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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豫：字建侯，原娃王，滿洲正黃旗（一說內務府正白旗）人，是清朝的最後一任駐藏大臣。

聯豫（？－？），字建侯，原娃王，滿洲正黃旗（一說內務府正白旗）人，是清朝的最後一任駐藏大臣。

生平事跡

聯豫：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授副都統銜，派為駐藏幫辦大臣。翌年（1906年），接替有泰為駐藏大臣。

清光緒年間任四川雅州府（今雅安市）知府。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授副都統銜，派為駐藏幫辦大臣。翌年（1906年），接替有泰為駐藏大臣。

聯豫上任後對之前在西藏推行改革措施的駐藏幫辦大臣張蔭棠有所猜忌，但實際上繼承了其改革事業。他在張蔭棠整頓藏務的基礎上繼續推行新政，旨在加強對西藏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治理。

聯豫：順治帝與五世達賴。

宣統二年（1910年）鍾穎統帥二千餘名川軍抵藏，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英屬印度，聯豫奏報朝廷，褫奪了達賴喇嘛的名號和部分官員的官階品第。與此同時聯豫起用左參贊羅長裿，在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川軍的配合下率軍攻占波密，消滅了波密土王，並試圖進一步改土歸流。但隨後辛亥革命爆發，駐拉薩清軍發生動亂，聯豫於次年（1912年）離開西藏經印度回到內地。

清朝駐藏大臣制度終結。

後人評論

聯豫出身微妙，其生卒年已難確考。一般認為「聯豫，字建候，內務府正白旗，漢軍駐防浙省，原姓王」。亦有人認為他是滿洲正黃旗人。漢族血統和漢文化的薰陶與生俱來，他對清王朝的忠誠和感恩與日俱增。曾隨維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歐洲國家達四年之久，受到西方現代文化的薰染。

走馬上任

1905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在巴塘強行改革被殺，聯豫被任命為駐藏幫辦大臣，啟程赴藏。1906年駐藏大臣有泰被彈劾，聯豫繼任駐藏辦事大臣兼任幫辦大臣，開始了長達六年的駐藏大臣生涯。他以清朝最後一位駐藏大臣而聞名於世，成為西藏歷史或漢藏關係史上的關鍵人物。聯豫生活在風口浪尖，未必能自覺其是非功過。百年之年我們冷靜地重新檢討其所作所為，是窺視西藏問題由來的一個極好窗口。

聯豫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同時代的人很少說他好話。《有泰日記》譏他「嗜吸鴉片」、「侈談洋務」、「好弄筆墨」、「腹笥甚簡」。鍾穎家屬在辯護詞中認為「西藏變亂，罪在聯豫一人」：一誤失和達賴，二誤結怨番官，三誤輕開邊釁，四誤釀成兵變，五誤縱容亂黨，六誤任用非人。較早系統研究駐藏大臣的丁實存認為聯豫：「值達賴離藏之際，收回中央在藏主權，舉辦各種新政，頗有改革之意。但其人實無開濟之才，其所辦理事項，如練兵、通商、興學、設警、創辦電線諸項，多為張蔭棠、趙爾豐之主張而創設。聯豫踵成其事，而其才力又不足以幹濟之，故多無成就。川軍入藏與收平波密，亦為趙爾豐之協助，當時且反對趙爾豐為駐藏大臣，陰阻其來拉薩，忌才昏憒，尤不足數。而與達賴十三世失和，致使逃亡大吉嶺，為親英之張本，罪尤不可恕」。吳豐培認為此論極中肯綮，詢為定評，並補充道：「儼然以督府自居。……大權獨攬。不問藏情之是否相洽，人力物力能否相濟，擅自興革。……究豫之治藏，不過辦理新政為名，向清廷多所請餉，求飽私囊而已」。

張世明、楊銘、許廣智等認為聯豫西藏新政有成效，值得肯定。黃維忠認為譴責聯豫「擅自興革」、「中飽私囊」、「踵成他人之事」證據不足；他是在清廷籌邊總政策的指引下應時而行，以「固我主權」為中心，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文教等各方面實施新政方案，造幣和設警成效明顯，不能過分抹煞其功勞。其人缺乏合作精神，不乏妒嫉之心，有泰與之構惡，張蔭棠力辭幫辦大臣之職，趙爾豐未能入藏，鍾穎被殺，都與聯豫有關；但要論其「罪」，只是推波助瀾，並非主謀。趙雲田認為聯豫等在西藏推行新政吹進了近代文化的新鮮空氣，有利於西藏文化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黃顥認為聯豫新政並非個人行為，而是清政府對西藏行使主權的最後體現：無論成功與否，都表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陳崇德等認為清末新政並沒有激發西藏社會產生突破性變化，是一場失敗了的開發。羅布等認為西藏新政主體中央政府推行不力，客體西藏地方壁壘重重，主客之間矛盾從生，以失敗告終。

有關聯豫與西藏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本文試圖從古代天朝體系向現代世界體系變革的大背景來解讀《聯豫駐藏奏稿》，透視聯豫在西藏的是非功過，並管窺西藏問題的由來。

聯豫籌藏過程

聯豫籌藏之時正是清王朝根本動搖之際，亦是西藏多事之秋。英國的入侵和中國的改土歸流導致西藏政局更加混亂。1905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在察木多（昌都）招募兵卒，強行開發巴塘，並攜帶洋鼓、洋號、洋槍。藏民誤以為是洋鬼子而非欽差大臣，當地寺院武裝及民眾群起而攻之，焚毀洋教堂，鳳全等五十餘人遇難。聯豫臨危受命，繼任駐藏幫辦大臣。從四川進藏的道路已不暢通，他建議繞海道從英屬印度入藏。這意味着川藏邊境的混亂程度超過了英國控制的印度西藏邊境。聯豫決定帶兵入藏：「奴才此次進藏，本欲隨帶三兩營以壯聲威而資鎮懾；到藏後扼要駐紮，並將各台制兵，剔退老弱，更補精壯，庶幾緩急可恃。惟通年核計餉項，實屬不資……現僅招募勇丁一百名隨帶入藏」。里塘一帶，十室九空，從成都到拉薩耗時半年多，歷盡艱辛，有驚無險。

1906年駐藏大臣有泰被革職，張蔭棠堅辭駐藏幫辦大臣之職，聯豫任駐藏辦事大臣兼任幫辦大臣。他首先確定了「以練兵為要務」的方針：「奴才以一無才無識之人，處此梗頑不化之區，值此人才缺乏、庫款拮据之際，日夜焦思，難安寢饋。計惟有先行練兵，以樹聲威，而資震懾。其餘新政亦應分別次第，陸續舉辦……以上數事，皆目前刻不容緩，而練兵尤為急務，故擬先行辦理」。

