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物記(元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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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人物記》是中國當代作家元辰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百年人物記
昨夜又回到兒時或成年後的故園。父親依然光着臂膀，在道場上揮連枷打場，汗如雨注。母親提「一匹罐」大茶壺，汩汩將水倒進碗裡，仰頭喝下一碗，然後端一碗遞給父親。父親拄着連枷喝下去，母親問：「還要不？」父親說：「再來碗。」母親提壺再倒一碗，父親又汩汩喝下。母親提壺端碗進堂屋，放下，拿揚叉把打過的麥草翻一遍。包產到戶了，自己種自己吃，打四遍，才能收拾乾淨。
麥場灰大，這四個月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祖母，自己搬把小板凳，出了後門，在屋旁皂角樹下花白的蔭涼處坐下。身上穿着大襟右衽細藍布汗褂，黑布褲子，尖尖布鞋。頭上包着白棉布服子，兩隻角很展很展。手上拿着芭蕉扇，輕輕慢搖。她已80而後，眼光有些渾濁，但還有神。嘴裡哼着不知什麼調調，沒有人同她說話。
我知道是在夢裡，時空不固定，場景多變換，想說話，張不開嘴。
其實我很少做夢。多年以來，退休老頭一個，依舊忙得無法做夢。要把該干、能幹的事情干好又保持健康，「餓即食、渴即飲、睏即眠」，經常和老伴說着話睡着了。上床即入睡，從不擇床，醒來天光。中途不醒，不起夜。自是一年四季「吃得睡得累得」的七十三歲不倒郎。可每隔幾個月，依然會夢回故園，做白日夢與父母親人在一起。
一個人的精神臍帶無法剪斷，最初的來處總比後來的住處更加安魂。
張建全說「想見村里每個人」，我也是。得停下手頭其他事，寫《百年故園》，先來篇故園人物記。
我的故園，大，指整個桃子園，包括上桃子園（原一二三組），中桃子園（原四五六組），下桃子園（原七八九十組）；中，指下（小）桃子園；小，僅指原七八兩組。記憶有限啊，只敘述自己知道的，無法村史般地敘述整個桃子園百年人物。
沒有袁永輝照片，找個網圖代替
長壽五老
桃子園七溝八梁九面坡，一個大隊十個組，後改為行政村，新世紀之後合併到棠埡村。七八兩組占兩溝三梁三面坡，最旺時30來戶人家，近二百號人，百年來壽命九十以上老人五個，新社會活了幾十年；八十以上的老人，粗算一下二十多個。在貧瘠的石灰岩地區，這是一個奇蹟。解放初去世的人大多五六十歲，平均壽命的延長讓人吃驚。
第一個活到百歲的是袁永輝老太爺。七組轉包上袁宗君的爺爺。他兒子袁世海，年齡和我父親相仿，說話輕言細語一臉笑。孫子袁宗君和我相仿，稍小。我管袁宗君叫爺爺，管他父親袁世海叫太太，管袁永輝叫老太太。
我記事時，袁永輝已白須白髮。父輩說，袁永輝老頭操過打的，這方只有他是從過師的了。練身的石鎖就擺在道場上，我們上學從道場經過，親眼見過。他光膀子幹活，古銅色的背膀，一疙瘩一疙瘩的肌肉，着實叫人羨慕。七十多歲仍能單手舉起百餘斤的石鎖。操過打的人舞龍舞獅都是舞繡球的，領舞者，又叫「打回子」，大概是來回騰挪的意思。我沒見過老太「打回子」，只見過袁世海50年代舞過龍燈。世海太太並不「操打」。就如我老太太袁永明、太太袁世泰「操打」，爺爺、父親卻一點不會。「操打」的人生活古板，除了農活和「操打」，沒有別的愛好，既不打獵也不打漁，到老與後人分家單過。老伴走，自己老得實在照顧不好自己，才和兒子孫子到一口鍋里吃飯。他如何練功不得而知。只聽與他同組的曹汝斌說，50年代他學「打回子」，拜請老頭指點，獲益匪淺。那時我八九歲，不知道受益匪淺究竟受了什麼益，至今也沒破開，老頭兒神秘的印象一直留在心間。
新社會老人自勞自食幾十年，很少生病生災，八九十高齡以後還為集體放牛割草，為自家砍柴背柴，好像在八十年代去世，享年百歲。
第二個活過九十的是朱家婆婆。八組楊樹灣袁宗喜爺爺的老伴，原大隊長、黨支部書記袁先烈的母親。母親跟我說，1947年分家，分到父母名下的一間半石屋別人租住着，合同沒到期，找到袁宗喜租住他的豬欄屋，我1948年出生前夕才搬。母親懷頭胎我姐及我姐早夭後，朱家婆婆住得近，大事小事多有照顧。
我記事時，宗喜爺爺殺豬，每到冬季，穿着油脂很厚的麂皮圍腰，挺杖撅着油乎乎的腰子篾籃，裡面裝着點刀、砍刀、尖刀、鏈鈎、刨子、烙鐵等屠宰工具，在山路上來來去去。朱家婆婆一雙小腳，個子不高，跟許多老年婦女一樣，很長時間參加集體勞動。平時不是在山上砍柴、挖麥冬，就是在園子裡翻地種菜，停不住。兒子袁先烈翻娃娃灘，家大口闊；另一個兒子袁先槐土改分屋，住在同組雞公尖，1956年因病去世，遺孀帶三個孩子，非常貧困。二老單過，勤扒苦掙僅能養活自己，談不上富裕。後來宗喜去世，朱家婆婆一人過，日子更加艱難。和兒子袁先烈一起開過火，窮家小戶困難多，老人不適應，要單過。八九十歲後，還自己撿柴、種園子、洗衣、做飯。兒孫只能管她口糧。
