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平凡人生(仰忠)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母親的平凡人生》是中國當代作家仰忠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母親的平凡人生
我母親邵金蓮，生於1928年2月2日, 農曆正月十一。我外公邵樟元，浙江省武義縣白洋街道（邵宅）下邵村人，系邵氏宗族第五房，務農為生。外婆徐桂英，娘家在白溪東村。
外婆生有二女三子，長女金蓮，幼年曾被裹小腳，但遭其反抗未裹成，少年時住縣城小姨家念完小學，跟小姨夫學過刻字。長子壽洪，後入贅上邵村姓邵人家為上門女婿，曾在金華地區機床廠（武義）工作，後下放回村，晚年享受下放職工統籌生活費。次子錫桃，幼年被送給縣城其小姨夫陸樟森為養子, 解放後陸錫桃曾在金華電廠、金華食品廠工作過，後辭職回熟溪村務農，八十年代後期落實政策享受退養職工待遇。次女金花和小兒子壽德，因家貧沒讀過一天書，後均在南湖農場工作直至退休，其中金花被下放農村（下邵）十多年，八十年代復職。
下邵村位於武義縣城東北部，距縣城十華里，東與白陽山相依，南臨武義江，西與後陳村接壤，北與石甲洞為鄰。舊時全村有糧田千餘畝，是浙中地區的魚米之鄉。
外公家境貧寒，全家居住的老屋，座落在下邵村岩塘巷騎路樓的小路邊，與胡土寅、邵子銀戶相鄰，更巧的是北靠盧保和（我岳父盧連達的爺爺家）隔牆為鄰。一家人睡覺、鍋灶飯桌、吃喝拉撒全擠在這兩間（其中一間有樓板）約60多個平方的房屋內解決。
外公兄弟四個，大弟弟森林，早年遷居後陳湖頭務農（終生未婚）。二弟森寶，我母親叫他為「三叔」，務農為生，生育一兒一女，即女兒邵月松，兒子邵子華，解放前夕森寶病故，其妻改嫁同村邵有洪家，生育二子，取名邵子富、邵子廣。小弟森好，也是務農為業，娶下廳前村翠花為妻，因未能生育，收養外村幼童德剛為養子。
外公綽號「樟元客」，脾氣內向，但有時也會偶爾發火，一次外公火氣上來，一怒之下竟用菜刀割下活牛的一隻耳朵。平時見五六歲的小兒子壽德不聽話，外公會拿刀嚇唬說要割他的耳朵，嚇得小兒子渾身發抖。
外公愛用長煙杆吸煙。有一次，他叫長女金蓮去買醬油，我母親頂嘴一句：「你自己不會去買啊」，豈料外公一怒竟隨手用長煙杆敲了過去，正敲中我母親的頭頂，頓時我母頭上被敲出一處傷口鮮血直流。
相傳1926年8月，外公參加邵宅鄉農民協會，之後也參加「長矛」即邵李清指揮的紅軍游擊隊，後被「政府」教育遣散回家。
由於外公外婆身體不好，子女負擔畸重，便將次子錫桃過繼給縣城刻字店的小姨夫（外婆的妹夫）陸樟森當養子。我母親也被小姨徐桂香接到縣城就讀於熟溪小學，長住小姨家，她還跟姨夫學過刻字，曾改名陸金蓮，後又改回姓邵。
當時的熟溪小學位於縣城東門腳，原人民醫院附近。母親在這所小學念書，曾因日軍入侵武義時停學近一年。據母親的同學九十多歲的王月秋老人回憶，她告訴我說：「你母親身材長，跑步快。小學運動會跑步項目上常得第一名。她還愛打抱不平，我們受到別人欺侮時，她會來保護我們。後來小學畢業後，你母親住在小姨家。解放初曾見過幾次面，後來就失去聯繫了」。
王月秋的丈夫徐斗齋先生，原在武義三中教書。他曾在1984年擔任壺山供銷社職工業餘高中語文班的老師，所以那時我去聽課才認識他，之後我倆成了忘年之交，從而認識了這位徐師母王月秋老人。
我母親小時候氣量較大，姨夫陸樟森給她的零化錢，經常上街買油條，分給同學們吃。學校里組織學生為抗日買飛機開展募捐活動，我母親都是帶頭把零化錢捐出去。
母親生前喜歡唱抗戰歌曲，她唱的《大刀進行曲》、《救國軍歌》、《南泥灣》，我們小時候都聽了許多遍。我最喜歡她教我唱的是《救國軍歌》：「槍口對外、瞄準敵人，一槍打一個，不打自己人，我們是鐵的隊伍，我們是鐵的心，維護中華民族，永做自由人。」
