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行漸遠漸如煙(韓煥忠)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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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行漸遠漸如煙》是中國當代作家韓煥忠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漸行漸遠漸如煙
——回憶我的大學時代
1990年9月至1994年7月，我在山東大學歷史系讀本科。不知不覺間，我們本科畢業都三十年了，許多往事也已記不起來了。我想，趁現在還有那麼一點模糊的印象，應該趕快寫下來，能寫多少就寫多少，就算作寫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吧。
初入山大
記得剛上大學時，我走進宿舍（學生宿舍10號樓529室），發覺已經入住了好幾名同學，但大都出去了，只有一位同學很安靜地坐在窗前，凝視着窗外校園的景色。我放下行李，就與這位同學攀談起來，我很快就發覺，我根本聽不懂他的話，於是就根據我的猜想與他暢談了很長時間，最後終於聽懂了一句：「我沒聽懂你講的什麼！」這位同學叫劉俊松，來自雲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17號。後來我到昆明旅遊和開會，在翠湖公園的美景中徜徉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想到這一幕，很興奮地對同行者說：「我一上大學，見到的第一個大學同班同學，同宿舍的舍友，就是來自這裡的翠湖北路17號，我們倆說了大半天的話，結果只相互懂了一句，就是'我沒有聽懂你說的什麼』！」同行者也覺得很好笑，連聲問：「怎麼會呢，你的普通話雖然口音很重，很好懂啊，昆明話也不難懂啊！」我說：「這是現在，當年可不是這樣的。」
泡圖書館
在一次比較小規模的同學聚會上，有同學提到我當年經常泡圖書館的事，心直口快的曾憲光同學當即就說：「他既不會踢足球、打籃球、打排球、打乒乓球，又不會打勾擊、打麻將、鬥地主，他啥都不會，想吃喝玩樂又沒錢，你說說他不泡圖書館他能幹什麼！」話糙理不糙，當年確實是這樣。
那時我經常去山東大學圖書館的期刊室和過刊室。期刊室在二樓東頭，有各個大學的文科學報，也有《讀者》《青年文摘》《中華英才》等休閒性的刊物和畫報，還有各種報紙。我沒有什麼閱讀目標，就是亂翻一通，看到特別感興趣的，就坐下來讀一讀。有一段時間我好像對曾國藩攻滅太平天國的策略特別感興趣，進而擴展到李自成進京、朱元璋建明滅元的策略，看到這方面的論文都會認真閱讀。期刊室因為去得太多太勤，與管理員也就比較熟了，他有時候有事需要外出一下，就讓我坐在他的位置上，替他管理一會兒。過刊室在一樓東頭，那時我對「氣壓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的龔自珍很感興趣，凡是論及他的詩歌創作和思想觀念的文章我都想找來讀一讀，對「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辛苦立中宵」的黃景仁也想多了解一點，故而經常在過刊室里尋找這方面的文章，特別是過期的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我幾乎每期都翻看過。
