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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器 | |
|---|---|
| 出生 |
1912年1月28日 重慶江津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學者、教授、文學家 |
| 知名於 | 國學大師，一生著述宏富，逾兩千萬言。 |
| 知名作品 |
《新語校注》 《文鏡秘府論校注》 《文心雕龍校正》 |
王利器(1912年~1998年)，重慶江津人，著名國學大師。1933年江津中學畢業後，相繼入重慶大學高中部、川東師範學校(即川東師範學堂)學習。1940年在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次年考取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44年畢業後，歷任四川大學、成華大學、北京大學、政法學院講師、副教授、教授。他早年讀書，即對文化遺產進行鍥而不捨的研究。在北京大學任教時，講授《史記》、《莊子》、《文心雕龍》等史籍，逐漸成為有名的國學專家。北平解放後，參加《杜甫集》和《水滸全傳》的整理工作。1954年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學古籍刊行社後，着力於文學遺產的整理工作。王利器著作眾多，另有單篇論文約百萬餘字發表。1979年離休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和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著述宏富，逾兩千萬言，號稱兩千萬富翁。
人物生平
王利器(1912-1-28~1998-7-25)，字藏用，號曉傳，四川省江津縣(現屬重慶市)人。治學受乾嘉學派影響以實事求是、理論兼賅為主，不求速成。長於校勘之學，著有《王利器自傳》等30餘種，另外發表古典文學論文百餘篇。其著作被港台出版機構翻版者約在10數種以上，國內外報刊對其著作及人品評論推崇者甚多。
先後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與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曾任四川大學、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師範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等。主要著作有《新語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等。
1912年生，1931年考入江津中學，畢業後考重慶大學高中部。高中畢業後，在達材學校教審半年。後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時所寫論文《風俗通義校注》。被學校推薦參加國民政府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會考，以滿分公布為"榮譽學生"。在川大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選定《呂氏春秋》為研究題目，用註疏體撰寫，並取高誘序意，定名為《呂氏春秋比義》，歷時三年，方乃脫稿。約二百餘萬言。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後，回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任教。兼任成華大學教授。日寇投降，北大復員，應聘到北大中文系任教，開設校讎學(四年級必修課)、專書(選修)，並擔任大一國文課，所講授的專書有《史記》、《莊子》、《文心雕龍》等。解放後，仍留北大任教，文化部藝術局組織整理中國古典文藝叢書，應邀參加《杜甫集》、《水滸全傳》兩書整理工作。後調文學古籍刊行社，即於是時，重新整理出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浩劫，下放勞動，仍然矢志不渝，鍥而不捨，偷閒讀書，埋頭著述。"四人幫"垮台後，接連出版十餘部著作，發表論文一百多篇。
