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在套子裡的人（契訶夫短篇小說）
《裝在套子裡的人》是俄國作家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創作的短篇小說。在《裝在套子裡的人》中，契訶夫塑造了一個性格孤僻，膽小怕事，恐懼變革，想做一個純粹的現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別里科夫。
別里科夫的世界觀就是害怕出亂子，害怕改變既有的一切，但是他所作所為，在客觀上卻起着為沙皇專制助紂為虐的作用。他轄制着大家，並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給眾人精神上的壓抑，讓大家「透不出氣」。可以說是專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靈，使他懼怕一切變革，頑固僵化，他是沙皇專制制度的維護者，但更是受害者。因而可以說別里科夫成為了，害怕新事物，維護舊事物反對變革，阻礙社會發展的人的代名詞。
目錄
原文
我的同事希臘文教師別里科夫兩個月前才在我們城裡去世。您一定聽說過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帶着雨傘，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總是把雨傘裝在套子裡，把表放在一個灰色的鹿皮套子裡；就連那削鉛筆的小刀也是裝在一個小套子裡的。他的臉也好像蒙着套子，因為他老是把它藏在豎起的衣領里。他戴黑眼鏡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馬車，總要叫馬車夫支起車篷。總之，這人總想把自己包皮在殼子裡，仿佛要為自己製造一個套子，好隔絕人世，不受外界影響。現實生活剌激他，驚嚇他，老是鬧得他六神不安。也許為了替自己的膽怯、自己對現實的憎惡辯護吧，他老是歌頌過去，歌頌那些從沒存在過的東西；事實上他所教的古代語言，對他來說，也就是雨鞋和雨傘，使他藉此躲避現實生活。
別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極力藏在一個套子裡。只有政府的告示和報紙上的文章，其中規定着禁止什麼，他才覺得一清二楚。看到有個告示禁止中學學生在晚上九點鐘以後到街上去，他就覺得又清楚又明白：這種事是禁止的，好，這就行了。但是他覺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許裡面老是包皮藏着使人懷疑的成分，包皮藏着隱隱約約、還沒充分說出來的成分。每逢經過當局批准，城裡開了一個戲劇俱樂部，或者閱覽室，或者茶館，他總要搖搖頭，低聲說：
「當然，行是行的，這固然很好，可是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
凡是違背法令、脫離常規、不合規矩的事，雖然看來跟他毫不相干，卻惹得他悶悶不樂。要是他的一個同事到教堂參加祈禱式去遲了，或者要是他聽到流言，說是中學的學生鬧出了亂子，他總是心慌得很，一個勁兒地說：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在教務會議上，他那種慎重，那種多疑，那種純粹套子式的論調，簡直壓得我們透不出氣。他說什麼不管男子中學裡也好，女子中學裡也好，年輕人都不安分，教室里鬧鬧吵吵——唉，只求這種事別傳到當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麼亂子才好。他認為如果把二年級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級的葉果洛夫開除，那才妥當。您猜怎麼着？他憑他那種唉聲嘆氣，他那種垂頭喪氣和他那蒼白的小臉上的眼鏡，降服了我們，我們只好讓步，減低彼得洛夫和葉果洛夫的品行分數，把他們禁閉起來，到後來把他倆開除了事。我們教師們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們這些教師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過屠格涅夫和謝德林的陶冶，可是這個老穿着雨鞋、拿着雨傘的小人物，卻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轄制中學算得了什麼？全城都受着他轄制呢！我們這兒的太太們到禮拜六不辦家庭戲劇晚會，因為怕他昕見；教士們當着他的面不敢吃葷，也不敢打牌。在別里科夫這類人的影響下，全城的人戰戰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麼事都怕。他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 朋友，不敢看書，不敢周濟窮人，不敢教人念書寫字……
別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裡。他的臥室挺小，活像一隻箱子，床 上掛着帳子。他一上床 ，就拉過被子來蒙上腦袋。房裡又熱又悶，風推着關緊的門，爐子裡嗡嗡地叫，廚房裡傳來嘆息聲——不祥的嘆息聲……他躺在被子底下，戰戰兢兢，深怕會出什麼事，深怕小賊溜進來。他通宵做噩夢，到早晨我們一塊兒到學校去的時候，他沒精打采，臉色蒼白。他所去的那個擠滿了人的學校，分明使得他滿心害怕和憎惡；跟我並排走路，對他那麼一個性情孤僻的人來說，顯然也是苦事。