我回家從她門前過，總見她在忙碌。多少年後回鄉，問「朱家婆婆呢？」弟弟說「走了。」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心裡暗然，可憐她沒有趕上溫飽後的好時光。
第三個活到百歲關口的是我祖母李邦英，1997年去世99周歲。她比袁永輝小十來歲，在新社會多活十來年。解放初她五十多歲，是家裡主要勞動力，砍楂子、燒火糞、薅草、收割、打場，我都親眼見過。
她和小叔住在條石砌牆的天井老屋，我50年代上沒少在這老屋裡吃飯、睡覺。六十年代上初高中，回家時從門前過，得先看她才回家。她能當家作主，總是留我吃飯。我有時吃，有時不吃。70歲以前，幾乎一直跟着小叔生活，做家務看孩子，生病了，不舒服了，才被父母接過來，在我們家呆幾天，又急着要回去。母親心裡就不樂意，這兒不需要您照看這照看那就不是您家嗎？兒孫不一樣是您的？祖母也許不理解「餓老人」的心理現象，我知道母親的父母走得早，十三歲到袁家當童養媳，二十歲結婚，二十一歲分家，什麼都靠自己，想個老人看看門、哄哄孩子，沒有。祖母住不上三天要走，她稀慌得很。後來母親到妹妹家總是輪流着過，不論事多事少、有吃無吃，住到孩子們樂意了才走。
祖母80而後，在父親、四叔、小叔三家推磨供養。她年歲已高，最多幫忙趕趕雞子、摘摘菜，沒什麼事她做。包產到戶以後，生活越來越好，供她吃穿沒問題。經濟上雖仍不寬餘，但她很少生病，也不用什麼錢。和幾家關係處理得很好，不像許多別家老人常哭哭啼啼要找領導調解。
第四個第五個壽命超過90的人，是我四叔、四神。兩人和母親同年，丙寅屬虎，生於1926年。而我母親逝於2009年秋，父親生於1921年底，逝於2004年夏，都80而後離世，也算高壽。四叔逝於2018年冬，享年92；四嬸逝於2020年夏，享年94。
我祖母走時，父親75，四叔71，和小叔一起在靈前下跪，顫顫巍巍。那一代人在舊社會吃的苦，即便給我講過多少次，我也無法完全體會。我父親1937年16歲，大伯、祖父那年去世之後，他是家中唯一半成年男丁，與祖母一起擔起一家十來口的重擔。他的任務是十來畝田的耕種、除草、收割等負重活路。而他自小肚臍封閉不全，常流黃水，還有腹溝疝，80才上縣人民醫院做手術。他說，那時望着一坡田耕不完薅不完，人已累癱，常常坐在田頭抱頭哭，哭完還得接着干。辛勞一輩子，去世那年還種着三畝開荒地。70歲時我帶他檢查身體，醫生說，肺心病，支氣管哮喘，治不好，養幾年吧。都認為他活不過75，他一直勞動，卻活到82歲半。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一生勞動肌腱發達，分田到戶後有大碗肉吃，且心態平和。
四叔五叔未成年時，雖然不能負重，也必須下田幹活，沖碓推磨。母親講，他和五叔合推手拐磨時，因使力不勻發生爭執，開罵，打嘴，童養媳們也勸不好，祖母從田裡回來，讓所有人跪在天井屋裡反省，一氣躺了三天。接近成年，就要當兵。三抽一，五抽二。大伯當兵得病早逝，大嬸改嫁，三叔四叔沒法逃，祖母只得賣山賣田籌款送禮，托人將三叔四叔送國軍部隊給長官當勤務兵，怕他們上戰場死了。四叔當兵時宜昌尚未淪陷，幹了三四年，第三次長沙保衛戰打響，從宜昌抽調部隊增援，團長看他才十六七歲，讓他回家成婚孝母，沒有去長沙。這是他九十而後親口告訴我的。回來後與四嬸倒插門成婚，解放後歸宗，一輩子沒離開過農田。直到60年代才結束借屋住的日子，做了自己的石屋。90而後仍然自種園地。
他去世，我奔喪，棠埡村安排堂兄袁國本在宜昌市宣傳部組織的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移風易俗攝製組陪同下，來主持追悼會。堂兄邀一起主持，他說我兩弟兄主持四叔追悼會，宣傳部攝製組全程拍攝，是對四叔最好的弔唁。我看了他起草的儀程和追悼詞，建議增加四叔曾入伍抗戰的文字，然後他叫我念什麼就念什麼。我想這樣隆重的儀式，是對四叔一生正值為人、辛勤勞動、遵紀守法的最大肯定。四嬸去世，正值抗擊新冠病毒肺炎，形勢尚未好轉，不能聚集人群。四叔兩個兒子辦好下葬之後，才電話告訴。四叔滿五七和第一個清明節，今年四嬸第一個清明節，我和弟妹六人都回故園拜祭了。
人倫孝道，天命皈依，是社會清明的重要標誌。這些老人，解放前的幾十年，由貧困到赤貧，吃盡天下苦；解放後逐步由赤貧到自足、由自足到衣食無憂。雖然沒有趕上21世紀的小康生活，但與早逝者相比，萬般幸福了。尤其是袁永輝、我祖母、四叔四嬸，在故園德高望重、人緣極好，歸山之時，遠近親朋以及後輩子孫的同事親友都來悼念。若沒有走向翻身解放，沒有社會生活的不斷好轉和後輩兒孫的成長、有為，默默無聞的普通農民怎能活得久、走得有尊嚴呢。
1958年北航研究成功我國首架無人機，徐學賢為指揮部黨支部書記
上一代文化人
故園上一代，多無文化，因窮。我祖父母目不識丁，祖輩未出過文化人。父親、三叔、四叔只讀過幾個月私塾，認字非常有限。五叔初小，小叔高小。嬸娘間唯四嬸上過幾個月私塾，其餘解放後參加掃盲學習，過關後又還給老師了，到老只認得自己的姓名和錢上的阿拉伯字。故園人窮而少文，對文化卻超常嚮往，對文化人也格外尊重。察其言，鄉言無不盛讚鄰村南埡萬家河放牛娃全敬村之少年苦讀以及本村九組徐學賢之家貧好學，用以引領故園子弟人生嚮往；核之行，則桃子園1955年初辦小學與我同為第一屆二十來個學生中，歷經艱難困苦供養了四個高中生和十來個初中生。