王利器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時，寫成《文心雕龍新書》，謂如先秦古籍一經劉向校讎，遂稱之為"新書"。法國，巴黎大學北平漢學研究所即將《文心雕龍新書》收入《通檢叢刊》出版，時1943年5月。這是王氏問世的第一部著作。因國內罕見其書，於是又將《新書》重新改寫為《文心雕龍校證》，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王氏之於《文心雕龍校證》，校讎諸本。博採群書，上下求索，理證兼賅，每定一字，下一義，一是以歷史之總和為準，力求有合於劉勰原書，而無害於天下後世。如《隱秀》篇，傳本中間脫一頁四百字，明人偽補四百十宇，黃侃據張戒《歲寒堂詩話》引劉勰雲:"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以為"此真《隱秀》篇之文"，輒改寫一篇;而不知宋人陳應行《吟窗雜錄》三七引"文之精蕤，有隱有秀。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也"，四句二十六字，正在今本篇首一段中，是宋人所見本首尾與今本相合，特中間四百十一字為明人偽補，於是不從黃侃之改寫而仍舊貫焉。又如《總術》篇雲:"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劉氏以為"常言"，世所共識，故未詳言其故。自清人阮元、阮福父子倡言文筆之分，後有作者，言人人殊，譬猶治絲而棼之，益使人疑。王氏乃據日本弘法大師造《文鏡秘府論》西冊《論文筆十病得失》引《文筆式》、《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四《悉曇輪略圖鈔》卷第七引游(源為憲雲)及《里書》，而知所謂"文者，詩、賦、銘、頌、箴、贊、序、誄等是也;筆者，韶、策、移、檄、章、奏、書、啟等也。即而言之:韻者為文，非韻為筆。"其言明且清，於是撰為，《文筆新解》(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印行《曉傳書齊文史論集》頁243-251)，以證成劉氏之說。凡此俱足為劉勰之功臣，讀者之益友。因而《人民日報》評介為:"《校證》出版，《文心雕龍》才有可讀之本"(1980年12月26日第八版《文藝新書》)。台灣、香港出版界聞風相悅，至有四家出版社(台灣:成文書局、宏業書局、明文書局，香港龍門書店)爭相翻印，以滿足海外讀者之需要。(王貞珉)
7歲入家辦庭訓學校，讀四書五經古詩文。20歲考入江津中學初中，後入重慶大學高中部，畢業後在達材學校教書半年。又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於1941年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哲學組從湯用彤、傅斯年讀研究生。1944年任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講師，兼成華大學教授。1946年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圖書館學系講師、副教授。1952年任北京政法學院副教授。1954年調人民出版社至今，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西北大學中文系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學會顧問、《紅樓夢學刊》編委等職。治學受乾嘉學派影響以實事求是、理論兼賅為主，不求速成。長於校勘之學，著有《風俗通義校注》、《呂氏春秋比義》、《文心雕龍新書》(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1949年出版)、《鹽鐵論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越縵堂讀書簡端證校錄》、《文心雕龍校證》、《文鏡秘府論校注》、《鄭康成年譜》、《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九齋集校訂本》、《宋會要輯補》、《道教大辭典》、《水滸大詞典》、《新語校注》、《繹史》、《葛洪論》、《顏氏家訓集解》、《呂氏春秋註疏》、《王利器自傳》等30餘種，另外發表古典文學論文百餘篇。 | 圖像 =
人生軼事
一副對聯獲名聲
1912年，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一個富裕家庭中。父親王章可是前清官員，參加過四川保路和反對洋教活動，在鄉里頗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讀書，在家裡購置了不少書籍，用有光紙印刷的洋版書，如赫胥黎《天演論》、梁啓超《飲冰室文集》等;有用毛邊紙印刷的土版書，如鍾雲舫《振振堂集》等。
王利器從小就在父親的藏書樓上遊玩嬉戲，耳濡目染之下，不僅激發了一生不懈的讀書心，也培養出高過同輩的不凡手眼。