母親小學畢業時，已十六歲了。姨夫教她學刻字，所以我母親也會刻圖章的，但手藝學不精，沒有我父親那樣精雕細刻的高超手藝。不過如果沒有小姨徐桂香、小姨夫陸樟森的扶助，我母親可能也像其弟妹們一樣是文盲。因此，小姨、小姨夫的關愛是她日後改變命運的轉折點。所以母親不忘小姨、小姨夫的撫育之恩，經常去探望他們。（小姨夫陸樟森在解放初病故，小姨徐桂香1977年秋天在武義縣第一人民醫院病故。）
1950年，武義縣開展土改運動，人民政府對土地進行劃分，我外公家分得可耕土地17.723畝，並領到了蓋有武義縣人民政府紅色方印的《土地房產所有證》，其中房產（樓）面積0.1畝。據武義縣檔案館保存的土地房產清冊，邵樟元戶家庭成員六人：邵樟元、徐桂英、邵壽洪、邵壽德、邵金花、張銀妹（張銀妹系徐桂英的母親，我母親和舅舅陸錫桃的戶口不在下邵村，所以未列為土改對象）。
當時的土改政策是「生不再補、死不再還」, 也就是說: 清冊上有家庭成員名字的, 均等享有土地使用權和房產所有權, 任何人包括家庭成員不得侵犯其均等權。如果有死亡的其權利不再收回，以後如再出生的家庭成員也不再分配土地房產，也不享有其他家庭成員土改清冊登記的權利。
1951年冬，外婆徐桂英一病不起，病危時刻她惦記着已婚在外的長女金蓮。當時我母親隨丈夫到宣平定居做刻字生意。
有一天下午，母親收到一封來自武義下邵家裡寄來的「火燒信」，這是舊時寄信人用火燒去信封的一角，表示這封信是有十萬火急內容的信件，送信人見了一般不敢耽誤送信時間。母親拆開信件一看，原來這是一封三天前從下邵寄來告知外婆病危的「火燒信」。
次日早晨，父親雇了民夫推着一部獨輪手車，讓我母親坐上手車一側（當時我母親已懷孕六七個月）。那個年代，宣平至武義還沒有通客車，從宣平走路至武義下邵村足有一百多華里，要翻過崎嶇山路的樊嶺頂。
到了傍晚我父母緊走慢趕才到達下邵，而外婆已於頭一天去世，母親不由放聲大哭起來。有人告訴她：「金蓮哎，你媽媽死的真可憐唉，吐血時還叫着你的名字：'金蓮哎，你怎麼還不歸來的喔』。」 母親聽了之後更是傷心地大哭。
她一邊哭，一邊去掀掉蓋在外婆遺容上的利市紙，果然外婆眼睛睜着大大的，好象是在盼望女兒金蓮來能再看一眼，否則死不暝目一樣。說來也奇怪，母親哭着喊着：「姆媽啊，女兒不孝啊，歸來遲了啊……」這時，外婆竟然自己合上了雙眼，外婆享年才48歲。
1957年，外公也因病死亡。聽說他是生痔瘡爛肛門感染不治而亡，現在來講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外婆的肺炎、外公的痔瘡，如今來說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大病，但在過去缺醫少藥、家貧無治的年代，生了病就意味着存在不測風險。因此，我兄弟姐妹連外婆的面都沒有見過。
當年，小姨金花才13歲，小舅舅壽德才11歲，便成了孤兒，靠其外婆張銀妹扶養着，也就是我的外太婆。她是邵宅鄉下廳前村人，清朝末年嫁到白溪東村姓徐人家，生育二女一子，即長女桂英，次女桂香，小兒達福。徐達福小名「小銅鈿」，單身漢，解放初病故。
外太婆在解放前夕，因丈夫逝世，遷居於下邵女兒桂英家中。後桂英夫婦患病早逝，由她來照顧這可憐的小外孫壽德和小外孫女金花的生活。
1958年，外太婆病故。那時，我的小舅舅壽德年幼不懂事，把家裡的東西送人換飯吃。肚子餓了，就去亂抓一把別人家曬在外面的咸蘿蔔乾吃，結果落下了一個咳嗽引起的哮喘病根。之後，在我母親的幫助下，1959年16歲的金花和14歲的壽德姐弟倆前去南湖農場工作（姐干農活、弟看牛）。同一年，我小姨邵金花就嫁給大她十一歲的丈夫周充培（其在縣城壺山上街做釘秤手藝）。