聯豫試圖創建新軍取代藏軍，「奴才現擬先照新章，練兵六千，……再將番兵一併歸我訓練，則緩急可得萬餘人」。所謂新軍實質上是一支漢族軍隊，以達賴和西藏民眾為假想敵。「惟關外道遠且險，內地兵丁多不願來。若盡用番民，又恐不足深恃。奴才再四思維，擬用漢人六成。用達木及三十九族之人四成，凡排長均以漢人充當，諒無他慮。」達木及三十九族之人在聯豫看來不是藏民，「再達木八族，原系蒙古種類，曾設有協領佐領驍騎校各八員，駐紮達木，管理一切。……然二百餘年達木極為安靜，唐古忒欲侵占其地，該達木官民等皆不允從。且其人生長嚴寒之地，身體堅壯，心地樸實；如他日練兵，漢人不足，奴才擬即招募達木之人，勤加訓練，當可得力」。三十九族之人不如達木之人馴順，亦為蒙古後裔，並有「漢屬三十九族」之說。招練新軍的同時他裁減制兵或藏軍：「奴才現擬裁去制兵，招練新軍，其所有餉項自應統歸駐藏大臣派員收管，每月發交統協各官，按名給發，糧員無事，故請裁撤」。這自然引起達賴喇嘛不悅，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抵制。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分別會見了達賴喇嘛。1909年（宣統元年）達賴、班禪等祝賀宣統登基：「小僧等接奉大皇上登極恩詔，當即傳知闔藏僧俗，大小番官，無不同聲歡感，欣喜莫名」。

達賴喇嘛為西藏政教領袖，駐藏大臣為欽差大臣，理應相互尊重、互相配合。聯豫一直認為：「唐古忒自歸順我朝以來，迄今二百餘年，宜如何感戴皇仁，誠心向化。乃近數十年，其達賴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權，咸欲操之於己，蔑視漢官，大肆倔僵。加以外人覬覦，勢逼利誘，百計千方，各藏官亦俱為所惑。」他對達賴及西藏地方政府已不抱希望：「蓋達賴喇嘛不知感戴，久蓄陰謀，揆時度勢，恐終非和平所能了結。奴才等才識庸愚，智慮淺薄，固不敢操切圖功，亦不敢因循坐誤。惟有竭盡心力，相機辦理，以期稍紓聖主西顧之憂。至成敗利鈍，則非奴才等之所能逆料也」。

宣統元年達賴已被加封為「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他將駐藏大臣與達賴的矛盾定性為主權之爭，稱恢復封號的達賴為「已革達賴」：「於宣統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回藏，奴才等循例出迎。該已革達賴氣象矜張，言詞傲慢……即其循例公事，亦務與奴才反對，以顯其奪我主權之伎倆」。新軍難以發展壯大，他邀川軍入藏，試圖武力解決西藏問題。 「查有四川知府鍾穎性情沈毅、剛柔得中，故擬請奏調前來，俾沿途遇事因應，以免憤事，而利師行。已蒙恩准，曷勝欽感。奴才等復再三斟酌，如有阻滯，亦可改由三十九族前進。該族本為我屬，人心內向……」新軍的緩慢壯大和川軍迅速進藏使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的矛盾白熾化。

達賴喇嘛緊急約見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達成七點共識，草擬了「諒解備忘錄」。聯豫堅信：「達賴貌似和平，而陰用數人，相為抵抗。蓋其意，成則可以自立，敗則委過他人，較之乾隆年間珠爾默忒之事，尤為明自張膽。……我欲和平而彼思決裂，我愈退讓而彼愈鴟張，桀驁不馴，欲脫羈勒，殊不知其士農工商之程度，皆不足以語此。三百年來，若非我國家極力保持其黃教，恐已漸即澌滅，其疆土亦不能至今保存也。喪心昧良，至此已極。」他與達賴勢不兩立，不願和平共處，拒絕在「諒解備忘錄」上簽字。「奴才以全藏為我屬地，向無立約之例。因與溫宗堯談及，將其約內之『和平辦理』四字改為『秉公持平辦理』，由溫宗堯單銜印發。……不意該已革達賴內懷愧俱，聞大兵將至，即於次日夜間下山潛逃。聞其本意欲赴後藏，旋因有人嗾使，中途變計，徑往印度」。

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後，藏地「照常安謐」。1911年（宣統三年）聯豫發動了大規模的剿匪行動。征剿波密「大獲全勝」是聯豫最得意的武功。他認為「該番凶狡成性，非剿不足以言撫」：「竊查藏邊野番部落，以波密為最大，其地東接滇省之維西，西接前藏之工布，南連怒夷與緬甸毗連，北則與碩般多、察木多相交錯。向居化外，強悍難制，焚殺搶掠，無所不為。……探知該番已調戰手千餘人，麇聚渣家山一帶，匪氛甚惡。」波密交通異常不便，人口不過萬餘，「匪徒」數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聯豫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征剿行動。首戰不利，他趁機剝奪了鍾穎的兵權，命羅長裿率川軍繼續征剿。「波匪」殺不盡，春風吹又生。多次「大獲全勝」之後，左參贊羅長裿為亂兵所害，川軍暴動，劫官劫庫。「初言起勤王軍，繼言革命，將挾在藏漢屬一律東行，愚民附和，千百為群，其勢洶湧，不但難於彈壓，抑且無從開導。臣於危急之中，雖力為鎮定，而兵焰幾至燎原，勢將委大局而去。自揣一死何惜，如國事何。仍於無可如何之中，責成協統鍾穎密計攻擒首要，解散眾志，許以脅從罔治，軍心始轉」。自不量力的他已有力不從心之憾：「竊維臣以蹇劣之材，無馭兵之術，致令風潮所撼，幾至牽動藏地全局。……臣在藏六年，辦事從不敢操切，惟以久病之軀，心力實已虧耗，恐雖盡竭駑忱，終於藏事無補，遠煩宸慮，徒負愆尤耳。（再現在川路梗阻，此摺系交江孜英郵政局由海道馳遞，合併聲明。）」。

聯豫沒想到達賴喇嘛會逃往印度，更沒有想到自己會步達賴喇嘛後塵。1912年大局失控之後，達賴喇嘛同意西藏當局與留守的駐藏辦事長官鍾穎議和，供應並護送殘兵敗將繞道印度回國。聯豫治藏生涯不了了之。

聯豫之功過

駐藏大臣始於雍正年間，到乾隆時代已形成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駐藏大臣的使命從雍正到宣統略有不同，大體而言「不外安輯藏政與防禦外侮二端」。是否履行了駐藏大臣的使命是衡量聯豫籌藏成敗的標準。

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是西藏政治體制上的關鍵人物。《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明文規定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地位平等，共同主持西藏事務。噶廈政府作為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權在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的雙重領導下行使權力。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關係好壞也就成了西藏治亂的關鍵。「維安邊之要，首在察吏。必大吏廉潔，率屬辦事，乃能剛正而服遠人。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無怪為藏眾輕視，而敵國生心。查駐藏大臣蒞任，所帶員弁，率多被議降革之員，鑽營開復，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無忌憚，魚肉藏民，侵蝕庫款」。

1906年10月欣聞張蔭棠受命奉旨查辦藏事，達賴代理人攝政甘丹池巴洛桑堅贊和噶倫為首的僧俗官員以及各族群眾夾道歡迎。張蔭棠發現西藏混亂，駐藏大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聯豫臨危受命，如果改弦更張，撥亂反正，為藏人着想，本可改善西藏局勢，重新獲得藏人尊重。

