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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魯 ：（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
| 鄒魯 | |
|---|---|
| 出生 | 1885年 |
| 國籍 | 中國 |
| 別名 | 鄒澄生 |
| 職業 | 政治家，革命黨人，大學校長 |
| 知名於 | 討袁護法、聯俄抗日、發動廣州新軍起義 、創辦《民報》、執掌中山大學 |
| 知名作品 | 《中國國民黨黨史》、《回顧錄》、《教育與和平》、《鄒魯文集》、《鄒魯文存》 |
鄒魯（1885—1954），原名鄒澄生，廣東省大埔縣人，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革命黨人，大學校長。
1908年，鄒魯與朱執信策劃廣州新軍起義。
1911年，武昌起義後，鄒魯與朱執信、陳炯明、胡漢民於廣州起義。
1914年，孫中山反袁，組織中華革命黨，創辦《民國雜誌》，鄒魯任民國雜誌之編輯進行反袁世凱鬥爭，並撰寫《袁世凱之對內政策》等文章。
1922年，陳炯明背叛孫中山，鄒魯等人任總統特派員，準備計劃討陳。
1923年，孫中山電胡漢民、鄒魯等五人暫行總統府職權，鄒魯出任財政廳長，其間被譽為理財總舵手。
1924年，鄒魯任國立廣東大學（現中山大學）首任校長。同年，鄒魯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央執委委員、青年部長、常委。
1925年11月，參與發起西山會議，後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被開除。
1927年，蔣介石進行清黨，鄒魯退出政壇、出遊歐美，撰寫《中國國民黨黨史》。
1929年，中國軍閥割據，鄒魯自日本歸國。
1930年，鄒魯回到廣州，張學良支持蔣介石，出兵入京調解軍閥間的矛論。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藉機拉攏鄒魯，反遭到鄒魯駁斥。
1946年，任監察委員。
1949年，參加廣州召開之非常會議，離開大陸，經香港到達台灣。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著《中國國民黨黨史》、《回顧錄》、《教育與和平》、《鄒魯文集》、《鄒魯文存》。
1954年在台灣病逝。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鄒魯
別 名： 鄒澄生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大埔老縣城
出生日期： 1885年
逝世日期： 1954年2月8日
主要成就： 討袁護法、聯俄抗日、發動廣州新軍起義 、創辦《民報》
代表作品： 《中國國民黨黨史》、《回顧錄》等
籍 貫 ：廣東大埔縣茶陽鎮長治仁厚村
字：海濱
重大事件 ：1926年1日被開除黨（國民黨）籍
人物簡介
鄒魯（1885—1954），原名澄生，後改為魯，字海濱，生於大埔老縣城（茶陽鎮）儒學裡（埔中左側）。鄒魯鈍於記誦，敏於悟解。幼讀私塾，19歲就讀韓山書院，又轉學廣東法政學堂，後留學日本。
光緒二十六年(1900)，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侵華之後，中國有被瓜分之險。時有康、梁主張維新，孫中山主張革命。鄒即認為惟有革命能救中國，於是，由吉隆坡華僑楊穆如介紹加入興中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在日本留學時轉入同盟會。此後，便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光緒三十四年，與朱執信等密謀在廣州起義。
宣統二年(1910)，與倪映典等密謀在汕頭發動新軍起義。宣統三年，在廣州會館參與策動新軍起義（即三月二十九日起義）。武昌起義時，鄒駐香港籌備軍械軍需接應廣東各江（東、西、北江）起義軍。聽說東江起義軍與清軍相持不下，即招募200人組成敢死隊趕往支援。廣東全省光復後，與姚雨平等組成廣東北伐軍（姚任司令，鄒任兵站總監），聯合江蘇、浙江等省起義軍擊潰清廷大軍，在金陵（南京）會合。民國元年(1912)任廣東省官錢局總辦，整頓財政，後辭職至北平任廣東都督駐北平代表。民國二年春，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夏，孫中山發動第一次討袁之役，他奉命協助廣東陳炯明起兵援應長江一線各省。次年7月東渡日本，與胡漢民等協助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民國4年孫中山發動第二次討袁之役，他回香港派羅侃亭等入汕頭起兵聲討。民國6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之役，他奉命任潮梅軍總司令，討伐莫擎宇。民國9年秋，孫中山命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回師討伐陸（榮廷）系叛軍，他奉命在東江組成義勇軍3萬餘，從側背進擊，復控制全省。於是，他被任命為兩廣鹽運使。民國10年6月，為孫中山獻策討平廣西陸榮廷部。民國11年冬，孫中山任他為大總統特派員，主持討伐叛變的陳炯明。次年1月15日克復廣州，時孫中山尚駐上海統籌全局，他受命與胡漢民、李烈鈞、許崇智、魏邦平全權代行大總統職權。孫中山返廣東後，他被任為省財政廳長。民國13年1月，國民黨改組，實行國共合作，他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青年部長。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危，他由廣東趕往北京簽證了遺囑。