圖書館裡去的最多的地方，還是一摟西頭的庫本閱覽室。在那裡，我閱讀了大量的名人傳記，如《李白與杜甫》《梁啓超傳》《俾斯麥傳》《孫中山傳》《韓復榘傳》《李宗仁傳》《三松堂自序》《侯外廬自傳》等，閱讀了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馮友蘭多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劉笑敢的《莊子哲學及其演變》，還有大量研究老子、孔子、莊子、陸象山、王陽明的著作，其中羅根澤、張默生，特別是張恆壽研究莊子的著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好像還讀過李澤厚關於中國古代思想史和德國古典哲學的論著，佛教的書肯定看過一點，但印象不是太深刻，雖然已經知道有一位方立天教授，是研究佛教的大家，但還沒有系統地閱讀他的著作，更不會想到此人將來會與我有什麼關聯。因為經常去翻看的緣故，我對於某本書在某個位置放着都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泡圖書館，我的大學生活開始變得非常充實。也許是因為讀的書多了，人也莫名其妙地變得非常自信起來，我從來沒有為我的什麼都不會產生過自卑感。後來工作了，我喜歡去濟寧圖書館；讀碩士，讀博士，更是喜歡去資料室或者圖書館。我常想，將來我要是能當上一名圖書管理員就心滿意足了，這樣不僅可以掙工資，養家糊口，還可以讀很多自己想讀的書。但我的這種想法總沒有實現的機會，不能不說是此生一個天大的遺憾。
暑期打工
1993年暑假，我在山東大學出版社營業部打工，就沒有回家。這個營業部的業務大體上有這麼三項：圖書批發和零售，雪糕和煙捲零售，檯球。打工者三人，具體分工時：我擔任營業部主任的要職，負責進貨、送貨、安保、衛生以及每天上午8：30～12：00的櫃檯值班，日薪8元；經濟學院的女研究生祁寧負責12：00～16：00的櫃檯值班；山大某老師的妹妹小艾負責16：00～20：00的櫃檯值班。20：00之後營業部內外院門落鎖，我就睡在營業部隔壁的房間裡。
那個暑假，耿德良、謝明軍也沒有回家，所以就經常跑到出版社營業部找我玩，或者與祁寧、小艾聊天。
由於經常在火車站、山大庫房、山醫大、山工大、洪家樓批發市場進貨，送貨，那個假期我蹬三輪車的技術獲得了飛速發展。我曾想，如果實在混不下去了，蹬三輪也是我可以考慮的一條謀生之路。
到這裡打檯球每小時多少錢我忘掉了。如果客人僅有一人，我可以陪着打，客人打輸了按小時付錢，我打輸了客人不必付錢。有些時候，德良和明軍在那裡打着玩，有客人過來，他們陪着打一會。也許是為我的業績考慮，那個假期，他倆的球技也都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我每天早晨起得都很早，打掃好衛生，會在營業部左側的小樹林中打幾套太極拳。有一位老先生，姓孫，唐山人，是山大一位老師的父親，退休了，隨同兒子居住，看見我打太極拳，想跟我學，我不要學費，他就時常買個西瓜過來一起吃。有一天他帶了一名十七八歲的小女生，說：「韓教練呢，我是你的老學生，這個小姑娘要跟我學，我現在還沒學好，就麻煩你再收個小學生吧。」我說好吧。
這小女生胖胖的，挺白淨、挺好看的，但姓甚名誰，我現在忘掉了。她除了學太極拳外，還想學英語，我大概指導過一兩次，因為太忙了，就轉介給德良、明軍他們去指導，後來主要是德良指導。德良的輔導工作就在小樹林的石桌石凳上進行，有幾次我走出營業部的院子，都看到德良在認真的講，那女生也很認真的聽，而且「德良哥哥，德良哥哥」的叫得也特別甜。這一聲「德良哥哥」，我想，可能就是德良那一假期所收穫的最主要的輔導費吧。
我和德良、明軍有時在山大南路的路邊大排檔聊天喝啤酒，德良不喜歡喝酒，參加的少些，我和明軍經常光顧那兒。那時一紮新鮮的趵突泉啤酒好像就是五六毛錢，一盤花生米或者糟毛豆大概是兩三毛錢。總之，只要兩三塊錢，就足以讓我們兩三人酒足飯飽，呈現出暈暈乎乎、怡然自得的神情來。
