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崑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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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崑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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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崑崙(1902年—1985年),江蘇無錫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2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秘書長,因對蔣介石不滿,參加反蔣運動。曾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41年,與王炳南、屈武等在重慶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1943年與譚平山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8年赴美國考察。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北京市副市長,民革第二至四屆中央常委。1983年12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1985年8月23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3歲。[1]
目錄
[隱藏]人物生平
王崑崙(1902—1985),江蘇無錫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2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秘書長,因對蔣介石不滿,參加反蔣運動。曾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為爭取中國國民黨上層人士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與王炳南、屈武等在重慶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1943年與譚平山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8年赴美國考察,1949年1月回國。同年參加籌備並代表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北京市副市長,民革第二至四屆中央常委,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79年10月當選為民革第五屆中央副主席,1981年 12月當選為中央代主席,1983年12月當選為民革第六屆中央主席。1978年3月、1983年6月先後當選為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2]1985年8月23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3歲。
名校學習
王崑崙先後在北京新開路小學、第四中學和北京大學讀書。在北大期間,正值「五四」運動爆發,他曾積極參加了愛國宣傳和示威遊行活動。1922年初,北洋政府委派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激起北京愛國學生的義憤。王崑崙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南下上海尋求各界的支持,其間拜見了革命先驅孫中山。在孫中山的啟發和鼓勵下,他參加了中國國民黨。
回到北京後,他根據孫中山關於宣傳革命、組織起來的教導,在北京學生中團結進步青年,進行革命活動。
天津南開中學國文教員
1922年7月,王崑崙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8月,應聘為天津南開中學國文教員。老舍、范文瀾等都是他當時的同事,曹禺、馮至和王瑞驤等都是他當時的學生。
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
1926年初,王崑崙從北京到廣東,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同年7月,隨軍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他在南京擔任了以陳銘樞為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的秘書長。但因不滿蔣介石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實行獨裁統治,不久便憤而辭職,南走桂粵,投奔孫科、 李濟深。後又返回江蘇,奔走於南京、無錫、上海之間,開始在中國國民黨內部從事反蔣民主鬥爭。
尋覓拯救中華的正確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王崑崙為尋覓拯救中華的正確道路,在無錫姚寶巷17號家中黿頭渚太湖別墅內,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主義著作,聯絡進步青年,進行革命活動。第二年他同孫翔風、華方增等人,在無錫創辦《人報》。2月26日,《人報》正式出版發行。王崑崙用 「大魚」、 「戡天」等筆名,為該報撰寫了《問無錫青年》、《對抗日到底,對內爭取自由》、《朝鮮的光榮與中國的恥辱》等許多文章。
政治思想轉變
1933年王崑崙同孫曉村、曹孟君、錢俊瑞、張錫昌等,組織了革命團體南京讀書會。這時候,他的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從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不久由中共南京市委負責人盧志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利用國民黨老黨員的合法身份,長期從事愛國民主運動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1935年8月,王崑崙同錢俊瑞、曹亮、孫曉村等,在無錫黿頭渚太湖別墅內的萬方樓召開秘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上海、無錫、南京讀書會的部分骨幹狄超白、華應中、陳佩珊、薛葆寧、秦柳方、鍾潛加、汪季琦等人。
會上,曹亮傳達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勢和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報告,王崑崙陳述了中國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于右任、經享頤等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情況。會議共商了抗日救國的大計,並決定在讀書會的基礎上建立救國會,以推動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同年秋天,王崑崙隨孫科重回南京國民政府,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又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險遭暗殺
1935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下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在無錫萬方樓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王崑崙作為南京讀書會的代表參加了會議。萬方樓是王崑崙父親的私產,位於黿頭渚王家太湖別墅內。這次會議後來被稱為萬方樓會議,參加萬方樓會議的人員萬萬沒有料到,他們的行蹤已引起了國民政府特務機關的注意,王崑崙更是被列入了監視、暗殺的黑名單。原軍統少將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這位王委員(指王崑崙)將在無錫的黿頭渚太湖別墅請客,他名義上是請客遊園,實際上是要召開一次秘密反蔣的重要會議。去的客人都是反蔣革命人士,並有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參加。這在當時是相當重要的情報,也是戴笠認為最適合逮捕王崑崙的時候。」