面對英國的入侵，駐藏大臣有泰既不和平談判，也不武裝抵抗，縱容榮赫鵬率軍直達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出逃。有泰委責於達賴：「查本年戰事，該達賴實為罪魁，背旨喪師，拂諫違眾，及至事機逼迫，不思挽回，乃復遁跡遠颮，棄土地而不顧，致使外人藉口，振振有詞。且布達拉山上供有聖容，該達賴亦不敬謹保護，辜恩種種，未便姑容，相應電陳，乞代奏請旨，將達賴喇嘛名號暫行褫革，以肅藩服，而謝鄰封（邦）。」朝廷不明真相，匆忙革除達賴封號；但並沒有完全相信有泰一面之辭，特派張蔭棠查辦藏事。「有泰（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到任，英軍猶駐堆朗，約赴帕克里議和，照十六年條約切實辦理，願即休兵。初無直搗拉薩之意。乃裕鋼一誤於前，有泰再誤於後，……卒釀成六月之變。有泰始往見榮赫鵬，自言無權，受制商上，不肯支應夫馬等，請以告無罪，媚外而乞憐。榮赫鵬笑頷之，載入藍皮書，即以為中國在藏無主權確證。庸懦無能，辱國已甚。查藏人雖疲玩，現無頑梗抗命之勢，非國初第巴桑結時可比。有泰到任半年，毫無經畫，坐誤事機。其三月十七日致外部電雲，番眾再大敗，即有轉機，謬詡為釜底抽薪，冀幸英軍進拉薩為我壓服藏眾，誠不知是何肺腸」。有泰因此被革職，且不得回京。

張蔭棠提出了一列改革方案，其中關鍵的一條是尊重、優渥達賴與班憚。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三世達賴進京，他既沒有為自己申辯，也沒有指責有泰，只是請求能與朝廷直接溝通。達賴喇嘛謹呈：「五輩達賴喇嘛進京，時值順治壬辰年十二月內陛見，至於癸巳年正月底由京回藏，行途之間，至是年五月初一日接奉敕書金冊：着該達賴喇嘛如遇有緊要大事，准其專摺奏事，如有平常事件，與噶布倫等商議妥確，轉呈駐藏大臣代奏。又至第六輩達賴喇嘛，時值乾隆十五年，與公爵噶布倫斑第達會同具摺奏明，情因有郡王俱米昂結滋生詎端，至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接奉大皇帝諭旨達賴喇嘛與公爵噶布倫斑第達欽遵外，又派總督等官來至西藏與達賴喇嘛等合同商議辦理。是日又接奉諭旨：達賴喇嘛如有具奏之事，准其奏聞，曾經欽遵在案，以至第九輩，凡有大事照前專奏。由此之後，達賴喇嘛輩輩沖齡圓寂，因此怠荒專摺具奏之事，至今所有事件甚殊多誤。今因為著漢番敦睦永遠和合之事，為此懇請降旨允准施行，謹呈」 。《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和《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反覆申明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地位平等：「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共同協商處理政事」。第十、十一、十二世達賴喇嘛相繼夭亡，未及親政，駐藏大臣得以壟斷上奏之權。流亡中達賴喇嘛的歷史記憶基本上是準確的，其要求也並不過分。張蔭棠認為達賴和駐藏大臣一樣有上奏之權，可以體現達賴作為清朝「大臣」的身份，正好表明中央在西藏行使主權。

坐鎮拉薩的駐藏大臣聯豫並不熟悉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的歷史，不遵循治藏規程，繼承有泰衣缽，繼續堵塞達賴喇嘛與中央王朝交流的管道。「藏署自遭珠爾墨特事亂，乾隆十五年前案卷盡失，無從考查。……查達賴喇嘛以藏事壅於上聞，多由外間專擅。殊不知自光緒十四年藏中多事以來，事無巨細，皆經歷任駐藏大臣奏達聖聰，欽遵諭旨辦理，並無壅遏專擅之弊，所請應無庸議」。

先有達賴喇嘛，後有駐藏大臣。十三世達賴顯然比駐藏大臣聯豫更熟悉歷代達賴與中央的關係史，但朝廷還是聽從了聯豫的建議，拒絕了達賴喇嘛的懇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臨終之前先後居高臨下地接見了十三世達賴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加封為「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務當確遵主國之典章，奉抑中朝之信義，並化導番眾，謹守法度，習為善良。所有事務依例報明駐藏大臣，隨時轉奏，恭候定奪。簡單的懇求被乾脆拒絕，達賴喇嘛深感「西藏僧俗百姓無倚無靠，實是心勢分被（彼）此，將屢代眷顧之恩付之東流」。

有泰既不安輯藏政，也不防禦外侮，反污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有口難辯。駐藏大臣壟斷上奏權，可以一手遮天。聯豫獨斷專行，從不與達賴喇嘛溝通聯繫，反污達賴喇嘛不理他。達賴喇嘛只能通過張蔭棠或溫宗堯與中央聯繫。通過張蔭棠中央對榮赫鵬、有泰的行徑以及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的願望才有大致的了解。聯豫與達賴喇嘛的矛盾實際是有泰與達賴喇嘛矛盾的繼續，不僅沒有緩解，而且惡化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張蔭棠認為達賴喇嘛被迫逃亡是千年未有之奇恥大辱。可是沒過幾年更大的恥辱又降臨到了達賴喇嘛頭上。聯豫引川軍入藏，迫使達賴喇嘛逃亡印度。據聯豫一面之辭，清朝政府再次革去達賴封號：「此次川兵入藏，專為彈壓地方，保護開埠，藏人本無庸疑慮。詎該達賴回藏後，布散流言，藉端抗阻，誣詆大臣，停止供給。疊經剴切開導，置若罔聞。前據聯豫等電奏，川兵甫抵拉薩，該達賴未經報明，即於正月初三日夜內潛出，不知何往。……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寨汪曲卻勒朗結著即革去達賴喇嘛名號，以示懲處。嗣後無論逃往何處及是否回藏，均視與齊民無異」。

聯豫認為達賴是西藏動亂之源：「查達賴自光緒三十年逃出，藏中照常安靜；至去年回藏，不過月余，無端弄兵，幾釀大亂；及達賴去後，藏地復安。英使所言正與事實相反。」達賴喇嘛不只是對有泰、聯豫失望了，而是對整個駐藏大臣制度都絕望了，希望回到五世達賴沒有駐藏大臣的時代。「木龍年，英軍入藏。我若圖自身安寧，媾和結納，勢必危及政治，實系自毀前程。昔因第五世達賴喇嘛與滿洲皇帝結下供施之緣，至今自應相互支持。為稟明情由，不辭辛勞，北上跋涉，經內地、蒙古，在北京紫禁城晉見皇太后和皇帝，深承優禮相待。……適駐藏大臣上書謊奏，陸軍官兵隨後而至，奪取西藏政權。我等王臣不顧勞苦，安抵印度聖地。通過英政府向中國政府申明實情。同時，不懈祈誦政教繁榮昌盛。果然中國內亂，在藏漢軍官兵猶似斷了水源之池，終被驅逐，復得返回我所庇佑之佛教剎土西藏」。持續了約二百年的駐藏大臣制度打上了句號。