我有時想，如果我大學畢業後，直接租個門面房，搞點什麼經營之類的，也許早就過上了比較富足的生活，不致如後來的進曲阜、上北京、南下香港，全國各地到處跑，終日淒悽惶惶，少有寧時。明軍大學畢業後進入一家民營企業，後來該企業破產，他幾經周折，與朋友們一起創立了聞名全國的九陽小家電。德良畢業後分到山醫大檔案室，後來山大、山醫大、山工大合併，他又算回到母校，現在還擔任着山東大學檔案館副館長的職務。
回首當年，我有時會生起「同學少年俱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的感慨和自豪。
鄭佩欣老師
有一次刷手機，刷到一個鏈接，說到陳寅恪先生的學生中有一位鄭佩欣。其實鄭佩欣老師也曾經給我們上過課的，而且我覺得鄭老師的課是非常耐聽的。
鄭老師最擅長挑選出最有代表性的史料，很工整地寫在黑板上，然後娓娓道來，對這段話詳加分析，讀出許多我根本看不出的內容。有時我想：鄭老師對那麼多的書難道都會背嗎？鄭老師個頭不高，講起話來慢聲細語，從無疾言厲色，給人一種非常和藹可親的感覺，宛如曾經親自經歷過一般。鄭老師給我們上的是《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他從來沒有對我們說過他是陳寅恪先生的弟子。如其不然，在學統四起的今天，同學們大可以陳寅恪先生的再傳弟子自矜一番。鄭老師講晉代大地主的莊園經濟時，說到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喜歡乘坐牛車在自己非常大的莊園裡隨便轉悠。有一次，王戎正在巡視自家莊園的時候，忽然有僕人向他報告說他大老婆與小老婆正在吵架，眼看就要打起來了。王戎害怕小老婆挨打吃虧，於是急忙趕着牛車往家走。王戎平常辦事說話都喜歡慢吞吞的，保持一種氣定神閒的貴族風度，但這個時候他顯然顧不得許多了，有點心急火燎要趕回去，就不停地用手裡的棍子打那個拉車子的牛的屁股，以至於把棍子都打折了。同學們聽到這裡，無不會心一笑！
現在想來，鄭老師給我們舉王戎這個例子，其意在說明魏晉士族的莊園非常大，他們在這樣的莊園之中自給自足，過着神仙一般的生活，與當時朝政紊亂、百姓流離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們當時注意到的卻是富豪家的妻妾爭寵，顯然是想歪了。
胡新生老師
在山東大學歷史系學習不久，我發覺，各門功課中，我最喜歡的，還是《中國思想史》。最早給我們開這門課的，是胡新生老師，他當時負責講先秦兩漢思想史。
那時胡老師博士畢業不久，剛過而立之年，還很年輕，胖胖的，個頭不高。他講課時，也是先板書經典中的語句，然後進行解說和闡發。總得來講，他的思路很清晰，講解也是非常簡明扼要。我的聽課筆記也是抄下他的板書，在下面偶爾也記一二句他的講解得特別精彩的話。胡老師講到莊子思想時，我當時認為《莊子·天下》是站在儒家立場上評價墨子、宋研、尹文、田駢、慎到等人的，胡老師給我糾正，說是站在道家立場上說的。我到今天為止，依然認為，《莊子·天下》中說「天下之治方術者眾矣」至「道術將為天下裂」那一大段更為符合儒家的思想觀念。
那時系裡為了提高大家的學習興趣，號召同學們寫小論文，然後請各位老師給予專業指導。我寫了一篇三四千字的小論文——《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形成宗教？》。我覺得，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即中原地區，處於溫帶地區，在這裡生活的古人類謀生極為不易，故而重實際而少玄想；儒家在此環境中形成，故不語怪力亂神，主張「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社會影響巨大，對墨家、神仙家、方術家演化為宗教也起到了很強的抑制作用。我們說，歷史往往愛給人開玩笑，我本來是認為中國沒有宗教的，結果卻要以研究中國宗教而終其一生。
