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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景堯，字熙臣，又字芝南，浙江昌國衛（今浙江省寧波市象山縣昌國）人。晚明官員。
景堯少有才名，號「浙東十四子」。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成進士，殿試名列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擢洗馬，掌司經局，曾奉使出封宗藩。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隨諭德趙秉忠典試南畿。後乞歸還鄉。癸卯丁外艱，甲辰丁內艱，庚戌服滿，升司經局兼左春坊左諭德，壬子典試南京應天省。癸丑（萬曆四十一年）告病歸里。癸亥起用未任，病故。崇祀象學鄉賢祠，建坊縣城東街上尊殿前。
曾參修萬曆《象山縣誌》十五卷，著有《邵大師詩文集》。
殿試
殿試是科舉考試中最高和最後一級，殿試題目一般由皇上親自欽定。1598年，萬曆皇帝朱翊鈞親自主持殿試，皇帝親自出的殿試題目是《問帝王之政與帝王之心》。這個題目非常明確，就是要求答卷人站在帝王的立場上，回答如何執政和用什麼樣的思想指導執政的問題。筆者有幸從《昌國衛邵氏宗譜》中看到邵景堯的殿試答卷。邵景堯在一天時間內（從清晨到傍晚），以驚人的才華答寫了這份試卷，他以犀利的文筆，簡潔的語言和獨特的見解論述了帝王與百姓、政策與法制、法制與德制的關係。他將皇帝君主與平民百姓置於平等地位，這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觀。以法制、德制及廉政以安民心，穩定社會的主張，顯示出其非凡的才智。通篇試卷文筆流暢、氣勢磅礴、觀點鮮明、主題集中、說理透徹、一氣呵成，是一份難得的治國平天下的好文章。茲錄邵景堯殿試卷全文於後，以饗讀者。
邵景堯殿試卷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廷，俯賜清問。慕唐虞考績之典，究文宣優劣之殊，以名實不淆為治道之先務，以明良相信為孚契之大端。真有不廢法而亦不專任法者願。臣甫辨志時，每思躡風雲之會，紓芹曝之忠，而今幸曹際聖明，正千載一時也，敢無辭以臣對。聞考課之法，昉自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考言而先之詢事是知人如堯，而不廢考課也。舜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敷奏，繼以明試。」三載終以三考，是知人如舜而不廢考課也。皋陶颺言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屢省而後語成，是知人如皋颺，而不廢考課也，夫唐虞之世，元首明，股肱良，自僚師師，群工濟濟，豈其疑心志而任耳目，乃鰓鰓焉拘此 令甲為哉？其精誠之意，貫徹於上下之交，如家人一體，原無貳之心。其考核之法，維繫於僚寀之間，與關石並垂，無復疏漏之失。交之愈親，防之愈密，其誠彌篤，其法彌詳，此唐虞之以有為而成其無為也。世之降也，主者厚繩人以法，而薄責已以誠。謂一黜一陟，惟吾操縱，欲天下無逃於法之外，而旋任旋疑，天下亦各相規避窺，以越軼於法之中正。以昔之考課者，誠與法合而為一，故天下不欲欺，亦不能欺。後之考課者，誠與法分為二，故天下陽應以文，而陰肆其偽。安見君子長者之道，不可以治化天下，而其實無妄之誠，徒蘊於中，而不達於外哉。漢文帝恂恂長厚，上有不盡之法，而有疏節闊目之政；下修不雕之朴，而有奉法循理之風。當時循良卓異之吏蒸蒸興起，可謂德讓君子矣。漢宣帝斤斤綜核，有程石察淵之明，而少恬愉在宥之致。恃洗垢索瘢之智，而寡安舒古默之規。神雀（爵）、五鳳之間，偽增受賞，安在過察之為得乎？急節非清廟之響，疾轡（非）千里之駕，督責非風厲之原，謂孝宣不如孝文，豈不有旨哉。
