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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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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公元1483——公元1541），字汝止，號心齋，明代哲學家，泰州安豐場人（今東台市安豐鎮），人稱王泰州。起初投入王守仁門下只為求生，後經王守仁點化轉而治學，並創立傳承陽明心學的泰州學派，初名銀，王守仁替他改名為艮。

主要經歷

先世原居蘇州，後落戶於東台安豐場，以燒鹽為生，始祖名王伯壽。王艮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為「灶丁」（燒鹽的苦力）階級，世代為灶戶，「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十一歲時家貧輟學，隨父兄淋鹽。十九歲時隨父王守庵經商至山東，在山東拜謁孔廟時，得到很大啟發，認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聖人者可學而至也」。於是日誦《孝經》、《論語》、《大學》，置書於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在十多年的自學中，一方面不恥下問，一方面「不泥傳注」，強調個人心得。因善經營，「自是家道日裕」，成為富戶。

38歲時遠赴江西往游王陽明之門，下拜執弟子禮。王陽明一開始覺得他個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帶有靜止意思的「艮」字；王艮經常與師爭論，「時時不滿師說」，堅持自己的觀點，既「反覆推難、曲盡端委」，又「不拘泥傳注」、「因循師說」，於是自創「淮南格物說」。他主張：「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非學也。」強調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為封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有一次坐「招搖車」（蒲輪）招搖過市，遭陽明指責。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講學，受到各方重視而轟動一時，王陽明聞訊大為震怒，欲設法召他回來「痛加制裁」，但已鞭長莫及，他的學術思想已流傳四方。嘉靖五年（1526），王艮應泰州知府王瑤湖之聘，主講於安定書院，宣傳「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求學者紛至沓來，這為泰州學派的創立準備了條件。王艮的門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但亦不乏著名學者如徐樾、顏鈞、王棟、王襞、羅汝芳、何心隱等人，子弟至五傳共有487人，羅汝芳為集大成者。黃宗羲稱此一派竟能「赤手以搏龍蛇」。泰州學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強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王艮在講學別出心裁，按《禮經》制着深衣、戴五常冠，「行則規園方矩，坐則焚香默識」，他一生布衣，拒絕入仕，並直指統治者：「使仆父子安樂於治下，仍與二三子講明此學，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故被斥為「異端」。

嘉靖十八年（1539），57歲的王艮已病魔纏身。次年冬，病重彌留之際，他對兒子王襞說：「汝知學，吾復何憂！」他希望泰州學派能延續下去。逝世後，四方送葬者有數百人之多。

王艮的一生對泰州學派作出很大貢獻。他的學生大多為下層群眾，計有農夫、樵夫、陶匠、鹽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而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這是他自學成才的切身體會。由於他非經院出身，一生文詞著述很少，着重口傳心授，使「愚夫愚婦」明白易懂，這成了泰州學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後人輯為《王心齋先生遺集》。

人物事跡

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來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來，他只是個無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卻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為這位仁兄的打扮實在驚人，據史料記載，他穿着奇裝異服，戴着一頂紙糊的帽子，手裡還拿着笏板，放在今天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當時，就算是引領時代潮流了。

他就穿着這一身去見了王守仁，很多人並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後面，其實隱藏着另一個目的，然而他沒有能夠騙過王守仁。

王守仁友善的接待了這個人，與他討論問題，招待他吃飯，他對王守仁的學識佩服得五體投地，便想拜入門下，王守仁答應了。

不久之後，他又換上了那套行頭，準備出去遊歷講學。

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顏，極為冷淡的問他，為何要這種打扮。

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麼破除理學陋規，講求心學真義之類。

王守仁靜靜地聽他說完，只用一句話就揭穿了他的偽裝：「你只不過是想出名而已。」

眼見花招被拆穿，也不好呆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最後的一絲尊嚴，向王守仁告別，準備回家。

王守仁卻叫住了他，對他說，他仍然是自己的學生，可以繼續留在這裡，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此人終於明白，所謂家世和出身，從來都不在王守仁的考慮範圍之內，他要做的，只是無私的傳道授業而已。