我的這篇小論文，還有張麗萍的一篇小論文，都分配給胡老師指導。某天下午，應該是比較熱一點的季節，張麗萍打電話與胡老師約了一下，我們就去胡老師家裡談話。胡老師家就一間房子，一張雙人床占了房間的三分之二的面積，床頭上有一個小書架，滿是書，我們坐在床下的小板凳上聊了一個小時左右吧，大意是鼓勵我們多看書，多積累，找到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
後來胡老師還開過一門《公文寫作》，講十類十五種公文的寫作方法。他每講完一種，都要我們現場撰寫一篇，下課時交給他。他下一次上課，首先對上一次提交的作業進行評述，點名表揚一下誰寫的比較好，不點名說一下某篇擬寫中的不足，然後發給我們，講解新的內容。講解完畢，布置現場作業，他收好後下課。如此周而復始，一學期基本都是這樣。
1994年大學畢業之後，我都沒有再見過胡老師，也沒有聽同學們談起過他。其實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文秘，每天都和公文打交道；再後來我考研究生，所從事的專業也是專門史（思想史）。可以說，胡老師當時所教的這兩門課對我後來的人生影響還是非常大的。
王曉毅老師
魏晉南北朝思想史本來是由齊濤老師給我們講的，他講了幾次，要從歷史系調到出版社當總編去了，就改由王曉毅老師給我們講。王老師胖胖的身材，大大的腦袋，頭髮基本接近全禿，因此腦門上就有一種要大放光明的感覺。
王老師講正始之音時，講到何宴是曹操的養子，平常「粉白不離手」，就是很喜歡塗脂抹粉，因此給人一種非常白淨的感覺，曹操很是喜歡他，就把自己的女兒，後來封為金鄉公主的嫁給了他。曹丕這幾個親兒子很嫉妒他，就請他吃火鍋，讓他吃得滿頭大汗，心想他只要一擦汗就會露出自己的本來面目，沒想到何晏確實吃得滿頭大汗，也確實不停地拿汗巾去擦，但卻是越擦越白。曹家兄弟這時明白了，何晏雖然喜歡塗脂抹粉，但卻是真的長得很白淨，並不是塗脂抹粉的結果。王老師講這個故事時，我在想，魏晉時期中國有火鍋嗎？現在想來，中國古代權力的象徵物——鼎，其實就是一種火鍋，在裡面煮了肉一類的東西，撈出來就吃，不就是今天的吃火鍋嗎？這樣想來，王老師講得也沒什麼毛病。王老師講到中朝玄學時，還講到那時有一種習俗，就是在夏至的時候，喜歡把自己家裡最寶貴的東西拿到大街上去曬，用今天的話說，是意在炫富。他說阮咸，就是阮籍的侄子，就用棍子挑着個大褲衩子去街上曬，有人問他這是幹什麼，他說：「未能免俗耳！」王老師講着講着，我們還沒有感到好笑的時候，他自己就已經樂不可支，笑得前仰後合，反而讓我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現在想來，可能是他笑點太低了。
王老師講課的內容我無法記得許多，但他有時講的一些題外話，或者牢騷話，我卻還記得幾句。如，他說到自己這一輩子都不願做學問，而是想當官，結果卻搞起學問來了；齊濤是最想搞學問的，結果卻當官去了。他說女人比男人心狠，因為他認識的那些返城的女知青們全部拋棄了鄉下的泥腿子丈夫，另行組織起新的家庭，而那些返城的男知青們都還與鄉下的黃臉婆維持着婚姻關係。他說制定標準是對有權者享受待遇的保證：如規定處級住三室一廳、科級住二室一廳、職工住一室一廳，處級絕對會按標準住上三室一廳的，科級和職工能不能按規定住上房子，就要看工程進度和房屋多少了。如此等等，都很有趣，而且我閱世漸深，也發覺確實是這麼回事。每次回味，都覺得很有啟發。王老師博士論文的題目是《中國文化的清流》，那時已經出版，我泡在圖書館庫本室里看過一遍。後來我講《中國哲學史》，給學生們講到魏晉玄學時，基本上就是從王曉毅老師販來的那點東西。
王老師後來去了清華大學，大約2003年初的樣子，趙慶文正好在清華參加培訓，他知道我在人民大學讀博士，就約我一起去拜訪王老師。我們就坐在他家的北陽台上，看着樓下空曠的高爾夫球場，說着當年、玄學、佛教的事情，然後他在清華大學教工食堂請我們吃火鍋、喝啤酒。我回來後告訴我的導師方立天先生，方先生讓我代他送一套他的著作《中國佛教哲學要義》。還沒等我送去，「非典」發生，學校封閉。開禁之後，我將方先生的著作交給了趙慶文，請趙慶文送了過去。