南埡全敬存，清末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科，加入同盟會，走上「辛亥革命」舞台，成為遠近學子的上上代榜樣。抗戰期間鬱郁不得用，閒居鄉里，還籌資興辦南埡小學，創作了校歌。上一代人中，不少出自其門下。比如原四組的湖北省「薅草鑼鼓」非遺項目傳人袁國本、原張家場公社黨委宣傳部長劉良、當過大隊會計的五叔，都是抗戰中期南埡小學的學生。本人高小五年級也在南埡小學讀的，不過已到1959——1960年，全敬存作古，只能通過大人們的回憶傳講來膜拜。
三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徐學賢，繼全敬存之後成為遠近崇拜的第二代榜樣。他出生在桃子園原九組紙家灣，農民子弟，是我母親本家弟弟，與外祖父家相隔不到一里，後來才遷往南埡村南埡小學所在的楊家院子。
舅舅徐學賢少年適值抗戰，國計本艱，加之幼年喪父，家家（方言外祖母）一人帶學聖、學賢兩兄弟，貧困不堪。但二人聰穎好學，吃不飽穿不暖亦不失求學之志，學業稱冠當時學子。解放後，建設急需人才，大舅選擇參加工作，供養小舅，使其得以繼續就讀航空系。1952年清華、廈門、北洋（天津）、四川、雲南大學和華北大學工學院、西北工學院、西南工業專科學校等八所院校的航空系合併組建北航，小舅乘船路過宜昌，大舅還趕往碼頭送生活費。
徐學賢畢業後留校任教，曾任科研組日常負責人、學生處長、研究生院院長。1957年夏，他剛和舅媽結婚，回鄉訪親，在我家的道場邊為我拍下有生以來的第一張照片。1959年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無人駕駛飛機》，生動記錄了1959年2月研製成功我國第一架無人駕駛飛機——「北京五號」的誕生過程。「北京五號」指揮部由游擊隊政委出身的飛機設備系系主任文傳源任指揮兼總設計師，徐學賢為支部書記，面對「一無資料、二無經驗、三無設備」的艱難情形，以嚴謹的科學態度，論證無人駕駛飛行系統技術方案，帶領師生近300人，大幹百餘天，終於出色完成任務。
1973 年 的北京航空學院革命委員會教務組科研組，組長張錫純身體不佳，有時不能上班，日常工作經常由徐學賢代理。徐主要負責科研管理。此間和科研組一起，解決了殲六發動機「渦噴六渦輪軸」斷軸事故這樣複雜的應力分布計算問題，這項科研成果1978 年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獲得國家獎勵。
中國工程院院士馮培德也曾師從徐學賢：「我和北航的緣分要從1960年說起，那時北航和北大合作承擔國家某工程項目慣性導航系統論證工作，北大兩個老師帶着我們6個學生（理學院毛劍琴教授也在其中）介入該項工作，有機會接觸到林士諤教授，還有徐學賢和徐鶴年等老師。」
1985年，他負責招生，三次找宜昌縣高中考了578分的高材生張揚軍，向他介紹北航的教學、科研等各方面情況，告訴他，發動機是一切航天器的動力，發動機專業最好，使他下決心填報了北航發動機系。後來成為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車船動力流體專家;現為解放軍總裝備部某技術專業組專家、國家安全重大基礎項目課題負責人。可以說沒有徐學賢的悉心引導，就沒有宜昌的這位科研後來人。
故園另一文化前輩，是和我父親年齡相仿的公立教師鄒治策。原九組鄒家塝人，其長女鄒國翠與我同年，並是小學同班、初中同屆。鄒老解放前是否教書，不得而知。我記事便知道他一直從事教育，在許多學校當過科任老師和總務主任。
父親沒文化，當農村幹部多少年參加學習，到老勉強能讀報讀書、簡單記賬，但卻有不少教師朋友。鄒老是，原南埡小學校長、後分鄉公社文教組組長黃祖元也是。鄒老回鄉探親或者父親外出開會，二人總要見面，交談許久。父親沒少在他學校吃飯，他在我們家吃飯卻很少。兩人談什麼，我不知道，大概也是兩個相互看中的人之間互相拉家常吧。我也不知道在人情來往方面，父親怎樣和他拉平。
鄒前輩的幹練、儒雅和謙和我是印象深刻的。他見我這個晚輩，也是一臉笑，輕言細語稱「國新」（我學名）。八十年代中期退休以後，歸鄉養老。他長子鄒國玉在原大隊部山嶺上做房子開小賣部，我回家沒少坐一坐，有時也在店子裡買東西。歸於農村，家務事多，雖有退休金，改變不了山區農村「油鹽醬醋茶」的供給環境，下田要占泥，出門要步行，居家沒有自來水，乾淨、整潔、儒雅的習慣就打折扣。新世紀初，我再見他，也敞着外套、鬍子拉碴了。他還一如既往問我父親還好不。父親2004年走後，我回鄉插清，他又說，這麼好一個人說走就走了，也是沒辦法啊。再後來未見他，一問，他也走了，未到90歲。
如今健在的文化人，應數本組同一條沖的堂兄袁國榮了。他生於20年代末，比我父母稍小，已過90了。他家與我家坎上坎下，相距三四百米。他夫人徐桂英是我母親的叔伯妹妹，因而按「亂親不亂族」的規矩，我叫他哥，叫他夫人幺幺（小姨）；他叫我父母仍是二爹二媽（我父親排行老二）；他夫人叫我父親二爹，叫我母親姐。兩家來往一直密切。他大女兒袁俊玲比我大一歲，是我小學的同班，叔侄關係很好。他兒子袁正群小我兩歲，我倆高初中畢業回鄉勞動綁在一起，受他父親影響，腦瓜特聰明。我1969年初當兵，他1970年初當兵。