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偽裝，莊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禮，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學。

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做王艮，他後來成為了王守仁最優秀的學生，並創建了泰州學派。

（本段摘錄自《明朝那些事兒》）

生活特點

王艮在家境貧困的情況下（11歲起就因家貧輟學），忍飢挨餓，踏實地勞動，操持家務和在鹽場燒鹽，從小就是一個胸懷大志、自立有為的強者。

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從事過學醫和行醫活動，想通過醫道來謀求生活之路和醫治社會，雖有所成就，但他終究沒有把它作為終身職業。他及時調整、改變了自己的謀生軌跡，掌握了生活的主動，把事業的坐標無悔無二地定在「做學問」的事業上。

王艮從19歲起隨父王守庵從水路、陸路三次（19歲、23歲、25歲）或更多次地販鹽到山東出售，由於他善經營、懂管理、會理財，「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為海濱地區頗有財氣的富戶，這就為他日後脫離勞動、專心致志地從事學習和傳道打下了經濟基礎。

王艮本為一個粗識字的灶丁，在19歲以後開始讀《大學》、《論語》、《孝經》。在文化基礎極差、居所又偏處在海濱闢地、且無名師指點的困難條件下，發憤刻苦自學，「默坐體道」、「閉關靜思」。這樣的苦心孤詣，踽踽獨行的刻苦學習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誇張地說，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學成才」者。

王艮不僅刻苦自學，而且虛心尊師求教。開始時他置書懷中，以途人為師，「逢人質義」。但他並不故步自封，滿足於一己之得和「道聽途說」。他在38歲時聽到塾師黃文剛（江西吉安人）說他的學術觀點，絕類江西巡撫王守仁。好學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衝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遠千里，趨舟江西，執弟子禮拜見王守仁。在從學王門期間，既「反覆推難、曲盡端委」，又「不拘泥傳注」、「因循師說」，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疑即問、即辯。他不僅在從學期間尊師好學，「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後，還「迎喪桐廬，約同志經理其家」，「往會稽會葬」，並照料其後人。這樣的矢志不渝、尊師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王艮在講學傳道時，別出心裁、想象異乎常人地採用一些「法門」：如或按《禮經》制着深衣、戴五常冠、執笏板、乘蒲輪車,「行則規園方矩,坐則焚香默識」；或在門前張貼「招生廣告」，謂，「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這種使「鄉人始而駭」的方法，卻收到了「漸而信，久而浸與俱化」的效果。

王艮不僅在家鄉開門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北京）」外，還先後在南京、廣德、孝豐、會稽、泰州等地講學和在其鄉間（安豐場）構築「東淘精舍」授徒。傳授的對象：「上至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但主要對象為下層社會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灶丁、傭工、農夫、商販、漁民以及僧道徒眾等）。其中不少人在學術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艮一生以布衣傳道，終身不仕。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歲）和十六年（1537年，王艮55歲）兩位朝廷高官分別推薦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謝絕。「郡守召」亦「辭`以疾」。他不僅終身不仕，而且還教五個兒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

學術思想

王艮創立的學派，因地而名，稱「泰州學派」。地以人聞，「派」以地名，這是人傑地靈、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

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學識博大淵深、包涵很廣，在哲學、倫理、社會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具體如下：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百姓日用」一詞，在古代儒家雖然提出過，但被「大儒們」說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就是說：道，只有天生的君子、聖人甚至「神」，才可以認識它、掌握它、運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絕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經典的傳統和說教，匠心獨具地認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他具體地形容「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他還把「百姓」和「聖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這樣，「百姓日用」就成了檢驗是「道」還\是「異端」的標準。他還這樣說：「滿街都是聖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說，始見於《禮記·大學》。前人說「格物」就是「窮理」，也有人說「格物」就是「格心」。他們分別說，「通過格物的方法，達到窮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對於「格物」，卻與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他創立了自己的「格物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著《明儒學案》62卷>，一生著作多達60餘種）稱王艮的格物說為「淮南格物」。王艮對「格物」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即後挈矩之謂」。「挈矩」，意為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