王學典老師
在我本科時代的各位老師中，目前最有名氣、最具影響、最為活躍的，要數王學典老師了。這不但因為那兩道潔白、濃密、修長的眉毛為他贏得了「白眉大俠」的聲譽，不僅因為他兼任着山東大學《文史哲》雜誌的主編，文史哲研究院的院長、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等學術要職，而且還因為他是全國政協常委，可以端坐在北京中山堂和人民大會堂里，聆聽國家主席的報告，真正算得上是與聞國政了。但在給我們上課的1991年前後，他大概三十五六歲時，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一位孤獨、寂寞、無可奈何和侘傺失意的踽踽獨行者。
那時王老師給我們上的是《史學概論》。這門課本來是發了教材的，就是王老師的導師葛懋春和項觀奇兩位老先生編著的《歷史學概論》，但他給我們講課時從來沒有按照，也沒有用過這本教材，而是直接講他自己的思考。他講課時經常提到黎澍這個人，在當時可能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歷史理論家。王老師或者對他說法的正確性進行論證，或者對他說法的不夠完美進行補充，或者對他的某個說法進行商榷。那時我就隱隱地感覺到，鼎鼎有名的黎澍先生和藉藉無名的王老師之間，未必有直接的交往，但王老師卻一直在脈脈地關注着這位黎澍先生，對這位黎澍先生形成了一種極為深刻的熟悉感。也許，黎澍先生可能就是王老師早年學術上的領跑人，在他內心中無數次展開激烈辯論的對象，激發他深刻思考學術問題的思想者。我想，長久關注一位學術大師，思考他思考的問題，演繹他演繹的理路，思維他思維的方式，反省他反省的觀念，不知不覺地隨着他進入學術的殿堂之中，進而達到時代所能達到的至高點，這可能就是王老師實現學術騰飛的奧秘所在。
王老師上得講台，先是在黑板上抄寫一段經典性論斷，然後轉過身，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論起來。我坐得比較靠前，也時常去給他擦黑板，我覺得他既沒有看黑板，也沒有看聽講的同學，可能是半閉着眼睛，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雖然聲嘶力竭地講着，卻總好像是在喃喃自語，他想說服的好像不是聽眾，而是他自己，與其說他是在講課，還不如說他是在思索。王老師說，客觀的歷史和記載的歷史是不同的，記載的歷史不可能真正全面、準確地反映，只能儘量地接近客觀的歷史；記載歷史的人都是從自己的時代出發，在某種思想的指導下觀察和思考客觀歷史的，因此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說歷史是英雄和偉大人物創造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其實歷史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創造的；人們總是習慣說歷史證明了什麼，其實歷史什麼也沒有證明，歷史前進的方向不是任何一個人期望的目標，而是參與歷史創造的各種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合力的結果；研究歷史在古代具有資政的作用，近代以來具有總結社會發展規律的作用，在現代可以滿足社會大眾對歷史文化的求知慾，統治階級是願意也必然會養活一大批歷史學家來論證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他講課時首先提出觀點，然後對這些觀點進行論證。王老師不管我們聽或者不聽，因為無論我們聽還是不聽，他都在講他的。在那個下海經商成為潮流、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想着如何先富起來的年代，他確實顯得有點另類。