國榮哥50年代在宜昌縣人委財稅科當會計，是那時本組唯一國家工作人員。1957年錯劃右派，但未開除公職，具體原因我不清楚。60年代中期他下放在霧渡河財稅所工作，農忙季節要返鄉參加生產隊勞動，回去當地要有表現證明，時常由我代寫，父親再蓋上私章和公章。文革後期，調到鄢家河財稅所。80年代落實政策，在原已摘帽基礎上徹底平反。財稅分設時調回縣財政局，任總會計師，可見他業務水平出類拔萃。因而，復原回鄉的兒子袁正群得以落實中高級職稱知識分子待遇的政策，招收至鄢家河稅務所工作，小姨的戶口也轉了出來。時我已轉業回縣，1986年後在縣委政研室工作時，多和國榮哥在相關會議上碰頭。
我高中期間對哲學很感興趣，讀《矛盾論》《實踐論》學艾思奇《唯物辯證法》。寒假與國榮哥同道從南埡到棠埡，說起學哲學，他滔滔不絕，一聽知道他學得認真學得深，不是只懂會計業務，心裡更加佩服。80年代末他退休，和小姨安度晚年。90年代，常常來往。
不幸的是，近十來年，他夫人、媳婦、兒子相繼去世，孫女袁宏濤要上班，請了一個保姆照顧起居。雖同在小溪塔，碰面機會也很少，加之害怕觸動彼此的傷心事，也沒專程看他，只是默默關注他的消息。我二妹有時間碰到，說他更瘦了，保健品吃得很多，精神不錯，我也稍安心了，願長命百歲。
操鼓者為湖北省「薅草鑼鼓」非遺項目傳承人
鼓歌傳人
桃子園的七溝八梁九面坡都置於貫穿大江南北的宜昌縣中部石灰岩地段，別的什麼都缺，唯獨滿山石灰石和滿地走的鼓歌傳人不缺。80年代初宜昌縣搞「三民」集成（民歌、民樂、民舞)調查，收錄桃子園傳唱的民歌，就有袁國本、袁國家、任祖英、鄒國龍、鄒國鳳、鄒國林、陳友英、徐成德等十多人在列。沒有收錄的鼓歌傳人更多，初算一下，我知道七八兩組三十來戶人家一百多人中，打蒿草鑼鼓的就有李遠清李萬金李萬銀父子、袁先烈袁先踝兄弟、袁世久、袁世家、柳良明（入贅前叫袁宗明）等十多人。九組有徐宗盼、徐學龍父子，徐學成、徐成德父子，鄒國龍、鄒國鳳、鄒國林兄弟。如果加上打鎵鋣的（鼓者），喊「高聲子」（唱山歌）、哼小曲的，那真是「鼓歌滿山吼，能者多如狗。」
我曾在《耳邊的歌師》中寫到：鑼鼓一響，歌師上場。驚天動地的哀婉，驚天動地的悲愴，驚天動地的呼喊，驚天動地的雄強。歌師是有故事的人，又裝一肚子三皇五帝至今的故事。感悟故事裡的人生，咀嚼人生里的故事，鎔為一爐。歌師鼓歌，教化、撫慰眾生的悲苦。沒有歌師，煙囪就不冒煙了。沒有歌師，姑娘就不出嫁了。沒有歌師，公雞就不打鳴了。沒有歌師，磨碾就不飛轉了。歌師和父母一起將我餵養，歌聲和包穀飯將身心催脹。
我外祖父徐宗耀，家在後來的九組，也是歌師、武師。一生悲苦，耕作之餘，趕老牛，販線聽，為人婚喪嫁娶鼓歌，窮得叮噹響。1939年母親13歲，他去世了，享年70。我沒看到他鼓歌。母親講過，在分鄉至荷花道上，外祖父是位響噹噹的人物。他拖一條參加分鄉場趕場（如北方趕集），從上場打過下場，沒有武師攔得住他；又說他趕老牛下宜昌，在苟家埡腰中，被搶販趕走了牛，同伴着急，他說「沒事，吃了飯追趕來得及」，趕到黃花，用一雙防止飯菜下毒的銀筷，挑起搶販的鼻孔，搶販不得不乖乖交還牛，還幫他趕到宜昌。
活在新社會離我家最近的鼓歌傳人屬李遠清父子。他住在我家對面山後的楊樹灣，不到一里。不僅是鼓歌之家、漁人之家、還是獵戶之家。
他小兒子李萬銀是我名符其實的髮小，同年，同班，玩伴。我下河弄魚（摸魚、砸魚、撒網打魚、圍壋鬧魚）游泳，都跟他學的。解放初，李萬銀尚小，提着鑼鼓上場的是李遠清和大兒子李萬金。父子戴草帽，穿短衫，往田頭一站，陽光從側面斜照過來，把兩條身影拉長，人們便平心靜氣，隨着鼓點和歌唱勞作。60年代李萬銀十四五歲，需要補缺的時候，他就上場。小小的個子，黑黑的皮膚，外帶草帽，扯開嗓子喊歌的時候，脖子老粗，青筋凸起，我記得一清二楚。
我還記得1957年秋，高級合作社本組的人在我家傳達學習反右運動的精神，父親是社長、黨支部書記，主持會議。李遠清在會上發言，哼哼吐吐地說：「有些事不合理，不能說，火燒烏龜肚裡疼。」因他成分是富裕中農，大家要他說清那些事不合理使你你火燒烏龜肚裡疼。他不敢說或者說不出來，一連幫助了幾個夜晚。不夠後來也沒把他怎麼樣。我那時才讀二年級，不懂大人的事，只在傍邊聽。
80年代初，還沒落實聯產承包責任制，縣委書記胡開梓帶人到貧困鄉村調查，為農村改革做準備，來到李遠清家裡。這時李遠清夫婦七十多，子女都已成家，二老單過，李遠清病在床上，小腳老太顫巍巍請領導同志坐。胡開梓揭開土灶上的黑鍋，煮着黑漆漆的野菜，眼淚止不住流出，當即掏出五十元錢和五十斤糧票塞到老太太手裡，推辭半天，老太太才收下。包產到戶後沒幾年，二老便病逝了。
李遠清的大女兒李萬秀1959年嫁給我小叔，小女兒李萬珍嫁給我族弟袁國文，血脈淵源和幾十年的交往，和我本人與家庭的關係糾葛很緊。我回想勞動期間，和袁國文、袁國文親哥袁國錦、袁正群幾叔侄綁在一起，打牌、勞動、修棠埡水渠，形影不離。袁國文從廣播局提前病退，回老家生活，借我和妻子到家做客。可惜，李萬珍長期一人在農村，集體、家庭幹活都像「拚命三郎」，支氣管哮喘轉肺心病，五年前較早過世。
改革開放後，李萬金、李萬銀兩家的生活「芝麻開花節節高」，衣食無憂，兒孫滿堂。日子甜着呢，可也羅病撒手人寰。一個剛進80，一個不滿70。只有小嬸健在，今年77，享受着國家低保照顧。曾經稱著一世的鼓歌之家、漁人之家、獵戶之家消散於歷史的無形。