「正己」就是「正身」。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這樣的觀點，與那些滿清統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維護百姓利益的「絕唱」。

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王艮的這些觀點，是他的「淮南格物」論的延伸，都是「以身為本」思想的體現。黃宗羲以為王艮的「安身」說，不免開了「臨難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貪生求安」的極端個人主義者麼？在社會政治極端黑暗的明代中後期，王艮目睹權臣奸宦對上層官吏動輒殺頭、剝皮、廷杖、充軍種種可怖景象（對下層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殘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王艮對於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

他十分憧憬、嚮往「羲皇」、「三代」聖世，深惡痛絕「五伯」社會。鋒芒所指，不言自明，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他在《王道論》里這樣描繪當時的社會：「今天下田制不定，而遊民眾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不可得也」。他明確地主張：重德輕刑，施行仁政；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他說：「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蓋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後用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為濟困扶貧，共同求富，王艮還在垂暮之年（逝世前兩年），親自起草《均分草盪議》並帶頭踐議，將多餘的草盪無償劃分給貧民。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占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裡，把它視為「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為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五經」乃中國傳統的經典，「總經」卻人所未聞）。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又說：「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悌其心，其理自識」。在這裡，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對兄長悌，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社會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就是說：對的，當然要尊敬從命；不對的，怎麼辦呢？他說：「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覆思繹」。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別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人物成就

泰州學派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諸種條件，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業說：「心齋先生毅然崛於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自任，一時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泰州學派的形成、發展過程，可大體歸納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王艮開門授徒，逐漸形成泰州學派，是為開創時期；

第二階段，經過王艮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王棟、王襞、何心隱等的闡述、繼承和傳播、發展，是為泰州學派的興盛時期；

第三階段，再經過四傳、五傳，以李贄為代表的思想、文藝領域、以徐光啟為代表的科學領域，對泰州學派思想的發揚光大，掀起了一股股聲勢浩大的早期啟蒙思潮，是為泰州學派的頂峰時期。

泰州學派對晚明社會在思想、文藝、科學、文化等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輝煌的、為世人所稱道的和永難磨滅的。據記載，泰州學派從王艮開門授徒至明末，五傳，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達487人。其中載入《明史》者20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30餘人。

相關著作

相關書籍

王艮講學傳道，一般都是當面口傳心授，不假文字和筆舌諄諄。他為什麼採用這樣的傳道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時讀書甚少，以後雖自學有成，但他卻不喜著述，嚴格說來，寫作恐非其「強項」，尚不能到「倚馬萬言可待」的熟嫻地步；二、王艮自許為他學的是二千年來未有的「絕學」，這，勞動大眾視之「若久旱之望雲霓」，而統治者卻視之為「左道」，城府頗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禍」，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對地較少了；三、王艮講學傳道的方式，有別於正宗儒家的傳統方法，而是將儒、釋、道的思辨方法兼收並蓄，融會貫通，儒家的「心性」（如「於無字處讀書」），道家的「感應」，特別是)佛教禪宗提倡的「頓悟法」，則為王艮所長期修習和身體力行。

王艮著作，除其後裔及門人輯錄整理的王艮語錄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寫的《鰍鱔歌》、《復初說》、《明哲保身論》、《樂學歌》、《天理良知說》、《孝悌箴》以及《安定書院講學別言》、《格物要旨》、《勉仁方》、《與南都諸友》、《大成學歌》、《均分草盪議》、《王道論》、《答徐子直書》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門人譽之為「百世不易」之作，但從其篇幅來看，多為數百字的短文，最長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語錄和著述，經王艮的子孫及其門人陸續整理增訂，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據記載，在明代就有五種刻本，清代和民國又有幾個刻本。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國年間的刻本。

泰州圖書館創建於民國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歷史，藏書近30萬冊，其中古笈5萬冊。它們歷來重視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獻的收藏。該館現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羅現存的這方面的著作。現錄出：

《三賢全集》。明崇禎時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齋文集6卷，疏傳合編2卷，一庵先生遺集3卷，東崖先生遺集2卷。