可是，這個裝在套子裡的人，差點結了婚。有一個新的史地教員，一個原籍烏克蘭，名叫密哈益·沙維奇·柯瓦連科的人，派到我們學校里來了。他是帶着他姐姐華連卡一起來的。後來，由於校長太太的盡力撮合，華連卡開始對我們的別里科夫明白地表示好感了。在戀愛方面，特別是在婚姻方面，慫恿總要起很大的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們——開始向別里科夫遊說：他應當結婚。況且，華連卡長得不壞，招人喜歡；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兒，有田產；尤其要緊的，她是第一個待他誠懇而親熱的女人。於是他昏了頭，決定結婚了。
但是華連卡的弟弟從認識別里科夫的第二天起，就討厭他。
現在，您聽一聽後來發生的事吧。有個促狹鬼畫了一張漫畫，畫着別里科夫打了雨傘，穿了雨鞋，捲起褲腿，正在走路，臂彎里挽着華連卡；下面綴着一個題名：「戀愛中的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態畫得像極了。那位畫家一定畫了不止一夜 ，因為男子中學和女子中學裡的教師們、神學校的教師們、衙門裡的官兒，全接到一份。別里科夫也接到一份。這幅漫畫弄得他難堪極了。
我們一塊兒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禮拜天，學生和教師事先約定在學校里會齊，然後一塊兒走到城郊的一個小林子裡去。我們動身了，他臉色發青，比烏雲還要陰沉。
「天下竟有這麼歹毒的壞人！」他說，他的嘴唇發抖了。
我甚至可憐他了。我們走啊走的，忽然間，柯瓦連科騎着自行車來了，他的後面，華連卡也騎着自行車來了，漲紅了臉，筋疲力盡，可是快活，興高采烈。
「我們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愛的天氣！多可愛，可愛得要命！」
他倆走遠，不見了。別里科夫臉色從發青變成發白。他站住，瞧着我。……
「這是怎麼回事？或者，也許我的眼睛騙了我？難道中學教師和小姐騎自行車還成體統嗎？」
「這有什麼不成體統的？」我問「讓他們儘管騎他們的自行車，快快活活地玩一陣好了。」
「可是這怎麼行？」他叫起來，看見我平心靜氣，覺得奇怪，「您在說什麼呀？」
他似乎心裡亂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神不定地搓手，打哆嗦；從他的臉色分明看得出來他病了。還沒到放學的時候，他就走了，這在他還是生平第一回呢。他沒吃午飯。將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連科家裡去了。華連卡不在家，就只碰到她弟弟。
「請坐！」柯瓦連科冷冷地說，皺起眉頭。別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鐘光景，然後開口了：
「我上您這兒來，是為要了卻我的一樁心事。我煩惱得很，煩惱得很。有個不懷好意的傢伙畫了一張荒唐的漫畫，畫的是我和另一個跟您和我都有密切關係的人。我認為我有責任向您保證我跟這事沒一點關係。……我沒有做出什麼事來該得到這樣的譏誚——剛好相反，我的舉動素來在各方面都稱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連科坐在那兒生悶氣，一句話也不說。別里科夫等了一忽兒，然後壓低喉嚨，用悲涼的聲調接着說：
「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談一談。我在這兒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來；既然我是一個比您年紀大的同事，我就認為我有責任給您進一個忠告。您騎自行車，這種消遣，對青年的教育者來說，是絕對不合宜的！」
「怎麼見得？」柯瓦連科問。
「難道這還用解釋嗎，密哈益·沙維奇？難道這不是理所當然嗎？如果教師騎自行車，那還能希望學生做出什麼好事來？他們所能做的就只有倒過來，用腦袋走路了！既然政府還沒有發出通告， 允許做這種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嚇壞了！我一看見您的姐姐， 眼前就變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個姑娘，卻騎自行車——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麼樣？」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維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遠大，您的舉動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卻這麼馬馬虎虎，唉，這麼馬馬虎虎！您穿着繡花襯衫出門，人家經常看見您在大街上拿着書走來走去；現在呢，又騎什麼自行車。校長會聽說您和您姐姐騎自行車的，然後，這事又會傳到督學的耳朵里……這還會有好下場嗎？」
「講到我姐姐和我騎自行車，這可不干別人的事。」柯瓦連科漲紅了臉說，「誰要來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滾！」