有一次，教我們中國近代史的李岫老師邀請幾位同學到她家吃飯，我提到上周日幫助教我們歷史文獻學的周曉喻老師搬家，王學典老師也去了，我們都在扛書，搬桌子、抬廚子，王老師力氣小，身體弱，一個人跑來跑去，不是抱個枕頭，就是拿個沙發墊子，也跟着忙活了大半天，沒吃飯就走了。李岫老師立即說：「王學典是山東大學歷史系最後一位理想主義者。」這是當年與他年齡相仿的同事對他的評價。
曾振宇老師
好幾年前，大概是2014還是2015年，我記不清了，華僑大學張雲江教授發微信告訴我，他們學校馬上要成立儒學高等研究院，由分管文科的副校長親自出任院長，並且從山東大學聘請曾振宇教授出任執行院長。他問我：「你不是山東大學本科畢業的嗎？曾振宇教授，你認識嗎？」
我說：「豈止是認識？曾老師還是當年我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呢！」「哦？你們還有這層關係？」我還保留着當年畢業時山東大學發給我的成績單的複印件，當即找了出來，用手機拍照發給他看。在畢業論文一欄中，題目：「試論韓非的賞罰學說」；評語：「該文選題比較新穎。從賞罰學說這一角度入手，分析韓非法學理論的基本特點，論點紮實，論證比較充分，徵引的資料比較典型。成績優秀，達到了本科畢業論文水平。」指導教師：「曾振宇」；成績：「優秀」。（引文均為曾老師鋼筆手書）他可能將這一照片發給曾老師看了，所以過了一段時間，還與我談起：「曾院長說了，確實是他指導的，這個有簽字為證，推不掉的。哈哈！」但是後來山東大學沒有放曾老師南下，所以華僑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最終還是沒有成立起來。
2019年我應曲阜師範大學駱承烈先生的召請，到山東嘉祥參加曾子孝道思想研討會，該縣成立了曾子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曾令霞女史告訴我說，他們聘請的院長是山東大學的曾振宇教授，也是曾子後裔。我說：「曾振宇教授可是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指導教師啊！」我們本來沒有多少話題可以交流，因為提到曾老師是她們的院長，是我的指導老師，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共同話語，氣氛馬上就活躍了許多。再談到周海生等一班好友都是他們的特邀研究院等，似乎就有了說不完的話題。
2023年我在到山東嘉祥，參加山東大學宗教學專業與濟寧佛教協會聯合舉辦的儒道佛三教會通研討會，再度見到曾令霞副院長，她向同事們介紹我說：「這是蘇州大學韓煥忠教授，也是我們研究院院長曾振宇教授的學生。」這時曾老師已經有碩士研究生畢業後進入曾子研究院工作，所以我不得不說：「我只是曾老師指導過的本科生。說來很是慚愧，那一年他指導了兩名學生，其中一位做了地級市的市長，我只是在一所比較普通的大學當一名比較普通的教授而已！」
其實我沒有上過曾老師的課，與曾老師的所有接觸，就是因為撰寫畢業論文的緣故，與趙慶文一起到過他在山東大學老校區（現在稱洪家樓校區）的寓所兩次，聆聽他關於我們論文的指導意見，畢業後也沒有見過。但從各方面的信息來看，曾老師在儒學研究方面多有建樹，獲得了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
張建鋒同學
四年大學，我與張建峰同學的交往其實並不多，但不知為什麼，他當年的樣子總是會浮現在我的腦海里。