《王心齋先生全集》。民國鉛印本，東台袁承業編訂，5卷。附一庵、東崖遺集及四先生殘稿。

《王文貞公集》（門人焦竑等曾私諡王艮為「文貞」）。清嘉慶21年王世豐重刻，2卷。

泰州圖書館還藏有泰州學派傳人羅近溪（汝芳）、韓樂吾（陶匠韓貞）等人的著作。

此外，東台、泰州兩地，均加強了對王艮與泰州學派的研究力度，先後開展了研究泰州學派的系列活動，寫出了數量可觀的文章，輯印成書的有：泰州《泰州學派學術討論會紀念論文集》（1986年）；東台林子秋、馬伯定、胡維定合著的《王艮與泰州學派》（1999年）等。這些論文和著述，對研究王艮與泰州學派者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人物墓祠

王氏家族墓

王氏家族墓地座落於安豐鎮的下灶村。當年墓共八座，東西排列。中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為王艮墓，余為王艮兄弟墓。墓後有弧形小土山，長約30米，高20餘米，名「賢人山」。墓前有兩塊石碑：一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為王艮次子王東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學貞儒崇祀鄉賢八世祖王公東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間，均遭平毀，蕩然無存；僅遺的兩塊墓碑也被生產隊挖去做了水溝上的踏腳板。撥亂反正後，石碑為安豐鎮文化館收藏。安豐鎮人民懷着對鄉賢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鎮公園內辟「心齋園」，重建王艮、王東崖父子墓於其園內。

安豐王氏宗祠

王艮在安豐場月塘河有園一所、講堂三間。門人林東城、御使洪垣（覺山）助銀為王艮增益講堂三間，東西掖房各五間，構成「東淘精舍」，命名講堂為「勉仁堂」，供先生講學和來訪學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後，改建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東台布衣學者、詩人吳嘉紀（其祖父吳鳳儀是王艮的學生）曾寫有《謁勉仁堂》詩。這些建築，隨着歲月的流逝，已逐漸煙沒無存。安豐鎮人民正着手重建「東淘精舍」，以資作為對王艮的永久紀念。此外，安豐鎮文化館內，遂豎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泰州崇儒祠

位於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側。始建於明萬曆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後多次修葺、擴建，數百年來，一直為講學之所。解放後改作民居。1986年恢復崇儒祠，進行了大修：第一進是重建的，其餘三進均系原房修復。主要建築四進：第一進為大門，上嵌「崇儒祠」石額，門外兩旁立石鼓，砌八字牆；第二進為「立本堂」；第三進為「樂學堂」，東牆廊壁上嵌萬曆七年（1579年）《心齋先生祠堂記》石碑，西牆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殘碑；第四進為「賢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質王艮《樂學歌》等。泰州學派紀念館設於此十多年。

姜堰王氏宗祠

位於姜堰鎮東后街。始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年），以後重修過。祀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棟。祠堂軸線建築為三進：第一進為門廳；第二進為大廳；第三進為大殿。「大殿」的西側遂有一進配殿與大殿並列，為「三賢祠」，祀王陽明、王艮、王襞。祠堂內曾刻有王棟像，泰州學派重要傳人羅近溪（汝芳）曾有像詩，像早已煙沒無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舊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領導批示對王氏宗祠這所明代建築予以保護，正着手修復為研究泰州學派和紀念王棟的活動場所。

相關評價

獨領一代思想領袖風騷、占中國哲學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創的泰州學派，自形成至今，人們對它的評說仁智互見，褒貶不一。撮其要者：

《明史·儒林傳·王艮》中說：「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王）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

王艮的再傳弟子李贄（李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門生）在《續藏書·王心齋公艮傳》說：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為黃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說：「蓋心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碩儒黃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學案》中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指王艮）、龍溪（指王畿）而風行天下……泰州以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黃宗羲對王艮雖作了若干肯定，但出於與泰州學派觀點上的差異，以及對王（守仁）學的「修正」（王主「心」，黃主「氣」，但黃又認為「心即氣」，因而有人謂黃為王學的「修正派」），他不僅不無偏見地在撰著《泰州學案》時，並非疏忽地隻字不提幾乎與他同時代、轟動全國朝野的「異端」人物李贄（李1602年棄世，黃1610年出生），更談不上提及泰州學派晚期（李贄的弟子、再弟子）進步、革新人物湯顯祖、袁宏道、徐光啟等，而且攻擊謾罵泰州學派傳人為「小人之無忌憚」者。