故園鼓歌傳人活到國家授予稱號、享受國家補貼的只有袁國本一個。他是我本家哥哥，我小學老師。原四組人，生於1932年，今年進90。我小學時是個調皮王，楊玲芝老師拿不下，換了袁國本老師，把我收服了。他並不打我，也不推搡，一是嚇，讓我到辦公室等待，放學後帶我見父母，父母捨得下手打，我怕；二是哄，表現稍好就表揚、鼓勵，「戴高帽子」（誇獎）。兩手一用，我服，學的認真，成績一直好。
他解放前讀過高小，是當時故園的文化人之一。下學回鄉勞動，痴戀薅草鑼鼓，遍訪名家，拜過九個師傅，學得上腦入心。講故事，唱民歌，打喪鼓，做祭文，打鎵鋣，提皮影，扎龍燈採蓮船，寫新聞、演文明劇、編歌舞、做篾貨，耕田耙地，無所不能。是全縣優秀報道員，全縣文藝匯演獎得主，宜昌地區命名的民間文藝家，湖北省「蒿草鑼鼓」非遺項目傳承人。
1956—1957年任桃子園民辦小學教師時，組織學生表演採蓮船到大小桃子園各家各戶演出，從正月初一，一直演到正月十五。船是他扎的，詞是他編的，道具是他做的，人是他教的，妝是他劃的，還親自當艄公。我還被安排和袁玉梅、袁俊玲、任祖英輪流當船娘。
1958年他調到分鄉公社機關食堂當司務長，後來到縣三中當採買，1960年精簡下放又回到桃子園小學當民辦老師。前後幾十年，一會兒當老師當校長，一會當農民，上上下下，有生病的原因，也有家庭困難的原因。80年代民轉公，他年齡已大，始終沒有解決。困頓之中也沒有放棄鼓歌，只要形式容許，依然打鎵鋣，打鑼鼓，打喪鼓，做祭文，寫新聞報道，編演出節目，凡有匯演，幾乎未曾掉號。
文革中組織大隊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他是團長、編劇、導演，每個生產隊派人參加，我和小學一幫同學混於其間，對口詞，三句半，歌舞表演唱、漁鼓、相聲、快板書都在期間。有時也安排我創作節目，寫了些什麼，全然不記得，只記得有袁玉梅，袁俊玲，柳良芬，袁正群，時家秀，時家翠，任祖英，左萬錫，鄒傳銀，王叔香，曹汝梅等人。
80年代後期，他曾到小溪塔做一段時間零工。那時保安一業尚未興起，單位請零工負責打掃衛生，看管拖糞來掏公廁。他告訴我，因為得過嚴重胃病，看見髒乎乎的屎尿就反胃。實在幹不了，又回鄉下。勞作的同時，送葬打鎵鋣，坐堂打喪鼓，扎清明吊兒，想方設法賺點零用錢。
90年代以後的見面，基本都在送喪的場合。聽着他操鼓歌唱，仿佛回到童年，畫面一幅幅在眼前流過。只是他的聲更鬱郁蒼茫，仿佛穿透今生來世。為我祖母操鼓，為我父親操鼓，為我四叔做祭文，為我族叔袁先聰操鼓，除了「詩云子曰」、「亡人生平」、「孝子報恩」等規定內容外，還貫以自編的時政宣傳唱詞。每年一度的薅草鑼鼓傳承講習表演，由當地政府文化部門舉辦，我並沒有參加過。不過，宜昌市委宣傳部組織拍攝的三集薅草鑼鼓專題片，我一字不拉看三遍。他的演唱，我不僅感動，引起很多回憶，還產生很多聯想，比如辦薅草鑼鼓表演的「祈福山莊」——「吃（故園口音念qi)者有福，名山有莊」。還覺得非常必要把他曲折的人生經歷用講述方式記載下來，整理成一本情節生動的口述實錄散文。但我個人因為家庭情況特殊而無力陪伴採訪，只能等待有心人出山。
我熟悉的另一個鼓歌傳人是義姐夫鄒國龍。姐姐袁國英自小拜記父母膝下，到老行走親密。姐夫曾任桃子園小學民辦教師，和袁國本老師一起教過我。小時候沒少在他們家玩。我調皮，他卻很少訓我，只是開導我，教我很多明辨是非的事例。
他是故園人中最愛學習鑽研的一個。解放前家境不錯，只讀過四年私塾，珠算，記賬，中醫兒科，古歌，打獵，都靠自學。80年代中後期易學復興，他已50多，還讓我找一本《易經》給他學。這種學而不倦的精神使我感觸尤深，影響頗大。他善唱山歌，是入了全縣「三民」集成的。打鎵鋣，打薅草鑼鼓，坐堂打喪鼓，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聽。姐姐心煩時埋怨他不務正業，其實他家耕田耙種、起房子、做篾貨，都是他親歷親為。不僅如此，我父母老年之後，哪怕他也60開外，搶種搶收，放下自己的活也要來幫忙。他，袁正山，袁正安是幫我父母最多的人。
他只讓我辦過一件事，為他上門大女婿劉永培找份工打。我介紹到高仁華的礦業公司，參加碼頭裝卸。收入有保障，可是劉永培身體多病，幹不了，半個多月就回去了。那時許多企業倒閉，職工下崗，工作很難找，而劉沒有技術專長，身體又不好，實在辦不了。這件事一直成為我的隱痛。
我在職期間，回家總是來去匆匆，退休後才有機會回家陪父母兩三天，確實沒到他們家去過。直到父母都走了，2011年侄女葉思德請我幫他參謀該不該投資農家樂，抽時間去看一回。那時他77歲，患肝癌晚期住院剛回來，我帶了小盒茶葉和200元錢，他生死不要錢，只要茶葉。好說歹說他才收下。剛進80那年，我接到電話，他駕鶴西歸了。我趕緊聯繫弟妹五個，找車連夜奔喪，安慰姐姐。五七本來也去的，臨時告知找好的車去不了，沒去成。
此後母親生日回鄉燒紙，碰到姐姐，她腳歪了，一走一拐，去找醫生，我給二百元，她也推了半天才收下。又過幾年回鄉，才知道姐姐也走了，因為沒記住我電話，又擔心我年歲不小，沒有通知我。哎，身不由己的時候太多，沒送最後一程，於我總是遺憾。只是國龍哥教學改作業、打喪鼓薅草鑼鼓的樣子依然在眼前浮現。