洪惟太祖高皇帝，辟乾坤於再造，揭日月於重光。當時相與共成光明正大之業者，惟此中外之彥，其殿最百官，三載九載，昭常期也；敷奏明試，昭公典也；固已遠溯唐虞，近陋文宣矣，然而推心置腹，披衷見誠，造膝密籌，不以為嫌，和顏降色，不以為屈。大誥三編，首重同游之盛；諸司職掌，獨嚴建官之條；豈尊卑回絕，而爵祿自擅者，第承勝國之習，立法宜周，旌賢能，推奸暴，雖詳於法，而實根於誠也。
列聖授守一道，遞加紹繹。至肅皇帝，益光兩（而）大之。煦育噢咻，恩深於雨露；信賞必罰，威厲於風霆；誠隨法運，猗歟休哉。垂範當年，功流萬祀矣。
陛下羹牆 列祖之鴻模，步武肅皇之懿軌，固宜吏習淳，士風正，民困蘇，達（疑為「撻」）伐張，冤滯仲虛，冒革舊章，親詔尊之如神明，行之如流水。乃列在下風者，多誕慢成習，曠官不漸，浮靡相尚。有如聖制所及者，詎誠不足恃，法不足維歟？夫撫按責監司，監司責守令，此課吏之法也。今此之耳目，寄於愛憎；彼之精神，熟於迎合，吏治安得不偷。故責在撫按、監司，不專在守令也。憲臣下郡邑，下博士弟子，此課士之法也。今進春華而抑秋實，右辭章而絀理解，士習安得不詭，故責在憲臣，郡邑不專在博士弟子也。尺一甫下，而催科愈煩，汪澤安能下注，則貪墨之懲戒宜嚴。兵戎已詰，而老弱未汰，則行伍安能充實，故選練之軍政宜肅。律例昭如日星， 而意為出入，則肺石之冤未雪，故枉之縱之風不可長也。民膏無輕毫釐，而巧為干設，則尾閭之泄可憫，故旁溢之竇所當塞也。此六者皆法也，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誠是也。誠者以真心實意與天下相凝結，而不疏於法，亦不苛於法者也。誠心以興吏治，而不以文治，撓循牧之權，則龔黃接踵。實心以風學宮，而不以文具靡青衿之習，則朴棫成風。（實）心以拯民困，而不以小惠妨公平之體， 則倒懸盡解。實心以飭武備，而不以功令，縛孟賁之手，則干城有托。實心以清無告之冤，而不以喜怒淆司寇之議，則囹圄不煩。實心以全不貪之寶，而不以寵絡罄省府之藏，則乾沒屏息。故蘊之於不可見，而達之於不可見者誠也，用法者不可不務尚也。昔孔子告君雲，九經本於一誠。朱熹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平生所學在此。是誠之一言，所為以大本而行大法者也。陛下以誠行法，吏治民安，豈不媲美唐虞，追縱 列祖，而何必較優劣於漢之文宣哉。然遇臣猶有獻焉。誠者法之源也，學者誠之要也。伏惟日御經筵，時勤顧問，公卿輔弼，不離於前，格言讜論，不輟於耳。人慾去而天理純，聖德配乾行之健，聖心符太虛之公，於以從容中道不難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修德罔覺。學至則誠存，誠存則考課之法不足言矣。天下幸甚，愚臣幸甚。草茅賤士，不識忌諱，干冒天威，臣不勝戰憟隕越之至。臣謹對。
殿試卷簡析
試卷首先認真總結歷史上帝王治國的經驗教訓。唐虞之世有《舜典》的治官之道，三載一考，三考九載，乃考其功績，以功績明暗而進退人材。故唐虞之世「元首明、股肱良，百僚師師，群工濟濟」。百姓們過的是「舜日堯天歡無極」的日子。但到後世，主事者「厚責人，薄責己」，一升一降，惟己操縱而已，故天下「陽應其文，陰肆其偽」。在西漢時期，曾有過一段「文景之治」，指是的漢文帝和漢宣帝統治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百姓安居樂業的局面。邵景堯很讚賞漢文帝，說他政策寬緩，簡化法度，在全國注重道德教育，千方百計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這就是治國思想暢通，治國辦法又不疏忽。一方面有國家的法律起着威脅作用，另一方面注重思想教育。上邊有精神，下邊辦實事，上下相互儆戒，不用經常地檢察，就能收到良好效果。當時「循良卓異之吏蒸蒸興起，可謂德讓君子矣」。後來的宣帝就有差距了，他雖然是個精明的皇帝，他的官員也稱職，百姓也安寧，但他對國家的事情只注重檢察，而不注重根本上治理。於是檢察不到的地方必然出漏洞，上上下下虛假的東西就多了，不該受賞而受賞的人逐漸多起來，百姓不服氣。
邵景堯非常佩服明太祖朱元璋，說他在政權草創初期就定謀略，建制度。天下大局奠定之後，又進一步立綱紀、陳法度，為後人留下了恢宏的治國章程，遠溯唐虞，近習文宣。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獎勵和懲罪政策。