王利器的啟蒙老師，是清代秀才劉昌文先生。在老師那裡，他從《四書》、《五經》學起，到《古文觀止》、《聲律啟蒙》、《幼學瓊林》、《賦學正鵠》、《白香詞譜》，後來又學習《綱鑑易知錄》、《文選》、《古文辭類纂》等。先是死記硬背，等上了路，就開始試着提筆做文章，學習對對子、做詩、做四六、做律賦等。十三年的私塾教育為王利器日後的治學之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4年，20多歲的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學，正式接受現代教育。入學之初，三年級一位同學去世，學校舉行追悼會，王利器代表一班新生送了一副輓聯:
逢君卻又別君，嘆砥礪無緣，紅樹青山人已去;相見爭如不見，恨文章憎命，素車白馬我方來。
這副輓聯文字典麗、對仗整齊，當時追悼會上送輓聯者不下百餘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聯均略有不及，一時競相傳誦、聲名鵲起。
王利器三年級時，適逢蜀學名家吳芳吉到江津中學當校長。吳芳吉是個非常勤學的人，每天早晨三點鐘就起床讀書，也要求全體學生同時起床自習。正是這樣的嚴師督導，培養了王利器後來每天工作十個小時，積年不綴的審慎態度。當時，吳先生的校長辦公室兼寢室正好在三年級學生寢室的對門，王利器經常和同學過去請益，發現吳先生案頭總是放着兩部書:一部《淮南鴻烈集解》，一部《杜詩鏡銓》。受其影響，王利器也買了部《淮南鴻烈集解》來讀，自己試着用水彩畫紅色來斷句。
蜀中得遇眾名師
初中畢業後王利器進入重慶大學高中部，授課老師都是大學本科的教授，向宗魯先生講《清儒》，陳偉謨先生授英文，郭堅白先生講代數，何魯先生講幾何。當時，何魯、文伯魯、向宗魯三人很是有名，人稱"三魯"，"三魯"中就有二魯在王利器所在的高中班上授課，王利器受益良多。
不久後，東北三省被日軍侵占，北大、清華、交大受時局影響都沒有在重慶設考區。王利器於是西上成都，考取了四川大學中文系。四川大學前身為著名的尊經書院，名師宿儒，匯聚一堂，蔚為蜀學中心。中文系以張頤為首，有龔向農講《三禮》，林山腴講《史記》，周癸叔講詞律，向先樵講《楚辭》，祝屺懷講《資治通鑑》，李培甫講《說文》，趙少咸講《廣韻》，龐石帚講《文心雕龍》，蕭仲綸先生講《詩經》，曾宇康先生講《文選》……王利器遊藝於眾多名師之間，讀書治學。
大學三年級時，向宗魯先生從重慶赴四川大學任教。向宗魯是一代名師，曾在成都存古學堂與蒙文通、彭雲生、曾宇康諸先生共同學習，他對王利器的幫助很大。後來戰事日深，四川大學為避敵機轟炸遷校峨眉，向宗魯安排四年級學生寫畢業論文。王利器寫出了《風俗通義校注》一文。此一專著，不僅反映出他此時業已熟識校勘之法，具有了很豐富的典籍知識，而且也標誌着他慢慢走上了校勘、考釋古籍這條艱苦的學術道路。
上世紀四十年代，王利器考取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傅斯年先生，從此踏上了治學新階段。問學古人、對策時賢，成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生活。而作為傅斯年唯一的一個研究生，入學三年之後(即1943年)，他提交出一份優秀研究成果--《呂氏春秋比義》，共二十四冊，約莫兩百萬言，榮獲當時教育部頒發的最高獎。
運恩師靈柩回鄉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正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里閉門讀書，忽然從四川峨眉傳來了乃師向宗魯先生逝世的驚人消息。噩耗傳來，王利器悲痛不已。這時，遠在巴縣龍鳳場小灣的向師母牟紅儀女士也拍來了電報，希望王利器能去一趟峨眉，把向宗魯的靈柩送到故里安葬。王利器立刻拿着電報嚮導師傅斯年先生請假，辭別赴川。
到了峨眉後，見過向先樵、程天放諸先生，辦過交涉，學校補發了一個月薪水約三百餘元，另發派一個校工老史陪王利器一道扶靈去小灣。但是，學校補發的微薄薪金僅夠從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費用，包括租船費在內，而從中渡街到龍鳳場小灣，還有好幾十公里的旱路，因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這段旱路所需的費用將比水路行船更高。王利器把心一橫，一行人在平羌江畔登上了船。船入大江，從道土罐過魚叉寺，一路險象環生。歷盡艱難到達目的地宜賓。這時，後面的路費又成了問題。
在此之前，王利器曾為重慶一個財閥寫過墓志銘，獲贈了一筆為數可觀的潤筆之資。他將這筆錢作為股金與幾個朋友合夥在江津開設了創業銀行。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索性搭乘小火輪到江津，把全部股金抽出作後面的路費，又在橫街子找到經營煙業生意的親戚趙楚翹打點勞力。不久，他們組織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隊伍，或抬靈柩或挑書箱，與老史和太公等會合後，浩浩蕩蕩地上路了。
