，就是通過不斷學習掌握知識和技能，從而讓生活變得豐富多彩。對於寒門來說，這還是改變命運的最好方式。教育當然還有其它要務，比如開渠鑿流，發掘天分。王安石有仲永之傷，傷的就是後天教育的缺失。說到底，教育就是要告訴人們誠實、勤奮、正直、善良、遵紀守法，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離開學校快四十年了，這校園還有些人和事留在記憶。二年級的時候，有個同桌，姓什麼忘記了，只記得名字中有一個「尉」，與蘇聯小說《青年近衛軍》裡面中尉、上尉是一個字。當時正流行連環畫（圖書），《青年近衛軍》也被改編出來，小學二年級沒有認識幾個字，看連環畫正合適，「尉」字也是從那圖書中認識的。那是一個從縣城轉到鄉下讀書的孩子，大概因為父母親工作忙，由鄉下外婆照顧。這樣的同學「鶴立雞群」，當然炫目了。炫目的不僅是他鉛筆、本子、橡皮擦無需盤算用之不盡，印着什麼兒童圖案的鐵皮文具盒，黃綠色的學生專用書包，重要的是他每個星期還有一角紙票子零花錢，自由支配。小學生手裡每周有一毛零花錢，對於鄉里孩子不可想象，真是不得了，也羨慕得不得了。而且他書包內老是有吃的零食，他也不太吝嗇，常拿出來分享，比如一顆小糖，四分之一塊餅乾，荸薺或半截甘蔗……還有他不想用的一兩寸長鉛筆，每每其時，就是幸福。同學讀了一個學期就走了，作為村學校的過客，不知他對這段往事還有記憶不?
還有一個同學印象深，個子高高的，清而瘦，對了，他的名字中含有一個「清」字，讀書用某個年級算術老師的話叫「銃也打不進」，但力氣大，做事肯出力，那時候每個班級都分有農場，一周或一個月要上勞動課，勞動課就是勞動，抬糞是最經常也最不願意做的事，每每此時，他最搶手，也幹得最多。他小學畢業就無緣中學了，估計即使讓他上初中自己也不願意。多年以後，在我異鄉工作的醫院，他找過來，因為腿子有病，為他開了刀，效果不錯。幾年以後，不知什麼原因竟年紀輕輕就不幸離世。回到老家，聽到這個消息很是唏噓。
老師當然也是有記憶的，那些記憶里的老師，健在的多半已經到了遲暮之年，不健在當然荒草萋萋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沒有帶過課的老師，屬鄉村教師中公認水平高的，據說文革初血氣方剛，大串聯時可能是某派別的小頭目或大頭目，到文革中期受到打壓，文革結束後，方興未艾起來。這樣有學問有思想的人自然受到重用，後來除了很早轉成公辦老師外，還擔任學校主要領導職務，事業蒸蒸日上，人生大放異彩。好日子過了不到十年，家裡翻修房子，封門檐時一塊不大不小的老式青磚砸在頸部，當即頸以下失去知覺。從縣城轉到省城，醫生勉勉強強治療了幾天後就告訴家屬往迴轉。往迴轉正好要路過我工作的鄉醫院。那是一個黑漆漆的夜晚，在迷糊中被人喊了起來，叫的是我名字中後兩個字，這在當時是很少有的。因為那時我參加工作沒有兩年，多數人在我的姓氏上加一個「小」，所以當聽到有人這樣喊就有些另類。等到整個腦子清醒時候，原來是小學時的另一位老師。從宿舍到門診部，老師告訴了上述情況。我到門診部去時，病人躺在麵包車裡，大聲喊着我的名字，同時，喉嚨的痰涎像煮粥似，咕咕噥噥，雖然醫術只懂皮毛，也知道那是嚴重的肺部感染，濕囉音和細小水泡音瀰漫着老師的全肺。老師找到這個地方也是因為半路痰涎堵得慌，一行人害怕在路上就要出問題，靈光一閃想到在異鄉的小鎮醫院還有這樣一個學生。我找來一根軟管和50毫升的注射器，將他喉嚨壅塞的痰液一點一點地吸了出來。那時候老師神志非常清楚，聲音也洪亮，喊着我名字說：「××，我怕再也是回不去了？」話音中是無盡的絕望。我只能說些不着調的安慰話，在黑夜中，看着麵包車緩緩離開。很多年來，一直記得那個寂靜夜晚絕望的自問或反問。轉瞬就是深淵，生命脆弱如此。老師回到家沒兩天就離開了人世。年齡五十上下。他的好夢被一塊黝黑的點綴苔蘚的窯磚擊碎，死不瞑目。帶着一肚子學問。
往事如煙難忘卻，心事迷茫恐又驚！
一隻寂寞的狗對着天空狂吠。也對着我。我在校園轉了一圈。不徐不疾。校園不再是從前的校園，但比從前的校園精緻，也逼仄。幾十個學生早放學回家了，旗杆上鮮紅的國旗迎風招展，連日的陰雨操場潮濕，一蓬蓬矮綠的小葉黃楊仿佛還沉浸在冬寒中，葉子毳毛碎落，毫無春天來了的跡象。我靜靜地站在操場上，仿佛聽到了從各個空寂的教室傳出來的一陣陣學生誦讀或老師講課聲，如針的音符鑽進我耳膜，雖然龐雜層次卻分明，我不需思考就知道哪種聲音出自哪片窗欞。高亢，低沉；清脆，婉轉；渾厚，童稚。老師的，學生的，像衝擊波，一輪又一輪……
很多年沒有這樣的感覺。
時光返流。歲月的容顏如一鋪畫卷緩緩舒開。昨天呈現在眼前。昨天是多麼年輕。
世間事，有什麼比年輪更讓人悲催?我一邊走出校園一邊感嘆，白駒過隙，華年不再，無論偉大還是卑微，都承受不住時光的鏽蝕，一樣被打敗。有些人再也見不着了，有些人即使再見面也形同陌路，那些紅塵中的邂逅，不像舞台劇能反覆排演。舊事淒迷，只能放在心中，默默懷念。 [1]
作者簡介
汪芳記，男，醫療工作者，作品散發省市報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