別里科夫臉色蒼白，站起來。
「您用這種口吻跟我講話，那我不能再講下去了。」他說，「我請求您在我面前談到上司的時候不要這樣說話；您對上司應當尊敬才對。」
「難道我對上司說了什麼不好的話？」柯瓦連科問，生氣地瞧着他。「請您躲開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願意跟您這樣的先生講話。我不喜歡那些背地裡進讒言的人。」
別里科夫心慌意亂，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臉上帶着恐怖的神情。這還是他生平第一回聽到別人對他說這麼不客氣的話。
「隨您怎麼說，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門道，到樓梯口去，一面說，「只是我得跟您預先聲明一下：說不定有人偷聽 了我們的談話了，為了避免我們的談話被人家誤解以致鬧出什麼亂子起見，我得把我們的談話內容報苦校長——把大意說明一下。我不能不這樣做。」
「報告他？去，儘管報告去吧！」
柯瓦連科在他後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領，使勁一推，別里科夫就連同他的雨鞋一齊乒乒乓乓地滾下樓去。樓梯又高又陡，不過他滾到樓下卻安然無恙，站起來，摸了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鏡碎了沒有。可是，他滾下樓的時候，偏巧華連卡回來了，帶着兩位女士。她們站在樓下，怔住了。這在別里科夫卻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願摔斷脖子和兩條腿，也不願意成為別人取笑的對象。是啊，這樣一來，全城的人都會知道這件事，還會傳到校長耳朵里去，還會傳到督學耳朵里去。哎呀，不定會鬧出什麼亂子！說不定又會有一張漫畫，到頭來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來，華連卡才認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臉相，他那揉皺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以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來的，就忍不住縱聲大笑，笑聲在整個房子裡響着：
「哈哈哈！」
這響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結束了一切事情：
結束了預想中的婚事，結束了別里科夫的人間生活。他沒聽見華連卡說什麼話，他什麼也沒有看見。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從桌子上撤去華連卡的照片；然後他上了床 ，從此再也沒起過床 。
過了一個月，別里科夫死了。我們都去送葬。
我們要老實說：埋葬別里科夫那樣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們從墓園回去的時候，露出憂鬱和謙虛的臉相；誰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樣的感情，我們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時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們到花園裡去跑一兩個鐘頭，享受完全自由 的時候，才經歷過。
我們高高興興地從墓園回家。可是一個禮拜還沒有過完，生活又恢復舊樣子，跟先前一樣鬱悶、無聊、亂糟糟了。局面並沒有好一點。實在，雖然我們埋葬了別里科夫，可是這種裝在套子裡的人，卻還有許多，將來也還不知道有多少呢！[1]
創作背景
契訶夫所生活的19世紀末是俄國歷史上沙俄統治非常黑暗的時期，「這時的俄國政治上雖然還算封建專制統治，但經濟和社會生活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封建制的滅亡。在這種情況下，沙皇反動統治與時代大流做着垂死掙扎，加大了書刊撿查制度，秘密警察緊緊盯着人們的一舉一動。沙皇政權不允許有任何反對其的言論，他們生怕革命的火種蔓延開來，因此加大了對人們思想和行動控制。而那些反對沙皇統治或是試圖宣傳革命的人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很多進步人士和知識分子都被抓進監獄，流放或是處死。在這樣令人窒息的氣氛里，人們的一舉一動都會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多數人渴望改變現狀，卻又因為無法與強大的專制統治做鬥爭，因而逆來順受地忍受着這一切，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契訶夫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一方面，他深深地厭惡殘暴反動的沙皇統治，另一方面，他又為當時俄國人民的麻木和逆來順受而痛心。他想要喚醒人們的意識，不想看到封建專制扼殺了人們本性中美好的一面。因而用誇張的手法塑造了別里科夫這樣一個人物形象，通過這個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們頑固守舊、膽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