見過師母和太老師，安置好靈柩，布置好了靈堂，此事才算完結。這段歷時一個多星期，行程近五百多公里的艱難旅程終於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王利器憶起晉荀息的一句話:"死者反生，生者不愧。"時在成都的龐石帚先生聽聞這件事，寫了寄調《木蘭花慢》以記之:
傍青峰望遠，亂雲外、故人稀。似海燕飄零，荒椽愁寄，殘社須。征衣。對花濺淚，夢羌村、何地浣塵緇。眼暗黃壚舊影，鬢添明鏡新絲。
峨眉。多事買筇枝，山鶴怪眠遲。剩燈床亂帙，禮堂誰寫，穗帳空披。淒淒。一棺水驛，費侯芭、雙袖萬行啼。魂斷平羌月冷，夜深來鑒虛帷。
詞中以侯芭負土起墳，安葬楊子云事為典故，盛讚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浩劫過後驚人成就1945年畢業後，王先生被母校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聘為講師，兼任光華大學教授。他把《淮南子》作為必讀之書。每有所思，輒於書眉頁腳之間興酣落筆，積年來倒也頗有所得。有一次，他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所長之邀前去講學。交談之間劉殿爵問及"磬龜無腹"一語的出處，王利器很快根據《淮南子·覽冥篇》找到了答案，令劉先生欽佩不已。
抗戰勝利後，北大復校。王利器應北大之聘，回校任教，在中文系講授校勘學及《史記》、《莊子》、《文心雕龍》等專書。此後他一面教學，一面研究，1956年後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下屬的文學古籍刊行社工作。
1957年，王利器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還受到了多次的批判。一大家子從北大教授所住四合院中被趕出來後，積存多年的三萬餘冊古書，其中有敦煌卷子、宋元善本、明清佳刻等，被抄沒一空，幾十年來抄錄的數萬張卡片也蕩然無存。然而王利器卻仍然一心著述。
粉碎"四人幫"之後，王利器先生平反了。當別人還在撫今追昔、感時傷世之際，王利器已經開始對自己舊稿的整理工作。他笑稱自己是浩劫中的老運動員，也是人生路上的老運動員，要"將壽補蹉跎"，以勤勉不懈之功儘量挽救虛度的大好光陰。
於是，在學術殖荒之年，王利器竟陸續交出了十餘部書稿:《文鏡秘府論校注》、《九籥集》、《鄭康成年譜》、《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等，其數量之大，質量之高，涉及面之廣，在當時幾乎無人能及，引起世人的驚嘆。
許多學界同仁跟王先生開玩笑，說他這幾年豐收了，成了"兩千萬富翁"，意思是說他發表的著述眾多，起碼有兩千萬字之多，堪稱富翁。這個特殊的稱謂迅速流傳開來，一時傳為美談。但他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為他甘願在陋室書齋中閉門而讀，與前賢往聖神意交接，也是因為他擁有如深淵大澤的心境，捨得拋下浮名拋下功利，投身平凡瑣碎卻扎紮實實的事業。正如王利器的字"藏用"和他為自己書齋起的名:"善藏其書，所以善待其用"。
幹校生活
"文革"之初，王利器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打擊。他的一家從北京大學教授院被趕出來，家藏3萬餘冊古籍也全部沒收(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珍本書，如敦煌子、寧元刻本等)，有的甚至被江青和康生巧取豪奪，歸為已有。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先是說他走"白專道路"，是"反動學術權威"， 被關了三年多"牛棚";後下放文化部"五七幹校"，名為"接受再教育"，實為勞動改造，虛度了四年。他總以道家人生態度處世，"呼我為牛吾應之，呼我為馬吾應之"，才倖免於更大災難。
在向陽湖，王利器由於年紀偏大，下地幹活少一些，多數時間留在食堂燒開水，他總算沒拖垮身體。有時星期天自由活動，他便去甘棠買點付食，打打牙祭;有時從王六咀上船，花二毛錢過一次擺渡去咸寧縣城，也挺有意思的。令王利器傷感的，是連里抓"五一六"期間，天天斗，"逼供信"，甚至打人打得慘叫，搞得人人自危，彼此防範很嚴。
相比之下，他最難忘的，是咸寧的老鄉給了文化人許多照顧。例如，當地群眾並沒有把一下子蜂擁而至的陌生人當作什麼負擔，更沒有視作對立面的"勞改"對象。初到幹校，沒有房子住，十幾個人擠住一間大房子，睡統鋪，老鄉為給幹校分憂，就一戶戶騰出自已的空房;幹校人不會幹農活，
