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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善
原圖鏈接 來自互動百科網
出生	1933年12月16日 山西朔州
國籍	中國
職業	收藏家

杜維善，杜維善，知名收藏家和古錢幣研究專家，榮獲上海市白玉蘭獎。杜維善1933年12月16日生於上海系杜月笙最小的兒子，排行老七。。妻子譚端言是上海灘有名的富豪、收藏家譚敬的二女兒。

人物簡介

杜月笙有十一個兒女。1951年杜月笙逝世後，杜維善的母親姚玉蘭帶着兒女及杜月笙的靈柩坐船到台灣。

四太太姚玉蘭是著名京劇演員，為杜月笙生養了二子和二女，杜維善、杜維嵩和杜美如、杜美霞。杜維善隨母親移居到台灣，完成了中等教育後，又赴澳大利亞學習地質學。留學的第三年，杜維善開始勤工儉學，到銀礦當礦工，鑽過礦井，畫過圖紙。杜維善畢業後回到台灣，做起了石油公司的地質師。

杜家只有杜美如和杜維善偶爾在公眾面前露面。不過，杜家後代的共同之處是都不走黑道，並且都受到良好教育，多數定居海外。杜維善定居加拿大溫哥華，也曾多次回國。

杜維善向上海博物館捐贈大批珍貴的"絲綢之路"古錢幣和中亞古錢幣之前，內地博物館在這個領域的收藏和研究幾乎是空白。榮獲上海市白玉蘭獎。自1991年起，杜維善已經先後7次向上海博物館捐贈古錢幣總計2128枚，並且承擔起為上海博物館培養專業人才的任務。作為顧問，他在上博的5樓還有一間辦公室。

父親杜月笙

《絲綢之路古國錢幣》 杜維善著
原圖鏈結 來源出處大中國

2007 年5 月的某一天聯繫到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杜維善時，電話那頭的聲音是一口標準的京腔，在電話里，杜先生把採訪約定在未來他回大陸的某個時機。

時間久了，這個約定也慢慢淡忘，偶爾想起，以為不過是謝絕採訪的一種婉拒。不料上月某天，突然接到電話，「我是杜維善，我到北京來了。」見面時坦率告知之前的疑慮，杜先生只淡然一笑：「我答應你的，就一定會兌現。」

75 歲的杜維善並不善談，談話中偶爾流露出的眼神也頗有幾分凌厲。每一位知道杜維善身世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將他與熟悉的一個形象暗暗作對比——那便是他父親杜月笙，這位被稱為上海灘教父式人物，幾乎成了舊上海的符號。

20 世紀60 年代起，一個偶然的機會，杜維善開始收藏中國古錢，時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頗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 年，杜維善將自己收藏的全套絲綢之路錢幣，捐給上海博物館，填補了一項空白。杜維善並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杜月笙之子的身份，他更願意以收藏家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因為父親與梅蘭芳、孟小冬的關係，杜維善也關注着陳凱歌的電影《梅蘭芳》，不過對孟小冬與梅蘭芳之間愛恨交織的複雜關係，杜維善坦言並不指望電影能展現多少。他最關心章子怡演的孟小冬究竟像不像。

遙遠的父親

對「杜月笙的兒子」這個身份有什麼特殊感受，坦率說，這問題我好像從來沒想過。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沒人認識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見，所以沒什麼特別的感覺。不過，自從做古錢收藏以後，知道我身份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會奇怪，因為大家認為我是個家庭背景很複雜的人，不可能有這種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選擇的，我也沒辦法逃避這種命運。

其實小時候跟我父親在一起的時候非常少。我母親跟父親結婚後，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 號，父親和前三位夫人——我們稱呼「前樓太太」、「二樓太太」和「三樓太太」住在華格臬路的老公館裡。老公館不是我們去的地方，印象並不深。

抗戰爆發後，父親先離開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慶，我們和母親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時間過得比較艱苦，平常用錢都得節省。記憶中，我們家很少吃米飯，都是麵食為主，我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那時候我才幾歲，父親多少有些擔心我們。上海政治性綁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偽政府的人把我綁了去，以威脅讓他趕緊回上海，那豈不很麻煩？不過我們那時候年紀小，也沒地方去。無非是出門上學，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時候喜歡逛上海四馬路，就是現在的福州路，那邊都是書店，我喜歡逛書店。