人物介紹=
別里科夫
別里科夫是眾多「裝在套子裡的人」的典型代表，是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套中人」別利科夫「哪怕天氣很好，也總要穿上套鞋，帶着雨傘，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隨身帶的東西都放在一個又一個「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臉也「藏在豎起的衣領里」；他「戴黑墨鏡，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馬車「一定吩咐車夫支起車篷」。——總之，他總想「把自己包在殼裡，給自己做一個所謂的套子，使他可以與世隔絕，不受外界的影響」。不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視為厭事，他所去的那個擠滿了人的學校，分明使得他滿心害怕和憎惡，跟「我」（布爾金）一塊兒走路，對他那麼一個性情孤僻的人來說，顯然也是苦事。在幾乎沒有涉及外貌的情況下契訶夫卻細緻而準確地展示了別里科夫的心理狀態，即恐懼。別里科夫是一條被套子套住了手腳和思想的可憐蟲，是一個尖酸刻薄、神經衰弱、精神極度緊張警覺的人的形象。他的所謂「性情孤僻」，其實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類生活總要向前發展，文明才能進步。 他怕的就是這樣的發展、進步，所以他乾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來安慰自己，甚至歌頌從沒存在過的東兩，可見他已經虛妄到何等地步。契訶夫通過生動的「套中人」形象的塑造，諷刺和鞭撻別里科夫之流以及產生他們這種畸形性格的反動時代。
柯瓦連科
柯瓦連科是一個敢說敢為，富有生氣的知識分子，他十分厭惡別里科夫。學校的老師、校長都有些畏懼別里科夫，但他卻敢當面駁斥死守舊制度，反對新事物的別里科夫。他罵別里科夫是「蜘蛛」，是「背地裡進讒言的人」。他也敢於批評當時俄國的教育：「你們這兒的空氣悶死人，不乾不淨！……你們這地方算不得學府，只能算是教人安分守己的衙門，而且有巡警局裡那股腐臭氣味。」他表示寧願到鄉下去捉捉龍蝦，教教小孩，不願在這死氣沉沉的環境中呆下去。顯然他是一個具有新思想、熱愛自由的人。
瓦連卡
科瓦連科的姐姐，單身，30歲上下，個子高，身材勻稱，黑眉毛紅臉蛋，像個蜜餞水果，活潑開朗，談笑風生，老是哈哈大笑，是個很可愛的姑娘。校長太太想撮合她與別里科夫成親，但由於別里科夫的因循守舊，不可能與瓦連卡結合，所以婚事告吹。她單純、熱情、富有朝氣，也是新生力量和新生活的代表者。
布爾金
布爾金是作為故事的敘述人出現在作品中的，他是另一類型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對現實不滿，渴望自由。他厭惡別里科夫，但他缺乏勇氣，不敢同別里科夫作鬥爭，容易向舊勢力妥協，安於忍氣吞聲地過着套子式的生活。這些體現了當時俄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徵。契訶夫對這樣的知識分子雖寄予同情，但也批評了他們的市儈哲學。「……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開說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邊，你自己也做假，還微微地笑，你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混一口飯吃，得到一個溫暖的角落，做一個一錢不值的小官兒罷了。」作品中獸醫伊凡尼奇的這段談話，正表現了契訶夫對布爾金這類知識分子的譴責。 [5]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法國思想家帕斯卡說「人只是一隻蘆葦，是宇宙間最脆弱的東西。但人是一隻會思想的蘆葦」。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宇宙間任何一件東西都能置人於死地，然而人卻成了萬物的主宰，這正是因為人有一顆會思想的靈魂，人因為思想而高貴。然而當人的思想被關在一個籠子裡而失去了飛翔的自由時，人還是「人」嗎？而小說中的別里科夫與不斷地嘲笑、戲弄他的中學同事以及全城居民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正是他們共同地恐懼、忍讓，才以至「什麼都怕」「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去周濟窮人，不敢教人去念書寫字」，別里科夫其實只是一個面孔模糊的人，契訶夫詳細地描繪了他的衣着、物件，比如他的套鞋、雨傘、眼鏡、帽子以及房間的擺設，卻恰恰沒有對別里科夫進行面部描寫，這自然決不是大師的忽略，而應當是匠心所在，文中幾次只出現了他的「蒼白的臉」，這個蒼白的臉，蒼白的生活，蒼白的人格的別里科夫不是一個人，這個尖酸刻薄、神經衰弱、精神極度緊張警覺的形象，正如魯迅筆下的那個拖着一條瘦瘦的辮子的阿Q絕不是「這一個」而是「每一個」一樣，是一個群體。