沒有提到轉業軍人照片，網圖代替
轉業軍人
石牆屋，木欞窗，十來張高低不一的二屜桌三屜桌後，坐着二十個衣衫不整的學生，木架黑板上寫着「聽榮譽軍人講抗美援朝故事」，老師在門口等候。
這是1958年秋，我在桃子園小學讀四上的情景。
一會兒，拐杖在石板路上發出清脆的聲音，一聲兩聲，越來越近，他來了，個頭不高，顯得壯實，穿着志願軍的灰色制服，走路一腿高一腿低，一拐一拐。掌聲過後，請到前面坐下，拐杖靠在身邊，抑揚頓挫的聲音響起來。
聽他講述，才知道他是五組葉家灣人，名叫葉思盛。解放前被抓兵到國民黨軍隊，後來參加解放軍，入朝作戰。在極度嚴寒的情況下堅守陣地，打退美軍和李承晚軍隊的進攻，凍壞腳，切去腳掌，成了榮譽軍人，1956年轉業回鄉，享受榮譽軍人補貼。從他口中，我們才知道了黃繼光、邱少雲和那些最可愛的人的故事。
一個受傷致殘、行走都很困難的人在農村撐起一個家，要多艱難有多艱難。那時農村普遍困難，生活狀況很差，也不時興安裝假肢。他幹什麼都得拄拐棍，唯有耕田把手扶在犁上，一腿長一腿短被牛拖着走。挑水端柴自然也很吃力。雖然有國家補貼，依然在貧困線掙扎。他一直很頑強很樂觀，從不向國家伸手，遠近對他的為人都很敬佩，60年代還當過桃子園大隊的支部委員。我父親也是大隊幹部，他們經常一起開會，我找父親時經常見到他。
新世紀以後，農村生活狀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桃子園仍於相對貧困的村，也衣食無憂，然而他年事已高，溘然去世，沒有等到這一天。
桃子園轉業回鄉的軍人很多，老一代人有我三叔，1952年副連長轉業；袁宗聰，1956年海軍輪機兵上士轉業；單永年，1959年連長轉業；袁國家的哥哥，60年代正團轉業在黑龍江農墾部門；我們這一代人，袁宗和、袁正榮、我、袁宗漢、袁正群、鄒傳斌都是轉業軍人，其中鄒傳斌干到副團，轉業在甘肅電力；下一代我知道的有袁國本、袁正安的兒子。
袁宗聰的家在七組，與我家一道嶺，不到一里路，上學的路必經他家對門。他弟弟袁宗和與我小學同班，聽說他哥轉業，放學時就到他家去看。那時他20來歲，正當華年，海軍衫穿在身上格外英俊。然後被接到學校，給我們講革命傳統故事。給他戴上紅領巾，成為校外輔導員。我父親當小桃子園大隊、石板店子大隊書記時，他當民兵連長、治保主任，1961年石板店子大隊與桃子園大隊合併為桃子園大隊，父親和他都是支委。他和袁先廷後來都當過大隊長、副書記。分分合合，上上下下，幾十年都一直是大隊幹部。他為人謙和，人緣較好。但也保持軍人本色，原則問題不讓步。據我所知，他在許多問題上不肯和稀泥，與一些支部成員有矛盾，就上家裡當面交換意見，從不在公開場合表露。
80年代末他和我父親一樣成了普通農民黨員，自耕自食。那時，農村幹部推出領導崗位，沒有養老金，也沒任何補助，分鄉鎮規定七十以前還必須出統調工、義務工。因而，也和我父親一樣，懷老病之身，到老林坡參加冬桃基地建設、維修大隊水庫、修村級公路。相對於老一代，到我們這一代農村人老的時候，待遇好多了。養老金、醫保、村組幹部養老補貼都有了，農業稅、義務工、統調工取消，真是「天差地別」。
90年代初的一個春節，我坐縣委政研室司機肖斌開的北京213吉普回家，返回時化雪爛泥，車輛陷住，怎麼也爬不出來。正着急，袁宗聰來了，一看是我，馬上喊鄰居，從自己家裡拿鍬，脫了棉衣鏟泥，墊草墊木柴，把車推了出來，我裝煙他也不抽，只能說聲謝謝。望着他花白的頭髮和單薄的老年之軀，我滿眼淚花。軍人老去，本色猶存啊，值得我好好牢記。然而進入新世紀，繼我父親之後也走了，然英榮笑貌還在我眼前。
單永年，單家廟子人，屬桃子園二組。家貧，幼年吃盡千般苦。有弟單永喜，被抽丁從軍，後加入解放軍，1959年連長轉業。1961年石板店子大隊與桃子園大隊合併，上級確定單永年擔任黨支部書記，袁石板店子大隊袁先烈改任大隊長。父親1960年與原大隊長袁先烈對調擔任大隊長，合併後改任支委、民兵連長，其後幾十年，時而任組織委員兼治保主任、時而任宣傳委員兼生產隊長，時而因病什麼也不任，普通黨員一個。1978年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父親57歲再度受命擔任生產隊長時，單永年因年事已高且多病離職，袁先烈接任書記。
父親與單永年共事期間，單永年對我們家多有照顧。一是我1969年初入伍後，家裡三間偏水房欞爛塌，不修整一家人沒地方住。但那時「割資本主義尾巴」正嚴重，「先治坡後治窩」要求很緊，木材砍伐指標根本批不下來，一般不敢在申請上簽字。父親找到單書記，闡述理由，單書記沉思很久，才寫下：「經支部研究，為照顧現役軍人家庭特殊情況，特例同意申請換欞砍伐指標，防止房屋倒塌傷人。」砍伐指標批下來，這個意見起了很大作用，防止「現役軍人家庭」「房屋倒塌傷人」啊，上級也不敢馬虎。
二是1974年農村清理階級隊伍，有人懷疑父親當隊長的八隊瞞產私分，並舉報父親從黃柏河撈漲水打來的木材做家具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父親被請進「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強制教育審查，往往動武），母親找到單書記和工作組，要求實事求是，不能屈打成招，我知道後也從部隊寫信懇請工作組和單書記主持正義，確保按政策規定辦事。單書記與工作組做了大量調查，證明「瞞產私分」子虛烏有，只沒受了撿木材做的家具，沒給處分，也沒動粗。改革開放後落實政策，取消了1974年對父親撿木料做家具的批評，沒收的家具還了回來。