直到抗戰勝利的前兩年，母親才帶我們到重慶與父親團聚。因為父親的生意和產業都在上海，抗戰勝利後，父親回到了上海，先是暫住在現在的錦江飯店，我們住在另一個朋友家裡，彼此還是分開的。那時也不覺得父親的身份有什麼特殊，覺得一切很自然。所以，真正和父親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 年我們到了香港以後，但那時和父親接觸也不多。平時我早早就上學了，放學回來，吃完飯睡覺前，見了面叫一聲「父親」，然後就快快走開。平常我們吃飯也是分開的，我、姐姐和母親在一個台子上，父親和一班人在另一個台子上。

父親在我們面前一直很嚴肅，給我的感覺是很有距離，所以我與父親始終沒建立起一種親近感。一方面父親很忙，不可能經常和我們接觸；另一方面，在父親的觀念中，在杜家始終以正房的長子為大，所以家裡對外應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長女，所以比較起來，她跟父親的關係更近些。以往家裡來了重要客人，父親也會讓姐姐從學校回來陪同客人的女兒。就像在影視或小說里看到的一樣，在這樣一個大家庭，互相之間的明爭暗鬥是少不了的。

我的母親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會用心計，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中，如果不用心計就要敗下陣來。每位太太身邊都有一些參謀給她們出謀劃策，怎麼爭寵，怎麼奪權。母親也有很多參謀，有一次父親過生日，幾個太太事先商量，決定在那天都穿一樣顏色和式樣的旗袍，這樣大家平等。母親回來就問參謀這事情怎麼辦——如果答應她們的條件，那她終歸是四太太，要排在後面，顯不出地位；如果不答應，其他人肯定要數落她。那兩個參謀說：你先答應下來，她們說什麼樣的你就去做，母親也就依計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預備了一套。生日宴一開始，她與其他幾個太太穿一樣的衣服出來，可是沒幾分鐘，馬上去換了一件。這樣一來，眾人之中她突出了。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都是我們搬到台灣後母親跟我們說的。

前樓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 位夫人中，母親和孟小冬的關係是最好的，其他兩位夫人一天到晚地鬥爭。三哥四哥的母親就是和二哥的母親吵得一塌糊塗才帶着兩個兒子去英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

在杜家，兄弟間的鬥爭也很厲害，父親有11 個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個，因為我年齡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沒涉及其中。父親想培植大哥杜維藩，但實際上他是個阿斗。大哥喜歡喝酒，我父親常常罵他：你代表我請客，可是客人剛剛到你就醉了，你還怎麼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終是他，父親的觀念始終變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遺囑里，長子和長孫的遺產多一份，其他幾個都是平分——不過這些事情，也都成為舊中國的一個背影了。

多面的父親

很多人對父親的印象都來源於上海灘的那些電視劇，以為他們整天過的是刀光劍影、打打殺殺的生活。當然電視劇必須這樣拍，否則就沒人看了。

《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當年曾見過父親，還寫了一篇《杜月笙傳》，徐鑄成文章中說，以為像杜月笙這樣大亨式的聞人，縱使不是紅眉毛、綠眼睛，總該是一介草莽式赳赳武夫，但見面後，只是一個修長身材、面色帶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無縛雞之力，言談中也少帶「白相人」常說的粗話。我父親是個弱不禁風的人，聽母親說，父親剛和她結婚時還喜歡戴金剛鑽，因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白相人」，他們都喜歡戴金剛鑽，好像是一種身份。母親就跟他講，高級社會的男人不戴金剛鑽，他的這種習慣就一點點地改了。父親長年是一襲長衫，即便在家裡，領扣也系得緊緊的。不過抗戰前，蔣介石給過他一個少將的頭銜，他拍了一張穿軍裝的照片，他一生中僅有這樣一種形象。

父親因為小時候家境貧寒，沒怎麼受過教育，所以對我們的教育看得特別重要，一定要讓我們在可能範圍內受到最好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嚴，尤其是對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兩個耳光。在家中，父親的嚴厲具體是通過母親執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語沒考好，母親打了她十鞭子。