沈醉奉命率領一個行動小組,早早趕往無錫布置、監控,幾天後,參加萬方樓會議的人員陸續抵達,首先到的是王崑崙和王楓兄妹,接着有吳茂蓀、孫曉村等人,還有幾位穿着講究的中年人。這些人都是當時的社會名流,王崑崙還是立法委員,沈醉怕擔責任,所以沒有動手。這幾天沈醉還安排了一名內線進入萬方樓探聽消息,但卻一無所獲。據沈醉回憶,萬方樓會議後,戴笠叫他繼續注意偵查、監視王崑崙的動向,戴笠準備在上海暗殺王崑崙,曾經問沈醉有沒有把握在租界內動手,但不知什麼原因,這個針對王崑崙的暗殺行動最後不了了之。[3]
舉行綏遠前線抗日將士大會
1936年11月,王崑崙和孫曉村在張繼的支持下,幫助南京救國會在中央飯店公開舉行南京各界援助馮玉祥、方振武領導的綏遠前線抗日將士大會。何香凝、柳亞子等都到會簽了名。之後,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潘漢年等曾到成貿街無錫同鄉會駐地看望過他。1937年春,王崑崙在中國國民黨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把陝北傳來的中共中央批評中國國民黨長期對內反共、對外投降的長電公開宣讀,藉以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馮玉祥在會上給予支持。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形勢急轉直下,國民政府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釋放遭受非法逮捕的上海救國會七君子。 9月,王崑崙和潘漢年陪同出獄不久的沈鈞儒,由上海專程到南京,參加南京各界救國會聯合會成立大會。會後,他們又陪沈鈞儒從南京到無錫,住在王崑崙家中多日,共商國是。這期間,他們在無錫師範大禮堂和錫師附小大禮堂,舉辦無錫暑期學術講座,先後請孫曉村、曹孟君、李公朴、沙千里、薛暮橋等作報告和講演,掀起無錫抗日救亡熱潮。
創辦《全民抗戰》三日刊
同年12月,南京淪陷。王崑崙隨國民政府的遷移,來到了武漢.第二年年初,他同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等聯名發起創辦《全民抗戰》三日刊,特別是為徐州突圍和武漢保衛戰編寫了不少宣傳、鼓動文章。8月,他同抗戰中從事婦女、兒童工作的曹孟君女士結婚。10月,武漢三鎮淪陷.他又從武漢到了重慶,在重慶,王崑崙除繼續擔任原職外,還兼任了中山文化教育館總幹事,中蘇文化協會常務理事等職,並同侯外廬、翦伯贊等主編了《中蘇文化》雜誌。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社會交往和歷史關係,為爭取和團結國民黨上層人士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為掩護和營救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以及進步青中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王崑崙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支持下,與王炳南、屈武等在重慶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在中國國民黨內部堅決主張抗戰到底,反對倒退,反對分裂。1943年,他又與潭平山等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積極進行抗日民主活動。
1945年5月5日至21日,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復興關(現名浮圖關)舉行.會上,王崑崙揭露了中國國民黨內部頑固派製造分裂,策劃內戰的陰謀,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蔣介石很惱火,立即把他的名字從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候選人的名單中勾去。同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秦邦憲等代表中共中央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王崑崙等組織中蘇文化協會成員熱烈歡迎。8月31日,毛澤東還專門會見並宴請了柳亞子和王崑崙,就時局同他們交換了意見。
協助反蔣活動
1946年9月,馮玉祥為擺脫中國國民黨監視, 以「赴美考察」之名出國。王崑崙、曹孟君等到上海公和祥碼頭熱情歡送。一年多之後,王崑崙也申請「出國考察」,於1948年1月帶了女兒王金陵去了美國。在美國,他同馮玉祥聯繫密切,積極協助馮玉祥在旅美華僑中開展一系列反蔣民主活動。
1949年1月,王崑崙父女倆道經蘇聯回國, 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並代表民革出席了同年9月在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他被任命為政務院政務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他歷任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從1955年年底起,他擔任了北京市副市長,積極參加新中國的政權建設。
1956年,王崑崙率領中蘇友好協會代表團訪問蘇聯。
1960年,他又率領中國潮劇團訪問柬埔寨。 1964年5月23日,他隨同陳毅副總理在北京接見了柬埔寨王家國會代表團,並陪同該團到外地參觀訪問。
「文化大革命」中,王崑崙遭到林彪、康生、江青一夥的誣陷,被非法判刑,坐冤獄長達七年之久。在獄中,他堅持真理,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的高貴品質。直到1975年3月28日,才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過問下,得以恢復自由。
1981年12月20日,王崑崙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接着,又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為了架起海峽兩岸的金橋,他同朱蘊山、屈武等熱情接待從海外回大陸觀光的愛國人士,並經常撰寫詩文,發表談話,呼籲台灣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響應偉大祖國的召喚,為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和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歷史偉業面共同努力。
1985年春,王崑崙病重臥床,8月23日與世長逝。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會上致悼詞,稱王崑崙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卓越領導人」。
家庭成員
祖父王忠蔭,清直隸候補同知;父親王心如,歷任山東平原、海豐(今無棣)等縣知縣。
個人著作
王崑崙是國內著名的紅學家,他在抗戰期間撰寫的《紅樓夢人物論》,是最早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研究《紅樓夢》的一部專著。 起初陸續發表在抗戰期間曹孟君主編的《現代婦女》雜誌上,共19篇。 解放後,又經作者修改合併成14篇,在《光明日報》上重新發表;1983 年,作者再次修改,並增補為17篇,由三聯書店出版,在國內外享有盛譽。此外,崑曲劇本《晴雯》(與女兒王金陵合著)在北京演出時,也深得觀眾喜愛。[4]
人物評價
王崑崙同志的一生,是不斷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雖然他也曾經歷過青年時代的曲折,但當他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就矢志不渝,數十年如一日,堅持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而奮鬥到最後一息。
王崑崙同志勇於任事,敢於負責,對於黨所分配的每一項工作,都全力以赴地努力完成。在工作作風上,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得到黨內外同志一致的好評。在思想修養上,他嚴於律己,勤於學習,對周恩來同志「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教誨,拳拳服膺,銘記在心。他始終以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面貌,堅持學習,參加組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患病期間他仍然關心整黨工作,並且滿懷信心地表示整黨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
王崑崙同志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尚品德和卓越貢獻,將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