三是我弟弟上縣文衛局舉辦的一年制赤腳醫生培訓班、當赤腳醫生，大妹1975年高中畢業後推薦為桃子園小學民辦教師，有人提意見「為什麼好事都是他家的？」單書記說：「群眾樂意推薦，他家又是軍屬，我們不批，要跟群眾和政策唱反調嗎？」一句話頂得死死的。這樣一個正直無私的軍人，由於所處的年代艱難困苦，積勞成疾，晚年多病，沒趕上九十年代以後的好時光就走了，想來暗然神傷。
我們這一代的轉業軍人，不論在農村在城鎮，待遇比上一代好多了，完全印證了「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句話。
七組袁宗聰的弟弟袁宗和，1965年入伍，1969年轉業，在農村沒待多久，就招工進「宜鋼」。後「宜鋼」下馬，分到「宜昌縣紡織廠」（後改「昌威」有限責任公司）供銷科，老婆孩子轉非，80年代就在小溪塔起了私房。我在政研室工作時，織布廠是縣委書記拿在手上的企業，也是最早推行銷售人員「五費合一」的企業，他也屬最早受益的那一批。書記每年要去好多次，有時開會就有他參加，匯報採購銷售情況和一線人員建議。90年代末我在勞動局工作，他和夫人劉長廟找到我，詢問病退政策。我說，縣裡管鑑定和申報，市里管審批，只要鑑定通過，一般沒問題。鑑定等級有國標，是公開的，體檢達到標準，專家們就會通過，哪怕我是鑑定委員會主任，也不能作假、做不了假。第一年沒有達到標準，不能通過。第二年符合標準，通過了鑑定和病退審批。當時拿的社保退休金不多，現在經過15次連漲，應每月三四千了。
他退休後在七里崗臨街私房開小賣部，與夫人劉長廟輪流值守，老街區生意不錯，早屬富足之家了。身體也保養得好，除了肺心病氣喘嚴重，其餘還算可以。子女也過得安穩，我只知道他兒子九十年代末就花200多萬在東湖路公安局宿舍樓下開過一間茶舍，我約談合作在那裡喝過茶。
類似圖片。時家榨坊的木榨要高，長撞杆後面的手柄要細，兩助手在前後握的是橫推杆，一根粗繩吊通過撞杆鐵環吊在橫樑上，打榨的舞蹈性很強。
能人異士
說起故園能人異士，首先想到的是眾口鑠金的劉定庵。故園的老輩子都講那是一個醫道通神的能人，起死回生無數。他死後，當地人在石板店子埡口專修一間石牆瓦屋廟祭祀他。解放後那間廟還好好的，後來破除迷信，無人修繕，垮了。大概七十年代末，仍有不少久病而無錢醫治的人偷偷摸摸買了香紙夜半來祭奠求醫，可見生前影響之大，愚民迷信之深。結果發生火災，把埡口來往人等遮蔭歇涼的冬青古樹燒枯了。遠遠望去，十分慘然。據父母叔嬸講，劉定庵是對河人，南岔灣還是紫草河的，記不清。他能把雞頭砍斷，然後接上，雞活得好好的，沒有一絲傷痕。我存疑是不是魔術，施了障眼法。這是題外話。誇能人則近妖，是農村習慣。
可以證實的能人，就是我太祖袁永明、曾祖袁世泰父子，靠武術走一方，交朋結友，買田賣地，起桃子園唯一的石條扣牆天井瓦屋。到底武術多厲害，只聽人講，能一拳把羅碗粗的花櫟樹老皮成塊打下，陽物硬起來可吊五十斤一桶水。二老同時去世，祖父為他們做七七四十九天連齋，遠近親朋和過路君子人等，都可以上堂祭拜，流水席不斷。花光所有積蓄，還欠一屁股債。到我爺爺和他同父異母的弟弟分家時，只剩下房屋田地。1937年我大伯和祖父又相繼去世，辦過喪事，便只剩祖母帶半成人父親、未成年兒女、童養媳十來口人和一半的老屋一半的山田了。所以雖然有田有屋，土改時也劃為貧農。
另一個可以能人證實的能人，是我外祖父徐宗耀。鼓歌傳人、武術能人，20年代分鄉趕場能拖一條鴨嘴板凳打過通場。趕老牛販線聽一雙銀筷不離身，遇到搶販便用銀筷插鼻孔舉到空中。窮得叮噹響，卻有一身本事，或雖一身本事卻逃不脫窮得叮噹響的命。1939年剛滿70便去世了。
我見過的能人，要數徐宗盼了。外祖父的弟弟，母親的小叔，但走得跟親外祖父一樣。他和兒子徐學龍都會打獵、弄魚，打薅草鑼鼓、打鎵鋣，種田也能幹。家裡也是窮得響叮噹，只五六十年代中期斷續過過幾年殷實的日子。困難時期，文革時期，我們家但凡改善生活，哪怕只是撿一升黃豆腳子打豆腐，母親必帶信請宗盼家公來吃，然後給家家端一碗回去。兩家相距不到三里地，下河打漁常從門前過，但家家小腳，行走多有方便。後來家家走了，母親更惦記，叫得更勤。
起先，我不認為這個普普通通的小老頭是什麼能人。十八九歲回鄉生產，有一次講起黃柏河漁人們的水性，頗有煮酒論英雄的味道，他才說那些人他看不上。他青年時一個迷頭一條灘，笆簍不滿不換氣，誰做得到？他逮魚，幾乎沒有逃脫的。唯一一次失手，是趕一條幾十斤重的岩鯿（與長江鬍子鰱差不多），鑽進水下兩丈多深的一個岩洞。洞口很小，扁身才能進去。裡面空間很窄，按住魚轉不過身來，帶着魚出不了洞。追它已經憋很長時間的氣，再不出去就危險了。想把魚搞昏拖出去，但魚太大，空間太小，使不上勁，搞不昏。只好放了魚。出來時因無法調整身體角度，被卡住，最後使出鎖骨法才逃脫。聽得我心驚肉跳，虧得他是學過鎖骨法的武功高手，要是一般人就報銷了。他雖然多能，但時運不如，幾乎貧困了一輩子，1967年便離世了，沒有趕上現在的好時光。