為了對殿試卷的題目作進一步回答，邵景堯針對當時社會的現實，給皇帝提出六條治國安邦建議。
一、嚴格選拔和考核各級官員。皇上圖謀治國，必須設置和選拔好各級官吏，而且對這些官吏要有明確分工，讓他們按照職權各負其責，不允許任何人做超越職權的事。然後按照他們所做的事考核其政績，決不能放縱。現在大部官員，愛憎不分，迎合上憲，吏治焉有不壞。故誠心興吏治，不能光靠文件和口頭說事，要考核為主，象龔遂、黃霸那樣的好官會接踵而出。
二、培養教育官吏，抓好教育。教育者的任務是提高民眾的文化水平和規範道德水平，以維護和振興好的社會風氣。針對當時學風中存在的欺詐和虛偽行為，國家必須下決心培養和磨礪一批管教育的官吏，對他們寄於重託，放手讓他們工作，在全國形成認真讀書的風氣，則人才輩出。
三、加重對貪官污吏的懲罰。有的百姓窮困不堪，盜賊蜂起，但又投告無門，就是因為社會上還有貪官污吏，必須加重對貪官污吏的懲處，並罰他們傾家蕩產。要實心以拯民困，解民倒懸之苦。
四、加強軍隊建設，嚴格軍人的遴選條件。軍隊中那些世襲富家出身的紈絝子弟當軍官，不學無術，根本不會打仗。老弱殘兵未汰，空餉額大。故選練之軍政當嚴，行伍方能充實。要實心辦理武備，則干城有托。
五、國家律例照如日月，要誠心實心地執行。要讓全國官吏和百姓不但熟識法令，而且要自覺遵守，清除積冤，安定民心。積冤得不到伸張，抑鬱之氣得不到表白，社會就無法太平，因此要特別注意刑罰的準確性。獎勵清官，嚴懲昏官，百姓就不會有冤案了。
六、民脂民膏，不能隨便浪費。提倡節約，反對浪費國家財物。對那種虛報冒領，貪污浪費者，則要堅決治罪無赦。對財務收支有節制者，應該表揚他們富國裕民的忠心。
孔子云：九經本於一誠（九經：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只有誠心先立，實政繼舉。皇上以誠行法，吏治民安，豈不媲美唐虞，追上列祖，又何必比較優劣於漢文宣之治呢！
為邵榜眼叫屈
宋代的潘美，明代的袁崇煥等，民間傳說是奸臣，正史是好官。邵榜眼在民間傳說是一個反面人物，即奸臣，但在正史中是個正面人物，好官。
一屈，在封藩途中謀殺昌國衛指揮武勝。《武氏宗譜》載：武勝在永樂間隨俞士吉敕封南洋諸國於永樂七年（1409年）六月初一病死于歸國途中。邵景堯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榜眼及第。兩人相距兩百餘年，何來殺武之說。
二屈，關於東溪嶺「你平我不平」之說，純屬無稽之談。在當時社會條件根本不可能開劈東溪嶺或洞穿東溪嶺。
三屈，戲劇《明末遺恨》中有四奸臣，邵景堯其一，頭戴尖紗帽翼。《明末遺恨》說的是崇禎帝吊死煤山事。邵景堯死於崇禎登基前五年的天啟三年（1623年），崇禎吊死在崇禎十七年（1644），邵景堯何辜？
在諸多有損邵景堯的故事中，沒有一個說他是貪官的，正史上說他是好官。陳漢章《象山縣誌》說他是「耆年雅望，鄉人矜式」。
邵景堯為官十九年是清貧的。邵景堯在世時沒有蓋過高樓與亭園，他的故居尚在，與一般百姓住宅無異。
尊祖敬宗是文人的大事。邵景堯在世時連宗祠、家譜都未修建。《邵氏宗譜》修於他死後171年的乾隆五十九年，宗祠建於他死後280年的光緒二十九年。而邵景堯在世時因清廉而無能為力。
文如其人，從邵景堯的殿試卷及其詩文看，（《聞寧夏起變》、《吳侯惠政記》等）憂國憂民可見一斑。
萬曆三十一年，偕諭德趙秉忠典試南畿，以提拔孤貧為己任，有張煒者，少時孤母苦節撫養，貧而有才，這樣的人多有提拔。又如華亭張拱端兄弟及周延儒等履端軌端者，同時中舉，一時傳為美談。
為什麼在社會上對邵景堯諸多流言蜚語呢？其原因是當時政權之腐敗，昌國衛是海防要地，正副指揮及諸千戶等官皆世襲子弟，不學無術，橫行霸道，只會欺待百姓，不會打仗；兵多老弱，多吃空餉，以致城防失守，倭寇入城搶殺掠奪，皆因官兵巡防無方、貧財失戒所致。邵景堯看在眼，恨記心頭，多發責備之言，能不引起官兵記恨，邵有功名在身，官兵亦無可奈何，唯有造謠攻擊，邵在外做官，鄉人聽信謠言，故而流傳開來。然謠言無一是說邵景堯是貪官污吏，邵榜之清廉可見一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