父親對文人一直有一種嚮往，也對他們很敬重。他結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為他的私人律師或座上客。章太炎與父親的私交甚好，1930 年父親在家鄉買了50 畝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為杜家編了家譜，還寫了洋洋千言的《高橋杜氏祠堂記》。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蔣介石、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上海市長張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場面很大。

章士釗曾做過教育總長，後來又在上海做大律師，所以那時他們的交往比較多。章士釗算是父親的私人律師兼參謀。很早前，毛澤東要送很多共產黨員到巴黎去，他找到章士釗幫忙，章士釗又來找我父親要錢，父親覺得各方面人都要結交，求到門下就要幫一下。

我父親也比較喜歡行老章士釗，在重慶時，章士釗和我們家住在同一棟樓里的樓上樓下。章士釗自己有個小書房，我每天給他磨墨，磨好了他來教我寫字。

後來到了香港，殷夫人還把章士釗用過的硯台送給我。父親發達後，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讓別人出面去做，與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點距離，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災害發生，父親一定出面組織賑濟。每逢春節過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為上海灘人都知道給杜先生拜年是不會空着手回去的。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年關將至，父親就讓手下到幾個銀行調錢到家裡來，還有米，米倒不成問題，因為老公館的管家萬墨林是上海商會的，所以無論多少米萬墨林都能拿來。那時候來老公館拜年是排着隊來的，包括很多窮人、乞丐，只要到大門口來給杜先生拜年，終歸是能分紅的。

父親的老家在上海浦東高橋，每年夏天他都要從藥房買大量的「痧藥水」、「諸葛行軍散」，送到高橋，挨家挨戶免費送發。這個舉動堅持了好多年，我還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到浦東老家去，是划船過去的，當時的浦東還是一片荒地，哪裡像現在的浦東。現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還有一棟小房子，是空軍某個部隊駐紮在那，其他全部沒有了。

父親有何評價

有一點是公認的：在民族大義上，他從來沒有動搖過。父親反日的立場始終沒有改變，我想這一點跟幫會有關係，老一代幫會裡的人對日本人有仇恨，幫會裡有很多觀念也傳襲下來。但最主要的是，父親有一個很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抗戰一開始，父親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的名義，聯合上海各界組織救護隊伍。即便在父親撤到重慶以後，海外很多捐贈的物資或救濟品，都由父親接收後運往內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像萬墨林、徐采臣，在日占區做地下工作，暗中幫助國民政府。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聖要逃離汪精衛陣營時，蔣介石就是通過我父親，要萬墨林暗中幫助他們。而日本投降時，國民政府要接收上海時，父親也做了很多穩定上海的事。

1949 年5 月1 日，父親帶着我們一家離開上海，在香港我們住在朋友為他選的堅尼地台18 號，這裡成了最後一個杜公館。很多人跟着我們家一起去了香港，算起來，老老小小有100 多人。那些人跟隨他多年，也可以說是從小打天下的人。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問題，也一直是父親的心病。父親的財產主要是留在上海的不動產，現金很少，所以到了香港後，家裡全部的現金只有10 萬美元， 是他早期存在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那裡的。當時父親本來想從香港到美國， 但是家裡人就將近30 人，這10 萬美元連簽證費都不夠， 所以父親最終還是放棄去美國的想法。其實如果他去美國，宋子良也會幫他的，但是他最終還是沒有走這一步，一方面是面子，另一方面也是一直在舉棋不定。

父親去世前不久，有一天，他讓姐姐把保險箱裡的一個信封拿給他。父親很喜歡也很相信姐姐，保險箱鑰匙歸她管。信封里有很多單子，原來都是別人借錢寫下的欠條。父親把那些借據都撕了。他說：我不希望我死後你們到處要債。他清楚很多借他錢的人從大陸跑到了香港，也沒有多少錢了，那些借條是還不來的，不能以杜家的身份逼人家還錢，我到現在還有萬墨林的借條。其中有一個人的借條上面是五百個金條的借據，這還不是最高的。父親那時候情緒很不好，也彷徨不定，身體也越來越不好。他本來就有哮喘病，後來更加嚴重，醫生越請越多，用藥越來越雜，身體卻不見起色。幾個月下來，他自嘲說：「如今我是拿藥當飯吃，拿飯當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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