假如聯豫和張蔭棠一樣與達賴喇嘛保持聯繫，共同處理西藏事務，假如達賴喇嘛可以與中央溝通，理順君臣關係，川軍入藏就沒有必要，達賴也不必逃亡印度，政治解決西藏問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聯豫入藏之前達賴喇嘛有強烈的自強、自立、自治、自主、自衛之心，出逃印度之後才產生獨立的決心，才有了宣布獨立的勇氣和必要。聯豫沒有「化敵為友」，反而「逼友為敵」。從政洽上考察，聯豫籌藏徹底失敗，有過無功。

早在1890年駐藏大臣升泰與英屬印度總督蘭斯頓侯爵分別代表中國和英國在加爾各答簽訂了《中英會議藏印條約》。1906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與英國公使薩道義在北京簽訂了《中英新訂中英藏印條約》，以「拉薩條約」作為附約。根據張蔭棠的提議清政府提前償還了「戰爭賠款」，英國軍隊撤出春丕。與此同時英國與俄國簽訂了《英俄西藏協定》：「英國和俄國約定，除通過中國政府中介外，不與西藏交涉」[45]。「防禦外侮」已基本實現，「安輯藏政」成為當務之急。由於張蔭棠的斡旋，1908年清王朝為達賴喇嘛恢復了名譽，西藏可以開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張蔭棠曾經鼓勵發展壯大藏軍，反對川軍入藏：現達賴入京陛見，為百年僅見之舉。方示懷柔，忽張撻伐，各國觀聽所系，似非所宜。聯豫明知西藏僧俗百姓反對川軍入藏：「僧俗百姓等由是想來，恐有巴塘、里塘、臘翁寺、察窪、左貢之禍。我們達賴未在藏中，趙大臣不久又要帶兵前來。以此看來，我們佛教從此定要敗了。僧俗百姓等不得安然，我們當事等所聞此言，只得逃往外國」。聯豫不贊成趙爾豐率川軍進藏，還是執意堅持鍾穎率川軍入藏。

聯豫繼續獨斷專行，既不與達賴喇嘛商量，也不尊重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意見，在組建新軍的同時，急切邀請川軍入藏。清廷響應聯豫的建議，認為「藏番狂悖」、「有恃無恐」，決定以兵彈壓：「擬先設兵3000，由川督挑選川兵1000，餉須極厚，械須極精，並派得力統領一員，帶同營哨弁目數十員，率之入藏，歸駐藏大臣節制調遣，即作駐藏大臣本標之兵。其餘土兵2000，由聯大臣就近招募」。這支約1700餘來源複雜的人組建的軍隊號稱一協，實為一標，編為步兵三營，騎兵一營，工程兵、炮兵、軍樂各一隊，裝備有法國造的過山炮16門、機關槍24挺，並配有長途電話、渡江鐵駁等先進裝備。宣統元年（1908）六月從成都出發，「一經開拔，障礙橫生，尤以夫役逃亡一事，最為騷擾。軍行所至，四出拉夫，人民逃避一空。……行李沿途遺棄，雖出重資，不能雇得一夫」。

西藏民眾或噶廈政府不能通過駐藏大臣聯豫表達心愿，不得不以「西藏公會」名義從印度電告清廷，明確反對川軍入藏，「藏眾必將反叛」。達賴喇嘛亦明確反對川軍入藏。他一方面通過英國在江孜創辦的電信局致電駐北京之英、法、俄、日公使，指出聯豫等虐待藏人，「殆有弱肉強食之概」，「又派大批軍隊入藏，以消滅西藏之宗教」；另一方面派專人由印度經海道進京，向清朝皇帝懇求撤回川軍。達賴喇嘛、噶廈政府和民眾的請求沒有得到滿足，川軍陸續抵達拉薩。達賴喇嘛緊急約見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宗堯允其所請四事如下：一、漢兵到藏，將來酌派各處，保護地方；二、漢兵決不損壞寺廟，傷害喇嘛；三、諸事和平辦理；四、達賴固有教權決不侵奪。達賴亦允宗堯三事：一、遵旨不阻漢兵進藏，立將調集之番兵一律遣散歸農；二、達賴此次進京陛見，渥荷殊封異數，錫賚駢番，今既歸藏，應咨請駐藏大臣據情代奏，叩謝天恩；三、對辦事大臣聯（豫）應照常尊重，一切供應照章規復。」聯豫見到川軍之後，「有恃無恐」，不想和平相處，拒絕簽字，徹底失去了與達賴喇嘛和解的機會。

川軍到藏之後，聯豫藉故撤了鍾穎的兵權；將川軍交給湖南人羅長裿指揮，攻打波密。結果不僅震動全藏，而且引發川軍譁變。他不得不恢復鍾穎兵權，自己冒充元帥，躲進哲蚌寺。他操縱軍隊的野心很大，但指揮軍隊的能力有限，差點喪命於亂軍之中。

英俄條約和中英條約使西藏處於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之中。西藏內亂加劇的主要因素是新軍的創立和川軍入藏。川軍或清軍並非不可入藏，要看時機是否合適，名義是否正當，是否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康熙、乾隆年間清軍入藏保衛了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藏民一直感恩戴德。1904年英國入侵西藏之際，內地軍隊按兵不動，不曾伸出援藏之手。榮赫鵬率英軍血洗江孜，直逼拉薩，十三世達賴通過有泰上奏朝廷懇請「清大皇帝諭調漢兵，資助軍餉」。當侵略者已退出西藏，再引川軍入藏，其動機和目的是可疑的。用聯豫自己的話來說：「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設官駐兵，借防英、防俄為名，而漸收其權力。布置既已周密，三四年後，只須一道綸音，則諸事均可就緒。」誓將清靜和平之鄉變成軍隊的海洋：「西藏外逼強鄰，內多奸宄。一日無兵，即一日受侮；一處無兵，即一處梗死。」

事實表明新軍並不比舊軍優異，川軍也不比藏軍可靠。「前清駐防西藏官兵，向由川省各處綠營撥派，逐年抽換，官軍大都真實民籍，均以身家所系，無敢妄作非為。月食鹽折兩份，一由內地撥給家屬，俾資事畜；一由藏中發給本兵，以資食用，故官兵內顧無憂。多有期滿不願回籍者，因娶夷女為配，小營別業，數百年來與番人比間而居，各無猜疑。其子若孫，成丁入營補兵者，至今猶不乏人。上年到藏陸軍，半系流氓，籍貫住址，多不確定，犯事逃脫，無從詳究。」藏區不乏奮不顧身、保家衛國的民眾。聯豫到藏之際，西藏有藏軍三千名左右，很容易擴充至一萬名，已自造洋槍一千支，希望中央賞給步槍一萬支。只要加以適當的組織和訓練並配備較先進的武器，不僅可以保家衛國，還可以支援內地。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川西大金河千總阿木穰等率領近二千名藏族兼程萬里，與漢、滿族將士在東南沿海抗擊英軍的入侵，壯烈犧牲。抗日戰爭期間藏族同胞也做出了相應的貢獻。