時仕洋是個木匠，小學同班時家秀髮爹，同齡同鄉袁宗漢的岳父。只兩個女兒，大女兒留家，招婿在十堰工作，後早亡。二女兒時家翠後改名時秀英嫁轉業軍人袁宗漢，夫婦都在四零三廠工作。我們家的木活都是仕洋大爹做。他年齡比我父親大，我父母都叫他仕洋哥。家住石板店子，在時家榨坊對面山坡上。因為我三叔就住時家榨坊，又因為時家秀和我一樣是讀高中文革回鄉的同學，對仕洋大爹也熟悉，沒少去他家玩。大媽是個小腳老太，常年一人在家，即參加集體生產，又負責家裡柴米油鹽。能幹而穩沉，和善而好客。仕洋大爹從小學藝，解放前出道攬活，無論單幹還是集體生產，都以木匠為業，只是集體經營時代要把錢交生產隊，折算工分參與分紅。
他活好，斧鑿利索，做事認真，不欺窮，收費合理，還賒賬，遠近都有好名聲。一年四季鵝，都被背着木匠工具，從這家到那家，揮斧不停。他個子高高大大，干起活來猶如舞蹈。揮斧子，使刨子，下鑽花，木塊飛起來，刨花卷出來，青煙冒出來，逗得童年的我們遠遠地望著目不轉睛。特別是解木板，和請來的幫手對鋸，你一鋸拉過去，我一鋸拉過來，架勢拉得很快，口裡哼着調調，那個音樂性舞蹈性絕對是工業化生產線沒有的。當然，人很累。
農村請藝人，家裡生活要儘量搞好，傾其所有，待為上賓。如果吝嗇，捨不得，工匠往往會使「法」。聽講，起房時在梁下放一塊木片，住進去閉上眼睛就會鬧鬼；打床時床頭板下墊一塊木片，睡上去會被推起來；打石碑打石磨時做了手腳，就是抬不到要去的地方去。這都得再備茶禮，上門道歉，請師傅原諒、破解。仕洋大爹無論在貧家富家遇到大方或是吝嗇的，從不幹這類報復性的事，大不了下次不再接活，何須以惡對惡。
而且他行走江湖時間長，人間萬事看得多想得透，入家知家運，幹活知凶吉，但他與人為善，與己為善，從不多言，順其自然，避免沾染更多因果。
現在他早已作古，農村木匠這個職業也隨着機制家具的普及而消失。而他秉承的為人為善、順其自然的觀念，應當還有啟示意義。
時家梓是時家榨坊的掌作師傅和主人。解放前繼承父業，解放後劃為地主。我見到時正值壯年，比我父親年長。很高很魁武，古銅色的肩臂，與麻在面前的麂皮圍腰一起油光閃閃，見人一臉笑，不像《半夜雞叫》里的周扒皮那麼陰險狡詐。
他是掌作師傅，當然要勞動，不只炒菜子、木子、桐子等各種油料，趕碾、踩餅、打榨、稱料稱油都親歷親為。榨坊一個人開不起來，得有幫手，榨坊是他家的，必須開工錢，而不是換工，這就是顧長工；他打榨，常年有活，自己的田租給人種，收租，這屬於放科田；而他又早過十八歲，幹了一二十年；憑哪一條都該劃地主，沒有一點問題。只是他這個地主比較和市場經濟接軌，必須講究價格公道，遠近的人才到他這裡加工；而要幫手穩定又必須開足工錢，如撂挑子，活趕不出來，遠近的人也會把料背到別處。不管他是否仁慈，市場管着他，他不能像周扒皮那樣任性。
解放後，他的榨坊一直開着，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他都是社員。初級社、高級社，榨坊還是他的，但要向社裡交錢，參加分紅。人民公社之後，榨坊是集體的，收入過生產隊，他管榨坊記工分，待遇比做農活的特等動力高一點，但不如算他搞副業交錢折工分合算。他是地主，沒有選擇權，聽從安排，接受改造。但在榨坊，比普通農家更接近食物，哪怕一直聞菜籽香聞油煙也會聞個半飽，食物困難對他來說不存在，實在餓極，枯餅一樣養人，比吃野菜營養得多。而且這個榨坊一直使十隊的分值高舉全大隊榜首，別的生產隊分值最低時八九分錢，好的時候兩三毛錢，他們一直在五毛左右，最高時接近一元，這個差距多大。老百姓對這個地主恨不起來。文革鬥地主那麼凶，他也只是彎彎腰，做做檢討，領導沒把他當重點，群眾沒為難他。
他幹活的舞蹈性，比木匠時仕洋更勝一籌。打榨，本來是舞蹈性最強的活路，或者說是男人力和美的展示。
挽起個袖子——
嗨呵！
抱起個竿哪——
嗨呵！
一錘一錘嘛——
嗨嘬！
使勁干哪——
嗨嘬！
你看那個——
嗨呵！
油在嘩嘩流——
嗨呵！
香氣那個噴噴——
嗨嘬！
飄滿屋啊——
嗨嘬！
……
隨着歌聲，掌主幹的時家梓大步後退的同時，兩手一舉，挽住把竿，在大步向前，轟地一聲，撞頭砸在擠壓菜餅的撞竿上，扯吊杆的繩子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油嘩嘩從菜餅溢出來。一左一右兩人，隨着時家梓的節奏大步後退大步前進着。三個男人同作協調，完美一致，在古老、昏暗、油膩膩的榨坊里，展開一幅力與美的人體畫。
能人地主，很長時間給故園帶來收益，讓人回憶念想。摘帽以後，不久作古，沒看到他「成敗皆因榨坊」的榨坊，現已完全被榨油機取代。
2005年攝於老家，蕻屋是父母分家出來時的，堂屋是60年代買過來的。
還有中醫世家、獸醫世家、密學能人、還有詼諧樂觀之人，等等。篇幅有限，打住。故園百年，有印象的人物太多，無法一一提及。那個小社會，同整個社會一樣走過百年，雖然沒有出現土地革命和紅軍長征時期的人物，但從抗戰之初到如今，也80多年，我父親那一代起就有一群「一生跟黨走」的人。我這個百年第三代，在黨也52年了。百年人物，百年變遷，個人見證歷史，小社會見證大社會，堪可回憶，堪可記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