老鄉便手把手教。就連有的老鄉子女結婚，也會提前通知文化人，當"上賓"請吃喜酒。要知道，這種禮遇給"五七"戰士們曾帶來多大的精神慰藉!而文化人卻沒有回報什麼，說心裡話，對老鄉是欠了賬的，事後想起來仍然十分慚愧。
幹校中期，王利器和一批"老弱病殘"從向陽湖轉到了丹江，他被安排和大翻譯家金人住在一起，據說是出於特殊的考慮，因為二人以前不太熟悉，沒有"共同語言"，便於軍宣隊管理。那時，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正在文藝界大受批判，譯者金人感到十分壓抑，心力交瘁，因病危住進均縣人民醫院。王利器被連里安排"陪住"，照看了好幾天，但由於小地方條件差，醫療水平低，剛過花甲之年的金人很快便告別人世，連死因都沒弄清楚。王利器在那裡還記過一本日記，可惜後來沒時間整理出來。
人物年表
1912年出生。
7歲入家辦庭訓學校，讀四書五經古詩文。
1931年考入江津中學初中，後入重慶大學高中部，畢業後在達材學校教書半年。又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時所寫論文《風俗通義校注》。被學校推薦參加國民政府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會考，以滿分公布為"榮譽學生"。
1941年在川大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哲學組從湯用彤、傅斯年讀研究生。選定《呂氏春秋》為研究題目，用註疏體撰寫，並取高誘序意，定名為《呂氏春秋比義》，歷時三年，方乃脫稿。約二百餘萬言。
1944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後，回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任教。兼任成華大學教授。
1946年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圖書館學系講師、副教授。
日寇投降，北大復員，應聘到北大中文系任教，開設校讎學(四年級必修課)、專書(選修)，並擔任大一國文課，所講授的專書有《史記》、《莊子》、《文心雕龍》等。解放後，仍留北大任教，文化部藝術局組織整理中國古典文藝叢書，應邀參加《杜甫集》、《水滸全傳》兩書整理工作。後調文學古籍刊行社，即於是時，重新整理出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 1952年任北京政法學院副教授。
1954年調人民出版社至今，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西北大學中文系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學會顧問、《紅樓夢學刊》編委等職。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浩劫，下放勞動，仍然埋頭讀書著述。"四人幫"垮台後，接連出版十餘部著作，發表論文一百多篇。
1977年以來，王先生提前退休，從此以著述講學為務。
1985年，他受邀去日本各大學作巡迴講演，引起強烈反響。
步入耄耋之年後，他還擔任了五千年中華文化經典《傳世藏書》的主編，執"集庫"總集之牛耳。
1998年7月25日去世，享年87歲。
讀書方法
王利器讀書方法--"單刀直入"、"雙管齊下" 王利器讀《呂氏春秋》、《鹽鐵論》、《風俗演義》等重要書籍時，用"單刀直入"法:把一本書從頭到尾反覆研讀，直至弄通吃透了，再去讀其他的書。此法目標明確、精力也集中，亦即清曾國藩所講的"扎硬寨，打死仗"。有時，他重點讀一本書，同時結合讀一些相近的書，此之謂"雙管齊下"法。例如，研讀《文心雕龍》時，又兼讀《文鏡秘府論》;研讀《水滸全傳》時，又同時讀《紅樓夢》。所謂"雙管齊下"往往有一個中心，並圍繞中心兼讀。這樣既讀了重點書籍，又讀到了大量輔助書籍，既有了精又有了博，點面一體，相得益彰。
主要著作
著有《風俗通義校注》、《呂氏春秋比義》、《文心雕龍新書》(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1949年出版)、《鹽鐵論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越縵堂讀書簡端證校錄》、《文心雕龍校證》、《文鏡秘府論校注》、《鄭康成年譜》、《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九齋集校訂本》、《宋會要輯補》、《道教大辭典》、《水滸大詞典》、《金瓶梅辭典》、《新語校注》、《繹史》、《葛洪論》、《顏氏家訓集解》、《呂氏春秋註疏》、《王利器自傳》等30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