聯豫以為川軍入藏，番兵望風逃潰，藏地照常安謐，不無微勞：「伏思此次川軍西來，跋山越嶺，艱險備嘗，且戰且前，再接再勵。將弁調度有方，咸知仰體德意，兵士則忠勇奮發，且能恪守營規。即奴才衛隊營兵等戒嚴數月，毫無懈志，倖免疏虞，皆不無微勞足錄。合無仰懇天恩，准將在事出力人員，由奴才擇尤保獎，兵丁每名酌賞一月錢糧，以昭激勸。」川軍入藏，一路辛苦，但並沒有給清王朝或西藏人民帶來任何好處，有苦勞沒功勞。嘉獎也是浪費國家錢糧。在征剿波密過程中，多次「大獲全勝」，「死者山積」，累計殺死「波匪」數千人。波密，藏語意為「祖先」。如果屬實，殺死藏民數千人是犯罪；如果是誇大其辭，也是欺君之罪。

創建新軍是聯豫的主意，川軍入藏亦是聯豫的建議，清廷聽信一面之辭而犯下滔天罪行。川軍入藏顯然不是為抵抗外敵入侵，「防禦外侮」，也沒有「安輯內政」，拯救番民。川軍不僅直接導致了十三世達賴外逃印度，而且橫行西藏，幾乎全軍覆沒；從而為英帝國主義者導演「驅漢」和「西藏獨立」提供了機會，為民國以來西藏諸多事變埋下了種子。新軍的創建及川軍入藏，惡化了漢藏關係。從軍事上考察，聯豫有「罪」無功。

以農牧業為基楚的西藏經濟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聯豫無暇發展西藏經濟，但無意中改變了西藏經濟的性質。「惟練兵則以籌餉為急務，而籌餉實較練兵為尤難」。首先他直接向清政府要錢：每年部撥餉銀50萬，能匯則匯，不能匯則派員押解，並由奴才派弁往提。總期每年兵餉必於每年解藏，方不致誤事。其次他想通過裁撤藏軍節約開支來創辦新軍：江卡以至前藏、後藏、定日、靖西等處所有武員、糧員及所設制兵應請一律裁撤。第三他想通過徵收鹽稅籌餉：「查食鹽為人生必用之物，乃天地自然之利。……名雖抽之商販之手，其實仍取之食鹽之家；實無損於商人，而有益於兵餉」。此外他還想通過鑄幣「既固主權，且獲餘利，且於籌餉一節，不無小補」。大約五分之四的錢財用於軍隊：「常年正餉加餉及衣履等費，額支項下已需銀四十萬兩之譜，活支尚不在內。奴才明知庫借支絀，邊饢艱難，但宜力求撙節，何敢稍涉虛糜。第念今日藏事之安危，繫於兵力之強弱；而欲求勁健之兵，又必鼓勵較內地加優，體恤較內地加厚，方可冀其用命」。

《聯豫駐藏奏稿》多半是向清政府要錢、要人、請獎或要求提高駐藏官員的待遇。「一駐藏隨員，請優給薪水，酌予保案也。……以道路之險遠，值物價之昂貴，天時水土之惡劣，飲食起居之不宜，加以藏中近來多事，措置無不為難。故各省人員，稍有才識者，往往皆不願來。現在藏事危急，萬不能不從速整頓。奴才以一人之精力，深恐有誤事機，必須再調數員，藉資臂助。擬請懇祈天恩，俯准調藏隨員，仿照出使各國章程，凡隨員等均給薪水一百六十兩，咨調者減半，整裝歸裝，亦俱照章一律給發，三年差滿，擇優保獎，分別異常尋常勞績，奏請恩施。庶幾各員踴躍前來，盡心辦事，似於藏事不無裨益」。宣統元年他又奏請津貼公費銀加倍：「奴才等奏請加給津貼銀兩以資辦公一摺，該部遵旨議奏，擬自本年三月起，按照現在每員支公費銀六千兩之數，各加一倍，每年每員各支公費銀一萬二千兩，由四川藩庫支發，作正開銷。」

有人批評聯豫以推行新政為名，中飽私囊。就個人生活腐敗而言，聯豫不及有泰；但從浪費國家或內地錢財而言，超過了有泰。有泰沒有履行駐藏大臣職責，導致榮赫鵬直搗拉薩，國家因此賠款一百二十萬兩。聯豫每年向政府要款幾十萬兩不等，累計數百萬兩。這些錢主要用於軍隊和戰爭，給西藏帶來的損害不是幾百萬兩所能彌補。

聯豫沒有改善西藏的經濟狀況。他除了伸手向中央或內地要錢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多的辦法，結果總是入不敷出。宣統元年撥銀五十萬兩，作為練兵開辦經費，以後通計每年兵餉官薪學務警務勸工查礦一切要政，只此常年經費五十萬兩，實屬不敷甚巨。他籌措的錢款基本上用於軍事和改善駐藏官員待遇。裁撤廉價（自費）藏軍，引進昂貴川軍；排除地方藏人，多用外地官員。西藏經濟成了無底漏桶，撥款越多，缺空越大。他經常為撥款虛懸而憂心如焚：藏中政權初復，百廢待興，如添置官吏、修築道路、講求實業、開礦務農等事，在在需款，只以時局艱窘，未敢遽請添籌。今若舉此原定額拔之款亦復虛懸，無米之炊實難措手

經濟由自給自足轉變為寄生體系，西藏從此成了國家的財政負擔。中央財稅來自地方，很少有地方政府官員敢明目張胆向國家要錢的。從經濟上考察，聯豫是「伸手經濟」的創始人，「輸血經濟」的始作俑者。

文化及其它方面聯豫亦想有所作為。聯豫曾隨洋務派代表人物薛福成出使歐洲，至藏攜帶《新學鈔本》，意欲在藏展開類似的洋務運動。到藏伊始他傳噶倫等到衙門告以新政十條：練兵、走隊、籌餉、鑄錢、通商、立學、開通打箭爐至藏山路、開墾、挖礦、喇嘛還俗[67]。這些涉及到軍事、經濟、文化，但沒有一條涉及到政治。他沒有考慮如何理順政治關係，單方面提出改革措施，實行軍事優先政策，難免事事受阻。

他親自捐廉創辦學校，卻沒有藏民子弟願意上學：「嗚呼！以吾人之流寓於兩藏者，將及數千人。安見無二三子弟，聰穎特出，忠義素抱，以為我邦國之光也，予將拭目俟之矣。方此堂之將落成，乃編詔藏中人士，而語之曰：如有願送子弟入堂肄業者，予並收之，不以藏民而歧視也。然來者卒無一人，予以知藏人之不知學之為重而迷罔猶深也。」

