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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賦得古原草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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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草 / 賦得古原草送別》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草 / 賦得古原草送別》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

這是一首應考習作，相傳白居易十六歲時作。按科舉考試規定，凡指定的試題，題目前須加「賦得」二字，作法與詠物相類似。《賦得古原草送別》即是通過對古原上野草的描繪，抒發送別友人時的依依惜別之情。

詩的首句「離離原上草」，緊緊扣住題目「古原草」三字，並用疊字「離離」描寫春草的茂盛。第二句「一歲一枯榮」，進而寫出原上野草秋枯春榮，歲歲循環，生生不已的規律。第三、四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句寫「枯」，一句寫「榮」，是「枯榮」二字意思的發揮。不管烈火怎樣無情地焚燒，只要春風一吹，又是遍地青青的野草，極為形象生動地表現了野草頑強的生命力。第五、六句「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用「侵」和「接」刻畫春草蔓延，綠野廣闊的景象，「古道」「荒城」又點出友人即將經歷的處所。最後兩句「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點明送別的本意。用綿綿不盡的萋萋春草比喻充塞胸臆、瀰漫原野的惜別之情，真正達到了情景交融，韻味無窮。

此二句不但寫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寫出一種從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寫枯，一句寫榮，「燒不盡」與「吹又生」是何等唱嘆有味，對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絕千古。而劉句命意雖似，而韻味不足，遠不如白句為人樂道。

如果說這兩句是承「古原草」而重在寫「草」，那麼五、六句則繼續寫「古原草」而將重點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別」題意，故是一轉。上一聯用流水對，妙在自然；而此聯為的對，妙在精工，頗覺變化有致。「遠芳」、「睛翠」都寫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體、生動。芳曰「遠」，古原上清香瀰漫可嗅；翠曰「晴」，則綠草沐浴着陽光，秀色如見。「侵」、「接」二字繼「又生」，更寫出一種蔓延擴展之勢，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競爭之強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則扣題面「古原」極切。雖然道古城荒，青草的滋生卻使古原恢復了青春。比較「亂蛬鳴古塹，殘日照荒台」僧古懷《原上秋草》的秋原，就顯得生氣勃勃。

作者並非為寫「古原」而寫古原，同時又安排一個送別的典型環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別在這樣的背景上發生，該是多麼令人惆悵，同時又是多麼富於詩意呵。「王孫」二字借自楚辭成句，泛指行者。「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說的是看見萋萋芳草而懷思行游未歸的人。而這裡卻變其意而用之，寫的是看見萋萋芳草而增送別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葉都飽含別情，那真是：「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李煜《清平樂》）。這是多麼意味深長的結尾啊！詩到此點明「送別」，結清題意，關合全篇，「古原」、「草」、「送別」打成一片，意境極渾成。

唐人的詠物詩，往往僅在最後一句才能見到作者的本意。白居易一向提倡作詩要通俗易懂，但也不反對用隱喻的辦法。《古原草》這首詩題目標有「送別」二字，很顯然是一首送別友人的詩篇。而通篇幾乎都在寫草，實是借草取喻，以草木之茂盛顯示友人之間依依惜別時的綿綿情誼。情深意切，所喻尤為巧妙，不愧為、白居易的成名作。

詩詞正文

“ <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

” — <《草 / 賦得古原草送別 》>，<古詩文網>

譯文

原野上長滿茂盛的青草，每年秋冬枯黃春來草色濃。野火無法燒盡滿地的野草，春風吹來大地又是綠茸茸。

遠處芬芳的野草遮沒了古道，陽光照耀下碧綠連荒城。今天我又來送別老朋友，連繁茂的草兒也滿懷離別之情。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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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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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