2017年8月，我在律師辦公室，遇見一位當事人，名叫徐正伍，他是白溪東村人。於是我托他幫我打聽一下外太婆老家是否還有什麼親戚？不久他來，回覆說：他向村里幾個80多歲的老人討信過，只有一個老人還記得起我外太婆有兩個女兒名叫桂英、桂香，另一個兒子沒結過婚，解放初就病死了。如今我外太婆在東村已沒有親戚了。
二
1949年5月，父母婚後的第二年，他倆到宣平（現為武義縣柳城畬族鎮）縣城擺攤刻字，晚上住陳公記旅館，後租民宅居住，之後我兄弟姐妹四人相繼出生。
古老的山城，地處偏僻，經濟落後。一條筆直的太平街，算是縣城的主要街道。這太平街寬不過十米，長不到四百米。沿街有南貨日雜店、油紙雨傘店、裁縫店、藥店、布店等三四十家商鋪。解放後公私合營，這些店鋪均加入集體商業、手工業合作組織等單位。後來，我父親調到武義城裡工作，1959年又返回宣平，與照相館合併，組建為柳城照刻生產小組，隸屬於縣手工業局系統。
1958年，我姐八歲上了小學，我上幼兒園，我弟弟也一周歲了。我母親一心想去參加工作。於是，經人介紹，準備到汽車站工作。父親知道後，就說她到車站當售票員，工資也不高，萬一出了差錯，這點工資還不夠賠，所以沒讓母親去車站工作。同年12月，母親參加手工業單位，從事刻章業務，編為正式工，當年縣手工業局的《職工花名冊》的檔案中有我母親的名字。
1961年精減下放時, 我家六口人, 有三人即我母親、姐姐和妹妹要從城鎮居民下放到農村。武義縣手工業局派員去東陽縣黃田畈公社（現改為畫水鎮）溪南大隊落實下放事宜。東陽方面認為：仰觀松（我父親）在解放前就遷居武義娘舅家落戶，解放後沒參加東陽農村土改，所以黃田畈公社溪南大隊無法落實仰觀松家屬的農業戶口。縣安置辦公室只有收回下放指令，恢復我母等三人居民戶口。
1962年類似下放人員投訴，稱縣裡辦事不公。於是，縣手工業局又派員多次去東陽聯繫落實我母、姐、妹三人下放農村一事，均因東陽方面拒絕而無法落實。該局還派員到武義縣邵宅公社下邵大隊聯繫，邵宅方面認為：邵金蓮在解放前就出嫁遷居宣平縣城，解放後也沒參加邵宅鄉農村土改，所以無法接收邵金蓮等三人的戶口。
縣安置辦公室最後就把落實農村戶口的介紹函交給我父母，說以後哪個農村大隊會接收，你家三個下放人員戶口就落實在那裡。並停發了我母、姐、妹三人的糧票、布票，也停發了其三人計劃供應肥皂、火柴、白糖的購貨證。從此，我母、姐、妹三人成了戶口關係放在家中的「黑戶口」。父親和我兄弟共三人的計劃供應即每人每月24斤糧票共72斤糧食，要供全家六口人吃一個月，每天只有二斤四兩左右口糧，所以平時要買黑市高價糧度日。 記得小時候，母親每天用米不超過三斤，早飯下鍋的米基本上撈乾淨。餘下的米湯放入青菜，這就是全家六口人的早餐。中餐是把早上水撈飯燒成米飯後，先取三分之一左右留在晚上燒青菜泡飯，然後將中餐米飯分成六份（碗）。見孩子們吃不飽，父母又從自己那份米飯中扒一點給孩子吃。還記得父親有時僅買來一根油條，給我們兄弟姐妹四個人平分，醬油蘸蘸當菜吃。
那時候沒有布票是買不到布的，市面上也沒有服裝店。三個人口的布票不過三四丈布，供六個人做衣服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哥哥姐姐穿過的衣服縫縫補補給弟弟妹妹們穿。一年也只有在過春節之前，家裡才雇來裁縫師傅給大家做一套新衣服。天冷了，大家就各拿一隻竹篾鐵皮火籠取暖。所以，我們小時候就盼着早點過新年、穿新衣。
小時候，母親對我們管教甚嚴，小孩犯錯，她會用一把小竹椏「家法」伺候。有一次，我偷偷跟其他小孩一起到溪里了洗澡學游泳，母親知道後很生氣。晚上，母親施「家法」讓我雙膝跪在地上，然後用小竹椏進行抽打，教訓我以後還敢不敢再去玩水，無意中母親打飛了我嫩小的左臂一塊皮肉，至今留有疤痕。我長大後才知母親的嚴厲懲罰，是多麼地愛我啊，她是生怕我年紀小去游泳萬一遭到溺水不測才打我的，自此我再也不敢獨自跟小夥伴們去游泳了。