他創辦過報紙、譯書局、施醫館、陳列所，監造過銀元，試圖建立現代通信郵政系統和巡警局。1907年在拉薩創辦了西藏第一所白話報館，用張蔭棠帶來的石印機印刷了第一期報紙。「以期用筆代舌，開化迷信。將來文明漸進，購閱自多，庶咸知外國情形，舉行一切新政，似尚不無裨益」。他還試辦過語言傳習所：「藏中漢番人數雖屬不少，然漢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門中不過一二人；藏人之能識漢字者，則尤未一見。每遇翻譯事件，實不敷用；且辦事亦覺隔膜。奴才因又設立藏文傳習所、漢人傳習所各一區，……將來漸推漸廣，則漢人識藏文者既多，無虞杆格；而藏人能識漢文，理義自可通曉，尤為有益」。1910年仿乾隆寶藏銀幣試製出宣統寶藏銀元一種、銅元兩種，「商民領用，極形踴躍」。

這些都是一廂情願的衝動，基本上沒有達賴喇嘛、西藏地方官員和百姓的響應和配合，不可能開花結果。發動的征剿行動毀壞了西藏為數不多的橋樑，使川藏交通幾乎斷絕。他並沒有建設好現代通信郵政系統，自己的奏摺也不得不藉助英國的通信系統傳遞。他惡化了社會風氣，雖有巡警，社會治安並末好轉。從文化方面考察，聯豫功過都不大。

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角度看聯豫籌藏都是不成功的。聯豫本想和輯強鄰，震懾藩屬。他認為強鄰英國可以理喻，故可和輯；藩屬藏民不可理喻，只能震懾。一念之差，兩頭皆誤。「和輯藩屬」才能「震懾強鄰」。聯豫既沒有安輯藏政，也沒有防禦外侮；反而惡化了西藏局勢，破壞了漢藏關係，使藏、漢處於敵對狀態。

西藏改革或新政的主體是西藏地方政府與人民。駐藏大臣只有督促、指導和幫助的義務，沒有越俎代庖、拔苗助長的責任。有泰不作為，沒有履行駐藏大臣的職責；聯豫作為過度，超越了駐藏大臣的權限，均沒有履行好駐藏大臣的使命。出身於蒙古正黃旗的有泰作為駐藏大臣敗類敗壞的是駐藏大臣的形像。聯豫更進一步，直接使漢、藏兵戎相見，徹底惡化了漢藏關係。「雖雲兩國，實若一家」。以文成公主為象徵的漢藏友誼遇到了克星。有泰等駐藏大臣表現惡劣，張蔭棠羞為駐藏大臣。與有泰相比，聯豫個人生活腐敗方面略有收斂，但破壞民族關係更進一步。他一貫堅持：「蓋番情但知畏威，不知懷德。水濡而民玩，轉生輕藐之心；一經治亂，用重則從此帖然就範」。所以他只好威而不用德，西藏人民對駐藏大臣不止是失望，而是絕望，從而走上了堅決反抗的道路。折騰六年，西藏成了威不靈、德無用的混亂境地。

六年前達賴喇嘛因英國的侵略而流亡內地，對袖手旁觀的有泰深表不滿，但對清朝皇帝仍存希望；六年後受聯豫侵擾流亡英屬印度，對「大清王朝」徹底絕望。六年前西藏的軍隊雖然弱少，但倘能抵抗英軍的入侵；六年後西藏軍隊眾多，藏軍、川軍對立，還有不倫不類的新軍，沒有外敵可以抵抗，混戰不已。六年之前西藏經濟倘能自給自足；六年後幾十萬撥款不夠聯豫等練兵玩槍。六年前西藏文化可能落後，但安寧如古；六年後文化如舊，安寧不再。六年前聯豫可以從四川免強進藏，六年後他只能從印度逃回中國。六年前達賴喇嘛可能有離心的想法，六年後公開宣布獨立。他從「固我主權」出發，以「動搖主權」告終。西藏局勢的惡化，聯豫難逃其責。

聯豫迷信武力，將絕大部精力和物力用於軍事，基本上無暇顧及其他事務。作為欽差大臣，聯豫自認為是救命恩人，欲拯救藏民於水火之中；實際上是盲人籌藏，陷藏人於不義，以治藏為名，以亂藏收場。他不僅沒有輯外安內，反而自身難保，並釀成了西藏問題。

聯豫的錯誤是系統的，不是「六誤」可以概括；西藏之亂是深遠的，其罪也不是聯豫一人可以承擔。「奴才聯豫在藏將及三年，以未能和輯強鄰，震懾藩屬，清夜捫心，方憂罪戾之不遑，何敢濫邀厚賞」。他在藏忙碌了六年，沒有功勞，只有苦勞。「再奴才識素庸愚，體尤羸弱，到藏後不服水土，精力日衰，夙夜戰兢，深恐稍涉疏虞，致滋貽誤」。

錯誤根源

聯豫為什麼如此糊塗，費力不討好？這與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或文化思潮密切相關。聯豫未嘗不想治國安邦，本人亦是犧牲品。

首先他沒有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未遵循歷史慣例。民族觀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不同形式的民族觀亦可並存於同一時代。古代中國民族觀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可以分別稱之為一元論(monism)、二元論(dualism)和多元論(pluralism)。進入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中國民族觀仍然是中國古代民族觀的展開，並且一直影響到當代。

清朝統治者早年推行滿蒙聯姻，後又倡導滿漢一家，同時重視國語騎射，尊崇達賴、班禪與黃教，不僅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也尊重其他民族的多樣性。乾隆時代活躍於避暑山莊的四個主要民族滿、蒙、漢、藏來自不同的生態文化背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避暑山莊及外八廟的主要碑文大都用滿、蒙、藏、漢四種文字刻寫，其中麗正門還增加了回鶻文。乾隆年代出現了「五族共處」局面，《五體清文鑒》的編纂蘊含五族共處的觀念。

用夷夏二元論理解民族關係,容易陷入非夏即夷或非夷即華的二元悖論中,難以確立平等的民族觀，容易導致分治或不治。

民族主義或民族歧視充滿了聯豫的奏稿，夷夏二元民族觀主宰了他的行動。西藏是清王朝的有機組成部分，有特殊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駐藏三年之後聯豫認為：「以開闢商埠而論，勢似重在外交；以番情之刁狡、民智之錮蔽而言，事仍重在內政。且番官近日尤為異常狡獪，每遇重要事件，雖竭盡心思曲為開導，該番官仍多不遵行，甚至借事飾詞，調兵抗拒。處置之方，即不能示之以弱，亦不便操之過嚴。奴才素無才識，當此操縱兩難之際，尤覺因應無方」。

聯豫無視西藏地方官員，也不承認達賴等是「藏官」。「西藏雖為我完全之領土，然所設藏官不過駐藏大臣及各糧員、武員數人，而州縣既未設，則區域亦難劃分，選舉員與被選擇員實無從之酌定。」不理解和尊重地方官員，也就難以合作和共事。「凡事言之匪艱，行之惟艱。西藏番官性情執拗異常，往往扎飭一事，遲至數月而不稟復，或藉口於達賴之未歸，或託詞於會議之未協，雖極力催詢，置若罔聞」。

他不僅藐視西藏番官，西藏地方政府似乎也不存在，試圖另建西藏政府。「竊西藏辦事大臣衙門，從前公事無多，是以只就奏調咨調各隨員中，擇其文理清通者，酌派二三員經理文牘。自上年川軍進藏以後，政權漸次收回，事務日繁，往來文件較前增至數倍，幾與邊小省正治無異；自應仿照各省督撫衙門章程，設立幕職分科辦事，以專責成。」

