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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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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輕肥》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輕肥》[1]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2]
唐代政治腐敗的根源之一，就是太監專權。這首詩就是諷刺宦官的。詩題「輕肥」，取自《論語》，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開頭四句，先寫後點，突兀跌宕，繪神繪色。意氣之驕，竟可滿路，鞍馬之光，竟可照塵，這不能不使人驚異。正因為驚異，才發出「何為者」（幹什麼的）的疑問，從而引出了「是內臣」的回答。內臣者，宦官也。讀者不禁要問：宦官不過是皇帝的家奴，憑什麼驕橫神氣一至於此？原來，宦官這種角色居然朱紱、紫綬，掌握了政權和軍權，自然驕奢。「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兩句，與「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前呼後應，互相補充。「走馬去如雲」，就具體寫出了驕與奢。這幾句中的「滿」、「照」、「皆」、「悉」、「如雲」等字，形象鮮明地表現出赴軍中宴的內臣不是一兩個，而是一大幫。
「軍中宴」的「軍」是指保衛皇帝的神策軍。此時，神策軍由宦官管領。宦官們更是飛揚跋扈，為所欲為。前八句詩，通過宦官們「夸赴軍中宴」的場面着重揭露其意氣之驕，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義。
緊接六句，通過內臣們軍中宴的場面主要寫他們的奢，但也寫了驕。寫奢的文字，與「鞍馬光照塵」一脈相承，而用筆各異。寫馬，只寫它油光水滑，其飼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寫內臣，則只寫食山珍、飽海味，其腦滿腸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兩句，又由奢寫到驕。「氣益振」遙應首句。赴宴之時，已然「意氣驕滿路」，如今食飽、酒酣，意氣自然益發驕橫，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內臣行樂圖，已具有暴露意義。然而詩人的目光並未局限於此。他又「悄焉動容，視通萬里」，筆鋒驟然一轉，當這些「大夫」「將軍」酒醉餚飽之時，江南正在發生「人食人」的慘象，從而把詩的思想意義提到新的高度。同樣遭遇旱災，而一樂一悲，卻判若天壤。
這首詩運用了對比的方法，把兩種截然相反的社會現象並列在一起，詩人不作任何說明，不發一句議論，而讓讀者通過鮮明的對比，得出應有的結論。這比直接發議論更能使人接受詩人所要闡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說服力。末二句直賦其事，寫出了江南大地上的一幕人間慘劇，使全詩頓起波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詩採用了寫書的風格，白描的寫法，真切地展示了社會的不公。文學作品應反映生活的真實，這首詩是當之無愧的。
詩詞正文
| “ |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
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 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或 一作：悉) 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 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 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3] > |
” |
| — <《輕肥》>，<古詩文網> | ||
譯文
驕縱飛揚的意氣充滿整條道路，鞍馬的光亮照得見細小的灰塵。
請問路人那些人是誰，路人回答說他們都是宦官，皇帝的內臣。
佩帶着表示大夫地位的紅色絲帶和象徵將軍身份的紫色絲帶。
誇耀着身份，即將到軍隊裡赴宴，數量眾多，場面盛大。
酒杯里滿盛的是美酒佳釀，桌盤上羅列的是各處的山珍海味。
有洞庭湖邊產的橘子作為水果，細切的魚膾味美鮮嫩。
他們在餚飽之後仍舊坦然自得，酒醉之後神氣益發驕橫。
然而這一年江南大旱，衢州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痛場景。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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