正是這些別里科夫，才使小鎮成了「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瓦連卡的出現，使這一溝絕望的死水裡頓里蕩漾起了波瀾，烏克蘭是俄國的南方，那裡氣候宜人，總是陽光燦爛，那裡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種地理環境的影響，豪爽，快樂，活潑，這一點非常鮮明地體現瓦連卡身上。毫無疑問，這位敢大聲唱歌、敢肆無忌憚地笑的女孩子，正是這個小城的真正的局外人，而別里科夫和瓦連卡的所謂愛情，也是別里科夫生命中唯有的一次嘗試破除套子的舉動，也應該是他生命中的高潮吧。當然，那千方百計地撮合他們兩個的那些人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將別里科夫從套子中拯救出來，讓他學會做一個人，而是想要做旁觀者，在這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愛情里獲得一些賞鑒的快感。正如魯鎮的那些無聊的閒人賞鑒祥林嫂的悲哀，並從那裡得到滿足一樣。也正是因為這樣陰暗的背景，才使得別里科夫的愛情里沒有出現亮色，愛情本來是美麗的，而在別里科夫，他從愛情的身邊看到的只有嘲諷的眼神，因此一張小小的漫畫，對沉醉在愛情之中的人兒，應該只是一個善意的玩笑，一個有趣的花絮，一個幽默的插曲，可對於已經被生活擠壓的心理畸形的別里科夫，一個小小的紙片便足以令他心神不定，戰戰兢兢。在小城的那些人的眼裡，他似乎是一個統治者，而事實上，做為一個夾心階層的小人物，他只不過是被錯誤用地推到前台的小丑，這個小丑又因為鼻尖上的一撮白色而讓觀眾看成了主角，被推到聚光燈下的小丑固然張皇失措，而台下的那些觀眾又何嘗不令人感到悲哀呢？這裡沒有台上和台下，每一個觀眾都可能成為那個角色，每一個觀眾都以為自己是清醒的，卻全然忘記了，在他們向着小丑狂笑、打着唿哨投擲垃圾的時候，他們的鼻尖上也有着那個可笑的標記。這裡，只有那撮白色是最醒目的，在這裡，所有的臉孔都是模糊的。而真正的主角卻正隱藏在幕後，帶着陰險的笑容看着他導演的這一幕戲劇。
別里科夫的可悲之處還在於，他千方百計地想要隱藏自己，用一層一層的套子，而卻沒有想到，自己的這些隱藏，反而將他醒目地暴露在了眾人的面前，當他已經被異化成套子的時候，這件套子卻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別人眼中成了一個異類，被身邊的人所擠壓所排斥，直到期最終走向墳墓——一個永遠的套子。
別里科夫是在瓦連卡的笑聲里走回家，並從此走上人生的不歸之路的，事實上，瓦連卡的笑沒有一點敵意，就象一個小孩子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而情不自禁地發出笑聲一樣。而在別里科夫看來，那些人所久久期盼的喜劇的高潮終於出現了，很快地，他的從樓梯上滾下來的尷尬場面就將完全地曝露在眾人的眼光里，淹沒在無窮無盡的嘲笑中，這正是別里科夫想要逃避的一切，而他的確已無路可逃。在卡夫卡的《變形記》中，被異化成甲殼蟲的格利高爾在生命的最後依然充滿溫情的回想着人間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死對自己和家人都是一種解脫，他對拋棄自己的親人仍然有着無盡的眷戀，可是別里科夫的世界的盡頭瀰漫的全是恐懼和絕望。以前看到的只是別里科夫作為沙皇的一名忠實的走狗，對他身邊人的思想進行鉗制，卻忽略了身邊的這些人對別里科夫的敵意和冷嘲熱諷也是造成別里科夫的死因，正如魯迅先生的《孔乙己》中那些短衣幫對孔乙己的一次一次的嘲笑最終將其推向死亡的悲慘境地一樣。契訶夫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說和戲劇作品都在表現同一個主題：奴性和奴性產生的歷史根源和心理。他認識到金錢、官職、權威和權力不過是奴役的外部原因，而奴役真正的工具是恐懼。恐懼使得《裝在套子裡的人》過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懼使得他的同事們敢怒不敢言。而恐懼產生的根源是滲透在人骨子裡的奴性和漠然。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契訶夫在日記中寫過這樣的話：「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俄羅斯這樣，人們受到權威的如此壓制，俄羅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貶損，害怕自由……我們被奴顏婢膝和虛偽折磨得太慘了。」而恐懼和害怕的結果就是使人們千方百計地想要保護自己，把自己裝在他們自認為安全的「套子」里。像別里科夫那樣墨守成規、循規蹈矩，想方設法地「千萬不要鬧出什麼亂子來」。
別里科夫的最終的歸宿是墳墓，這對他來說應該是一個永遠的「套子」了，在這裡他可以逃避那些他在世間厭惡而且恐懼的一切，還可以讓那些厭惡他，以為是他主宰了他們的快樂的人群暫時輕鬆一下，事實上，當他們在一種終於擺脫了禁錮的那種虛幻的欣喜中轉身離開墳墓的時候，又一個他們中的別里科夫已經被推到前台，戲劇，又開始了。