他不依賴藏官，也不相信藏民。「藏人則愚頑性生，罔知利害，亦且心懷疑貳，於急人應速辦之事，雖再三曉諭，終多阻撓，奴才心實憂之」。「查藏民賦性愚頑，不知工作。出產之盛，素以牛皮羊毛為大宗；惜未講求製造，僅能織成氆氌，行銷各處。……使無知之番民，藉資觀感，而工業或可漸臻發達也。」「夫以藏番之性情如此其狡詐也，而藏地之形勢又如此其重大也，為今之計，自非改設行省不可，萬無疑義。……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設官駐兵，借防英防俄為名，而漸收其權力。布置既已周密，三四年後，只須一道綸音，則諸事均可就緒。」江孜人民曾英勇地抵抗過英軍的侵略，因民風強悍亦令聯豫不悅。「聞該處土民極為強悍，必須有兵駐懾，方可無虞，以故尚未派員前往」。

他不相信藏人，就連西藏長大的漢人也不信賴。「國朝之待西藏，立制極為周備。自琦善以兵權財政盡付之番官，而事日以壞。駐藏大臣屬下僅糧台及游擊以下文武數員，其制兵則久戍防次，習氣甚深；其由藏招募者，大抵生於藏，既無鄉里之情感，且多親附藏人。設有緩急。皆不足恃。我朝對待藩屬，向從寬大，策主羈縻。然現在時殊勢異，人心日漓，若不審勢變通，示以實有管轄之權，恐江河日下，異日更無可措手。」與藏民親近之人自然就成了聯豫眼中的「內奸」：「再開復游擊李福林，生長藏中，心術難信。此次派往江達購辦糧草，與各番官往來甚密，競受番禮。…若令留久藏地，則漏謀生事，實屬防不勝防。相應請旨將游擊李福林即行革職，遞解四川，監禁三年，永遠不准回藏」。

聯豫認為西藏無人可用。他建議提高駐藏大臣及隨員的薪水，享受出洋待遇。「擬請懇祈天恩，俯准調藏隨員，仿照出使各國章程，凡隨員等均給薪水一百六十兩，咨調者減半，整裝歸裝，亦俱照章一律給發，三年差滿，擇優保獎，分別異常尋常勞績，奏請恩施。庶幾各員踴躍前來，盡心辦事，似於藏事不無禪益。」

他不了解佛教，既不尊重達賴，還藐視三大寺。不信佛或不了解佛教並非過錯，但肆意抵毀或曲解佛教不能算明智。聯豫以聖人或聖人之傳人自居：「夫使人人學佛，人人成佛，不數十年天地萬物遂俱歸於寂滅，無人類矣……夫天之好生如此，佛之好寂滅如彼，是佛以好寂滅之心欲以奪天地好生之心，吾恐終不能勝也。此其理惟我聖人知之，知之深，則憂之切……此我聖人本人情以順天心者，其體用蓋如此。非然者，佛曰欲度眾生於道岸之上，而不知適陷眾生於苦海之中也。佛如有靈，當不以予言為河漢也，故不可以不記。」

弘曆《喇嘛說》云：「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尊崇達賴、班禪與黃教是為了鞏固清朝在西藏和蒙古的統治。乾隆皇帝曾云：「一座嘛喇廟，勝抵十萬兵」。他在北京、承德修建了多座佛教寺廟，起到了治國安邦的作用。聯豫反其道而行之，不尊重達賴與黃教，還藐視寺院：「至於三大寺僧眾，則尤為恃眾貌玩，總謂佛法無邊，外人決不足慮，其執迷已久，一時斷難醒悟。要之西藏之事，不用壓力則一事均不能辦；過用壓力，又恐啟其外向之心」 。

駐藏大臣昏庸無能者居多，並非沒有優秀代表。乾隆末年廓喀爾侵擾西藏，滿目瘡痍。清廷特派重臣工部尚書兼都統松筠處理善後事宜，「撫邊多惠政」，贏得了藏民的愛戴。松筠體察民情風俗，研究歷史文化，撰寫了《西招圖略》、《衛藏通志》等專著，為後人籌藏提供了參考。「守邊之要，忠、信、篤、敬也。莫不本乎格、致、誠、正。故格物所以窮理，致知所以通俗，誠意所以不欺，正心所以寡慾。忠、信、篤、敬於是乎行之。欽承聖訓：教以寬柔無分遐邇，一皆羈縻向化懷德，是在修德也。然修德者必矜細行，而圖治者宜防未然。因書二十有八條以敘其事略，復繪之圖以明其方輿，名之《西招圖略》。庶便於交代，以口述之未盡者。後之奉命駐藏君子，其尚有以發於予聽欲言而不及者，尤厚望焉。」

《孟子·公孫丑》云：「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修文德，來遠人」是中央王朝對待周邊民族的優良傳統。《詩經·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番民亦是皇帝赤子。聯豫無視多族共處的事實，忘記了天下一家的古訓。他認為西藏是「梗頑不化」之區，不把藏官當官，不把番民當人。他作為清朝的奴才，忠於清朝；但並沒有為朝廷減憂，反而添亂。倒行逆施如此，他根本不像中國優良傳統文化薰陶的官吏，也不是清王朝傳統的繼承者；其思想與觀念肯定另有來源，那就是西方現代思潮。他出使過歐洲，受到了社會進化論、民族主義或殖民主義的影響，但並未明白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民族自治已成世界潮流。他主張強權政治，相信弱肉強食，想依賴軍隊解決問題。聯豫鄙視西藏文化、藐視西藏宗教又歧視西藏人民，與西方流行的社會進化論思潮有關；他推行的系列新政正是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體現。

軍機大臣那桐是聯豫的後盾：「此事極不易辦，藏眾蠢頑，不可理喻；將來辦到如何地步，亦難預計。到藏後體察情形，條陳到部，如可為力，必力與維持。諸事可稟商唐侍郎遵行，我宗旨與唐同。幫辦大臣聯豫是舍親，人亦明達，惜體太弱。有大臣大約須調回京矣。」聯豫被認為是文弱明達之人。趙爾豐更加氣勢洶洶，認為皇帝有「惡藏」之心，臣下就可有「滅藏」之行。「臣下皆代朝廷辦事者，豈有大皇上並無惡藏之心，而臣下敢派兵滅之？將來不足為功，反致獲罪，此雖至愚亦不肯為此」。

聯豫受社會進化論的影響，認為西藏風氣痼蔽最深，事事落後於世。「而於倫理經史，危言大義，素未講求，以故進化甚遲，迷罔如故。今擬逐事振興，非先通文字，明其義理，去其杆格不可。……而番民漸明義理，亦可以為我用矣」。「丙午秋，予奉天子命，為駐藏大臣。既蒞事，考其風俗政治，則歷千餘年而末變；問其圖書載籍，則皆經典之注釋。其所謂禮樂兵刑者，無有也；其所謂農工商賈者，無有也；其所謂起居飲食人生日用之常，亦無有也。而上下酣嬉，無愧厲之心，無奮發之想，游惰因循而安之若素。予不禁喟然嘆曰：是奚足以立政？奚足以進化？又奚足以保種而保教？無怪乎強鄰覬覦，外侮迭乘；以至於今日，殘缺腐敗，而几几乎不可收拾也」。