史學家翦伯贊（1898-1968）在《中國史綱要》中說：「以王艮……等為代表的王學左派，不僅對程朱理學更加反對，而且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理教也給予尖銳的抨擊……他的學說……甚至被統治者目為『異端之尤』。」

史學家白壽彝（？-2000）在《中國通史》中說：王艮「創建的泰州學派，是我國學術史上第一個具有早期啟蒙色彩的學派」。「他所創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論，雖不能摧垮專制的封建統治，亦無力衝決封建倫理綱常的藩籬，但是他的閃爍着啟蒙色彩的理論，他以『萬世師』自命的『狂者』風格和鼓動家、傳道者的熱忱，以及從事平民教育、傳道講學而終身不入仕途的『氣骨』，卻深得下層百姓的擁護，而且成為泰州學派的思想傳統」。

史學、思想、教育家侯外廬（1903-1987）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說：王艮「這種學說在下層社會廣泛傳播，其學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非常明顯的。」又在《中國思想史綱》中說：「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後期的第一啟蒙學派。」

史學、哲學家任繼愈在《中國哲學史》中說：「以王艮為首的泰州學派……沿着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向更徹底的方向發展……它的社會作用是消極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學說在下層人民中得到傳播，為統治階級在勞動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於勞動人民，他……明確地站到大地主階級立場上去了」。「王艮這樣的階級調和論……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鬥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階級」。「王艮的學說，……不觸動封建主義一根毫毛，……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王艮他們這夥人，……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是明朝中葉的一個『武訓』」。「泰州學派……他們的哲學思想，本質上是反動的」。

哲學家楊榮國（1907-1978）在《簡明中國哲學史》中說：「王艮思想有接近勞動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的若干願望和利益，但是有嚴重的弱點，就是對統治階級仍然存在幻想，宣揚階級調和論的觀點。……因此，不管他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是起到麻痹勞動人民革命鬥志的作用」。

哲學家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史綱》中說：「王艮的門人所謂泰州學派，尤勇於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為。此派流弊則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憑意見。這些王學左派又多好禪學，結果流為狂禪。但是，張岱年在《王艮與泰州學派·序》中說：「泰州學派是明代後期的一個獨特學派。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個平民思想家」。

哲學家汪奠基在《中國邏輯思想史》中說：「李贄和王艮都是所謂『王學』的左派。他們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反對盲目『願學孔子而不問是非』的虛偽傳統，認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現實生活的認識中」。

哲學家肖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中認為：泰州學派「閃爍着主體功能性的思想光輝」。

哲學家黃宣民在《王艮與泰州學派·序》中說：「泰州學派是明代中葉崛起於民間的一個儒學派別。」有人稱之為王學左派，也有人稱之為民間儒學派，我們稱之為平民儒學派。它的創始人王艮，「由一個識字不多的灶丁，終於成為著名的泰州學派的開山祖，這不單在當時儒林中獨樹一幟，即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歷史已經邁進思想無比活躍、科學文化無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紀，對於王艮與泰州學派，應從實際出發，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公正、公平、公允地給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王艮出身貧苦勞動人民，他終身布衣不仕，始終保持了勞動人民的本色，他是與下層勞動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他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具有反封建專制、反封建道德傳統、反正宗聖教的戰鬥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學說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會平等、個人自由、個性解放等思想主張。王艮是我國「早期啟蒙思潮的先驅者」；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後期的第一個啟蒙學派」。王艮與泰州學派的這種思想特徵，對於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響。鴉片戰爭以後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改良運動，也不無受到泰州學派思想的影響。

當然，由於時代、階級以及認識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與泰州學派也存在一些弱點和缺陷，如對封建專制認識和鬥爭的不徹底性、對傳統聖學的妥協、對社會活動和鬥爭方式方法上的「怪異」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與泰州學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