小說通過這個「套中人」別里科夫的刻畫提出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別里科夫並不是達宮貴人，他沒有顯赫的地位和權勢，而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他在生活中是無足輕重的人物，怎能「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轄制中學算得了什麼？全城都受苦他轄制呢……」全城的人戰戰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麼事都怕。他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接濟窮人，不敢教人念書寫字……。文中還談道，別里科夫的死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可一個禮拜過後生活又恢復舊貌，因為「實在，雖然我們埋葬了別里科夫，可是這種裝在套子裡的人，也許還有很多，將來也還不知道有多少呢！」在作者的筆下，別里科夫已不再是作為單個的人，而是「這類人」，是作為知識界和社會上的一種典型，是舊制度、舊程序、舊思想的忠實維護者，人們害怕他，其實是被那黑暗污濁的政治空氣壓得喘不過氣來。當時的俄國，亞力山大三世實行恐怖統治，在俄羅斯大地上密探密布，告密誣陷之風盛行，在社會上確實有許許多多的別里科夫式的人物。作品通過別里科夫這個人物將批判的鋒芒直指密探機構沙皇專制制度。通過別里科夫，作者描繪出一幅當時醜陋的社會生活畫卷。
藝術特色
小說《套中人》在結構上，作者採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結構方式。主要故事情節是以作品中人物回憶的方式敘述的。契訶夫用簡潔生動的語言描述了別里科夫的行為及內容，輪廓清晰、秩序井然。小說是從一個月夜兩位打獵朋友的聊天開始的，他們本是海闊天空地聊，殊不知別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們的感慨和深思。開始的輕鬆寧靜和別里科夫的故事的沉悶氣氛形成了一種反差，接着又引出了一段皎潔恬靜的月色的描繪。這又和別醫科夫的故事形成一種反差：大自然是寧靜美好的，現實生活又是那麼黑暗污濁。於是在那個月夜裡，布爾金和伊凡·伊凡內奇兩個人浮想聯翩，想到生活中的種種套子。作品因而寫到伊凡·伊凡內奇再也不能入睡了，他站了起來，坐到門外，點上了煙斗。也許他想到：再也不能照這樣生活下去了，小說的這個結尾也耐人尋味。整篇小說結構自然、巧妙。
契訶夫的創作基本上傾向於批判現實主義，他善於透過平凡的日常生活揭示出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主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多採用幽默這一藝術手法來嘲諷醜惡的社會現實，形成他創作上的一種風格：幽默諷刺。小說《套中人》，這篇小說自始至終採取了幽默諷刺的手法來展示別里科夫的性格。小說開頭對別里科夫的肖像和生活習慣是這樣寫的：「他所以出名，是因為他即使在頂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帶上雨傘，而且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傘總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是用一個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連削鉛筆的小折刀也是裝在套子裡」。寫別里科夫的醜態，說別里科夫的「那張小臉像黃鼠狼的臉。」還「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等。這些描寫近乎誇張，然而契訶夫就是用這種幽默的筆調刻寫了這樣一個為扼殺一切新事物，不惜使用盯梢、告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的小人形象，呼籲人們起來改變這個社會。[2]
作品影響
作者簡介
契訶夫（1860—1904），俄國作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1879年進入莫斯科醫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他的主要作品有：《勝利者》（1883）、《變色龍》（1884）、《草原》（1888）、《沒意思的故事》（1889）、《庫頁島》（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後來，他由開始創作戲劇，如《結婚》（1890）、《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伊凡諾夫》（1887-1889）、《櫻桃園》（1903-1904）等等。
契訶夫在世界文學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說和莫泊桑齊名。歐美許多作家談到契訶夫的創作對20世紀文學的影響。瞿秋白、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對契訶夫都有過論述。他的小說和戲劇幾乎全部有中譯本。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