有一年快夏天的時候，我們在山東農業科學院上勞動實踐課，中午時分，我們各自枕了一塊磚頭，躺在農科院倉庫的水泥地上休息。張建峰同學對我說，老韓，我發現一首詞，寫得真是太美了，我得給你背一下：春日游，杏花滿上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應羞。寫得真是好啊，說一個小姑娘，看上一個正在走路的年輕公子，心想如果能嫁給他的話，自己這一輩子可以沒啥追求了，即便是到後來他把自己甩了，那也算值了，沒什麼可後悔的。這小姑娘真善良，我要是碰上這麼一位，我絕對會一輩子對他好，絕對不會甩了她的。這一點我可以保證。他講得非常動情，但我當時是怎麼回復的，我記不大清楚了，好像是睡意朦朧，嘟嘟囔囔地告訴他不要胡思亂想了，趕快睡一會吧，過一會兒還得幹活呢。但到底是不是這樣說的，我不記得了。估計他可能還記得這首詞——晚唐時期的韋莊寫的《思帝鄉》，如果給哪位女同學背過，他肯定是記得的；至於給那位男同學背過，我想，他現在整天忙着數古幣（後來他成了古幣學家），據說都數到手抽筋了，肯定是想不起來了。
我們大四那年，張建鋒同學報考了本校考古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他出了考場，稍微核對了一下答案，就過來和我聊天。他告訴我，考題中有一道名詞解釋：吳金鼎。他沒有複習到這一內容，不知吳金鼎為何物，於是就發揮想象，在試卷上寫道：吳，指春秋時期的吳國，其核心區域在今天的蘇州、無錫一帶；金，指青銅，中國青銅冶煉技術發達甚早，而以商周時期最為鼎盛；鼎，原為煮食器，後為權利的象徵物，商周時期貴族以之祀先公先王。故吳金鼎為吳王祭祀其先王的禮器，現藏於南京博物院，為判斷吳地青銅器物的標準器。他答完之後，感覺還挺好，尋思着說不定瞎貓碰上死耗子，可以白拿幾分也未可知。出了考場，張建鋒同學稍微翻閱了一下資料，發覺吳金鼎不是什麼禮器、青銅器、標準器，而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考古學家，還是龍山黑陶文化的發現者，而且曾經當過齊魯大學的教務長。所以他非常鬱悶，就跑過來找同學說這件事，恰好碰見我在寢室里，於是非常憂慮地詢問我：「老韓啊，將來我成了著名考古學家，也會有徒子徒孫一大幫，他們會不會將我的答案拿來當做笑料啊？」我當時回答他說：「你那些徒子徒孫說不說這事我不知，我倒是覺得非常有意思！」後來，我與本科生談起考研時，還會說起這事，教他們一定要想法把試卷答得滿滿當當的，即便不會，也要胡謅八扯一通，以壯觀瞻。
2003年夏，我博士畢業，到西安參加一個佛教夏令營，在終南山各個寺院和茅棚里體驗了七八天，然後下得山來，住在西安交通大學旁邊的賓館裡，給張建峰打電話，看他什麼時候有空，可以見一見。張建峰不在，可能是他愛人接的，我留下賓館的電話，但可能忘記報房間的號碼了。張建峰迴來後給賓館打電話，服務員問找誰，他說他要找的這個人是個和尚，比較胖，問賓館有沒有住進來一個胖胖的和尚，他就找這個胖和尚。服務員說從沒有和尚入住啊。他說他在家的名字叫韓煥忠，他是不是用在家的名字登記的啊？服務員查到我的房間號，我們通了電話，約定了見面的地點，好像是一家麵館。他一見面，劈頭就問：「你不是搞佛教去了嗎？原來你沒出家啊？」搞得我哭笑不得：「你這傢伙，我什麼時候告訴過你我出家了啊？」又過了十餘年，我到西安參加一個佛學研討會，與張建峰聯繫，他正好就住在賓館附近，所以晚飯後就轉悠到賓館裡，與我聊天。那時他剛讀博士不久，很是興高采烈。他告訴我，他單位中有人考博士連着考了好幾年都沒考上，過來向他請教經驗，他很謙虛地說：「我就考這一次，真的沒啥經驗。」惹得我哈哈大笑。
從那次我們最近的見面算起，時間又過了十幾年，我想，張建峰同學可能還依然是那副很幽默、很歡喜、很快樂、永無愁煩的樣子吧！
今年眼看就要過完了，明年我們本科畢業就要三十周年了，估計在濟南的同學們會組織個聚會之類的活動來紀念一下。我想，屆時我就向同學們正式提交這些文字，就算作對我們三十年前大學生活的一點回憶吧。[1]
作者簡介
韓煥忠，1970年生，山東曹縣人，哲學博士，現為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