他把固有領土西藏當作殖民地，明確主張不要平等對待藏民：「夫藩屬之人民，未有甘心帖服於主國者；而主國之相待，亦不能與本國人民一律。蓋其情其勢均不得不然，非有厚薄於其間也。考西洋諸強國，從無與異種藩屬以立憲政權者。如英之於印度，美之於菲律賓，法之於安南，荷之於爪哇，雖均設有議院，然藩屬之民，仍不得廁身其間，與聞政事。間有一二代表，亦由各總督授充，可以意為去取，未嘗許其選舉，與以議政之權……是今我國立憲，既已取法於西歐，則對待藩屬，似不妨仍效其政策。」

種族主義觀念已深入骨髓，大漢族主義溢於言表。「查西藏教化政治，不惟與內地各省不同，即與內外蒙古亦異，地為藩屬，人則異種。年來夜郎自大，隱懷異心，私議增兵，遇事抗拒，其不度德不量力一種悖謬之行，竟不可以情理喻。惟兵力足以制之，或可相安無事。」他在達木、三十九族地區「移風易俗」，推行漢化政策。「然相沿己久，其達木官民，不惟不解蒙語即中文中語亦俱不識，而衣冠品級，亦俱與番官同。去年奴才抵任時，該協領等來見，奴才詳詢其故，該員等深自漸沮，但以俗習相沿為辭。奴才因即賞給袍褂數事，令其一律改換，該員等歡欣鼓舞，即於今年正月間均已制就穿著，自總固山達以及平民，全行更換，無復往日之蠻服矣」。 聯豫認為，收回主權就意味着從藏人手中收回權利，鞏固主權就得剝奪藏人權力。他們堅信西藏是中國領土，但不認為藏人是中國人。他認為大清臣民使用藏語就會不明事理，也就不再是臣民了：「又以原系大皇帝臣民，而習用番人之語言文字，亦屬非是。因稟請選派教習，前往達木地方，教以中文中語，以期漸明事理」。藏人治藏就是喪失主權，漢人治藏才算主權在手。「又自張蔭棠入藏令其籌餉練兵，輕棄主權，遂益堅其自立之志。事之不合權限者，彼皆有所藉口，而駐藏大臣之命令遂益視若弁髦。……即番人之附我者，亦因而解體。此可慮者一也。」張蔭棠亦將主權、政權混為一淡：握其政權，不宜占其利權，誠本此意，以善為經理，數年以後，全藏政權均將潛移於我掌握。蓋政權不收回，藏事實無從經理，亦難杜強鄰口實。

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或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權利之爭與主權無關。中央收回西藏主權並不是從達賴喇嘛或西藏地方政府收回權力。他仿照西方殖民政策，認為西藏人民均不可用，非漢人不可信；不僅自帶漢族衛隊入藏，組建漢族新軍，還引進漢族官員和其他人才，似乎西藏是無人之境。聯豫把西藏當作藩屬殖民地，「藏屬」非「我屬」，以「瓦解全藏」為目標。「由察經類伍齊而入三十九族，其地本為我屬，當無他慮。惟至拉里後由江達而抵前藏計十三站，皆系藏屬，若有後勁以備接應，不難奮迅直前。即使番兵攔阻，得一二勝仗，則番兵震懾，全藏瓦解。此不足慮者三也。」

有人比聯豫更糊塗，認為他收回了西藏主權，功不可沒。西藏主權屬於中國並非從聯豫始。按照天朝體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按照現代國際法，《中英會議藏印條約》、《中英新訂藏印條約》明確了西藏主權屬於中國。所謂「收回西藏主權」是多此一舉，自己和自己人過不去。聯豫自以為是鞏固主權（固我主權），事實上是動搖了西藏主權。他得罪了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官員，傷害了西藏老百姓的感情和利益，加劇了離心離德的傾向。聯豫等大臣將西藏當成殖民地，不把西藏人當國民，悍然發動內戰；失去的不是主權和領土，而是民眾和人心。達賴喇嘛和部分藏人自然會仿照其他殖民地民族，要求獨立和解放。

聯豫蠻橫到了不講理的程度，反覆提到番民不可理喻，實際上是他本人的理解能力有限。他對藏民的誣衊亦表明他本人缺乏教養。他不僅不能理解異族，連同族都難以理解。「積非成是」，他沒有自知之明，在中國傳統民族主義和現代西方殖民主義指引下，將西藏推向了痛苦的深淵。西藏問題從無到有，愈演愈厲。

教訓與經驗

歷史研究不僅是總結經驗，也要吸取教訓。西藏問題由來已久，正本清源才有可能真正解決。西藏問題是人類歷史變革時期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傳統天朝體制轉變為現代世界體系過程中，西藏受到了擠壓，成為了舉世關注的難題。

眾所周知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從印度侵略西藏是造成西藏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殖民主義或民族主義通過聯豫等駐藏官員侵害西藏亦是根本原因。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明目張胆的侵略容易中止，冠冕堂皇的侵害難以發現。

聯豫不識大體：不懂歷史趨勢，不顧世界潮流。他放棄了中國傳統智慧，沒有吸收西方現代精華，反將中國傳統糟粕與西方現代錯誤思潮相結合，把西藏推向了痛苦的深淵。清末民初「傳統的民族中心主義」與「現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共存於中國，兩者結合，毒性猛增。「強權就是公理」、「弱國無外交」、「弱肉強食」、「落後就會挨打」的思想在中國盛行，曾激發中國人民自強不息、奮起直追。聯豫以強者的身份受命籌藏，反其道而用之：西藏落後就要挨打，藏民軟弱就可以強欺。結果天怒人怨，用生命、鮮血和金錢撰寫了漢藏關係上是最悲慘的一頁。聯豫籌藏在垂死掙扎的清廷看來還算穩妥，其思想觀念在混亂不堪的當時也不算特殊。他是東方不良傳統與現代西方糟粕的產物，亦是時代的犧牲品。

聯豫的主要過錯也不是新政的失敗或無效，而是引進川軍，大開殺戒，逼走達賴，至今令人齒寒。鳳全強行改革，擾亂西藏；有泰崇洋媚外，喪權辱國。他們在西藏播下了雙重仇恨的種子。聯豫沒有改弦更張，把教訓當經驗，使仇恨的種子開花結果。

聯豫等在中國固有領土上實行殖民主義統治，實際上是錯上加錯。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是武裝衝突的根源之一；不歧視是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基本原則。聯豫受中國傳統民族主義和現代西方種族主義思想的雙重驅使，濫用暴力，黷武西藏；聲稱「大獲全勝」，但和平並沒有到來。外戰是侵略，內戰更是犯罪。正如余秋雨在聯合國的世界文明大會上所云：中國文化是一種非侵略性的內耗文化。中國人有很多對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沒有怎麼對不起外國人，在文化上也是這樣。很少有人認識到聯豫這種雙重錯誤，甚至還有人在為他歌功頌德招魂。因此，西藏問題仍然難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