由於我小時讀書不用功，作業題也經常會做錯。於是，母親施出一招，她早起做飯時，就把我從被窩裡掀出，叫醒我起床背誦課文。母親在一張紙的當中挖出一個小洞，然後遮住語文課本，只讓課本從小洞中只露出其中一個字，讓我念這個是什麼字。本來我對「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背的滾瓜爛熟，而且依次能辯認出這些字的讀音。母親這一招，使我無法依次辨讀，所以又少不了母親小竹椏的「家法」教訓。
為了培養孩子從小樹立勤儉節約的良好習慣，父親給我們兄弟姐妹各製作了一隻儲蓄小木箱。平時，我們把父母給的零化錢投進各自的儲蓄箱裡。有一次我背着父母，用器夾從儲蓄箱的入口夾出一張五角紙幣，自去百貨商店化了二角六分錢，買來一本塑皮小筆記本。回到家，被母親發現了。她手持小竹椏拷問我：買筆記本的錢哪來的？我如實交代「作案」經過。母親責令我一起去百貨商店，退掉這本塑皮小筆記，拿回來二角六分錢，湊回五角重新投入儲蓄箱。這件事對我教育非常深刻，母親的嚴恪管教在我這童年的心靈中播下了誠實奮進的種子。
1968年5月，「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柳城手工業造反派不分青紅皂白，將我父親關在工商聯隔離審查。他們污衊我父親，並扣上叛徒、內奸、工賊、反革命等莫須有的罪名。慘無人性地拷打我父親三天三夜。
柳城公社文攻武衛聯合總指揮部還將我母親關在沈家祠堂，進行所謂的隔離審查。他們認為我母親既不是居民也不是農民，沒有戶口，屬於黑戶口，必須嚴格審查，因此，母親被無故關押了一個月。在關押期間，一日三餐都由家裡人送去，但家人送飯不得進入，由造反派守衛轉交。有一次中午父親燒了一碗蛋炒飯，豈料被守衛偷吃一大半，後來母親釋放回家才知道的。
父親微薄的工資收入，難以維持全家生活。為此，母親向農家學編織岩草繩，據說這岩草繩是沿海漁民用於釣帶魚的。她每天起早摸黑，雙手磨出血泡，但仍堅持編織岩草繩。
1972年，武義縣內務局動員我下鄉支農，承諾只要我去插隊支農，就把下放十年未落實戶口的我母親、妹妹的戶口恢復城鎮居民（我姐姐作為知青，其戶口於1969年落實到桐琴公社東皋大隊）。所以同年4月，我前去邵宅公社下埠口大隊支農之後，我母親、妹妹才得以恢復居民戶口。
後來，母親被招入柳城五金綜合廠為臨時工，從事做臘燭、自由夾等生產加工，一干就是十多年。
三
2001年1月，我父親不幸病故。母親還是比較樂觀的，她節哀順便，獨自一人生活。我曾勸她與兒女們住在一起方便照顧。但她總是說沒關係的，其實她是會抽香煙的，怕住在一起會影響我們的衛生與健康。
母親是個佛教信徒，幾十年來，她供奉着菩薩。每逢初一、十五，總是點上蠟燭香，並開啟錄音機一遍遍地播出「南無阿彌陀佛」的念經歌。她曾說：一天要念一千個阿彌陀佛，保佑我們。是的，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小時候，母親曾幾次帶我們到永康方岩拜「胡公」，去之前的七日內天天吃素，很有誠意。
母親生前生活十分節儉，從不亂花一分錢。她沒有退休金，僅靠三百多元遺屬補貼度日。我每月會按時給她二三百元錢，姐妹和弟弟都和我一樣孝順母親。可是她捨不得用錢，把錢省下來存在銀行里。後來（2009年），我們在整理她的遺物時，居然還有放在枕頭底下三萬多元的銀行存單。 她生前最關心的是我女兒少君，因為少君是剖腹產的，嬰兒個頭小，身體比較弱，九個月斷奶後，基本上是我母親一手抱大的。當時，父母還居住在柳城，而我們都在遠離上百里的武義城鄉上班，女兒由她們帶的。那時條件差，沒有什麼尿不濕，更沒有空調。餵嬰兒吃的，是唯一金華產的全脂奶粉，所以，當時她帶小孩是非常地辛苦。
我母親常年吸煙，肺不太好會有咳嗽，因此喜歡吸雙葉牌薄荷型香煙，平時愛吃薄荷涼糖。一到冬季，母親就會戴個帽子，聽說是生我那年犯了病，從此天一冷就須戴帽。
2007年2月28日，農曆正月十一，是我母親八十歲的生日。這一天，我吹着笛子，母親唱歌，很是高興。我用錄音機錄下了這段母子合作的歌曲《南泥灣》，成了一曲千年絕唱。晚宴上，來自本家親戚紛紛來敬酒，祝賀我母八十大壽。穿着孫女買的紫紅棉襖，戴着孫女婿買的玉手鐲，母親好不高興啊，也顯得年輕了幾歲，她包紅包給大家每人一個長壽包。
2009年春節之前，母親感冒，我妻子陪她去醫院治療掛瓶。
春節過後, 年初八的晚上, 我開車把母親接來吃晚飯。她身體儘管很虛弱，飯也只吃了一點點，但是坐在沙發上還唱過歌。我當時要母親唱一段越劇，她便唱起越劇《盤夫索夫》中的一段：「官人好比天上月，為妻好比月邊的星。月若暗來星亦陰，月若亮來星亦明……。」 來我家吃晚飯的親戚朋友們聽了，都說我母親唱得真好。
正月初十晚上，我和妻子像往常一樣，每天都會去母親家裡坐坐聊聊。這天晚上，我姐姐弟弟也在母親家裡。當時，母親正坐在床邊沿，臉色蒼白稍有咳嗽，我妻子買來了一瓶川貝枇杷露糖漿。
一會兒，母親小便後坐回床邊沿時，突然抖了一下，雙眼閉着，臉色黃蠟蠟的。我們見狀，馬上勸她去醫院住院治療。母親聽了，忙說：不要緊的，明天再去看病。這時只見母親的臉色又紅潤一點了，我們看看也相信不會出什麼大問題，所以就答應母親第二天去醫院看看。
晚上九點多鐘，我們起身要離開時，母親還拿着手電筒，在房門口照亮我們下樓。她還說：「明天是我的生日，你們早上過來吃索麵蛋喔。」 我們說：早上就不來了，晚上大家一起吃晚飯。豈料這竟然是母親與我們訣別時的最後一次對話。
2009年2月5日上午九時左右，我妻子和我姐姐去母親家，想帶她去醫院看病。敲門好幾下，沒有回應。我姐用鑰匙打開門進去一看，母親已經去世了。經打電話給當警察的侄子通過法醫諮詢，確定為當日凌晨四時左右去世的，可能是心肌梗塞造成的。方桌上那瓶川貝枇杷露糖漿只剩下三分之一，可見母親當晚身體難受，起床喝過幾次川貝枇杷露糖漿。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前兩天還會唱越劇開開心心的母親，今天居然駕鶴西去與我們陰陽兩隔。
事後，大家都很後悔，如果昨夜送母親到醫院，可能就不會發生死亡；如果昨夜有子女陪在身邊，就可能及時發現。但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現在想這些如果、可能，又有什麼用呢？
這一天上午，我正在法院辦事，突然接到妻子報喪的電話，我頭腦轟的一下不知所措。法官見後馬上說：你先回家，案件下次再辦理。我暈乎乎地走出法院門口，坐入汽車駕駛室。此時，我頭腦一片空白，天昏地黑的感覺，連車怎麼發動也忘記了。過了一分鐘左右，我哇哇大哭起來。又過了二分鐘，我漸漸清醒了許多，心想一定要安全地開車回家，這才發動了汽車引擎，緩緩起動回到母親家。在上海工作的女兒女婿也聞訊當天趕來武義。
我與女兒商量，要為我母親舉行一個告別儀式。晚上，我含淚寫悼詞時，女兒說：奶奶待她恩重如山，也動筆寫了「給天堂奶奶的一封信」，待告別時她也要向奶奶說幾句……。
我母親一生關愛子女、敬佛求佑、心地善良、艱苦樸素、精神永駐。她生與死同為農曆正月十一，即生日所生、生日所死、做人圓滿、人間罕見。
母親的不幸去世，給我精神上的打擊是萬分巨大的。多年來，我常常暗暗流淚，但任何思念與內疚都無法彌補我自己當年的一時疏忽。
母親雖然離開了我們，但她卻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母親的善良、誠實、勤奮的不朽精神與世長存。[1]
作者簡介
仰忠，執業律師，浙江省金華市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往事煙雲》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