民國14年11月12日，鄒與國民黨中央的一批執委在北平西山孫中山靈前舉行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全委會（史稱西山會議），通過解僱蘇聯顧問鮑羅廷，開除國民黨政府主席汪精衛及共產黨員李大釗、林祖涵、譚平山、於樹德、毛澤東的國民黨黨籍，取消政治委員會，樹起反共的旗號。民國16年4月及5月，蔣介石和武漢汪精衛合流，相繼清黨。5月，鄒任當時成立的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
民國20年(1931)「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土肥原到天津見鄒，企圖誘其驅逐控制平、津的張學良，更換東北首長。鄒指斥說：「我國稍有知識的，也決不願做傀儡出賣國家，何況我是個革命者？張學良是我國官吏，政府自有權任免，其行為、政治如何，都是我國內部的事，何必勞你異國過問？至於東北首長，更無需你擁護！」「九·一八」事變後，他常以苞桑之危為憂。民國20年冬，國民黨內部不團結，特別有西南政務委員會胡漢民等一批人主張抗日、反蔣、反共，因而在上海開和平會議，鄒為廣東代表之一。會後舉行國民黨第四屆一中全會，鄒被選任國民政府委員及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以調和西南與國民黨中央的見解。
民國24年(1935)春，土肥原遊說西南，見鄒時表示願借款及軍械以共同防俄防共，慫恿西南抗拒中央。鄒聲稱：「我反共最早而又最堅決不渝。如日本有誠意與中國合作防共防俄，應即還我東北，否則無合作可言。」土肥原無辭以對。不久，又居中斡旋，促使胡漢民與國民黨中央合作，又促使西南政務委員會執行部諸人出席國民黨中央五屆一中全會。會上，鄒被推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及國府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鄒任常務委員。民國35年，在國民黨把持下召開「國民大會」，以通過「憲法」。鄒在大會前夕以交情拉攏民社黨、青年黨，使蔣介石的意志得以實現。民國37年5月「行憲」後，鄒當選為監察院監察委員。 民國38年(1949)4月，人民解放軍攻陷南京，蔣介石聞鄒已走香港，便命人為其謀寓所於台北，鄒遂至台北。1950年，國民黨改選，鄒任中央評議委員。1953年春，鄒右手及兩足忽麻木不仁，至1954年2月8日七秩壽慶，以設宴酬酢過勞而腦溢血，13日戌時，卒於台北浦城街寓所，享年70，葬於天母山南面。
鄒一生於文化教育貢獻甚大。在韓山書院求學時，便與同鄉張煊以四塊鷹洋並得老師張竹士資助，創辦樂群中學（埔中前身）。在省城讀書時，又得老師丘逢甲（廣東教育總會長）贊助，以120塊光洋倡辦潮州師範。民國13年(1924)，受孫中山命任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國立廣東大學（中大前身，鄒奉命將高師、法政、農專合併而成）校長。民國21年冬，重任中山大學校長，使中大成為國內科系、設備最完備的學府，見重於國際。他在校內設廣東通志館，自兼館長，聘溫廷敬為志館主任兼總纂，編纂成一部《廣東通志》。其一生著作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中國國民黨史稿》、《漢族客福史》、《環遊廿九國記》、《舊遊新感》、《教育與和平》等。[1]
革命經歷
宣傳革命
1905年加入興中會尤烈主持的中和堂。同年得朋友資助，東遊日本，並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廣州後考入政法學堂，結識了朱執信老師及陳炯明等，參加了秘密革命活動。
1908年10月，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先後死去，反清浪潮不斷高漲。鄒魯與朱執信等人以為時機成熟，策劃廣州新軍起義。因事泄，鄒魯暫避香港，不久旋迴政法學堂就讀。畢業後，受聘於粵商自治會執教。1910年2月，赴汕頭髮動新軍配合廣州起義。因廣州新軍突遭清將李准部襲擊，鄒魯返廣州奔走營救，被清巡撫列為緝捕對象。因得丘逢甲副議長庇護，才倖免於難。次年孫中山派胡漢民、黃興等在香港設統籌部，準備發動廣州起義，鄒魯受命在廣州創辦《民報》，宣傳革命思想。他利用咨議局作掩護，在局內出版，分送到新軍及防營中。後因溫才生剌孚琦於諮議局前，該報作了報導和發表讚揚的評論而被查封。事後，當局要鄒魯以寫「悔過書」為條件，准其復刊，但他斷然拒絕。1911年l(月10日武昌起義後，鄒魯立即與朱執信、陳炯明、胡漢民等組緝廣東起義響應。鄒魯留香港籌備兵器、軍餉等軍需財物，支援各路義軍。11月陳炯明在惠州起義後與清軍秦炳直部相持，鄒魯聞訊力促西、北兩江民軍起義響應，並組織敢死隊兩百人馳援，擊潰清軍。一舉光復惠州、廣州，舉胡漢民為廣東都督，組織軍政府。
討袁護法
廣東穩定後，孫中山先生組織北伐軍，姚雨平為總司令，鄒魯隨軍北伐，為兵站總監，主管調撥陸海軍的武器裝備。在江浙、上海等地革命軍民配合下，北伐軍屢潰清軍，攻克南京。經十七個省的起義代表協議，成立中華民國，舉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
南北議和後，鄒魯便自請釋兵，返回廣州，被委任為廣東省官錢局總辦。為挽救金融危機，設錢莊，提高廣東幣值。翌年國會成立時，鄒魯當選為廣東代表之一。國會期間，袁世凱企圖以陳炯明取代胡漢民，製造分裂。又派人攜款四十萬元籠絡鄒魯。鄒魯拒絕接受，勸來人不要拿國家錢財用於個人爭權奪利。並在國會中提出宋教仁被殺案要用司法程序解決，「質問趙總理何以不依法赴質書」，起草「彈劾袁政府違法大借款案」等，被稱為「捋虎鬚」議員。為此，鄒魯險遭逮捕。宋教仁組織的國民黨出現分裂，孫中山先生於1914年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該黨成立時要求黨員對孫中山個人效忠），創辦《民國雜誌》，進行反袁鬥爭。鄒魯遵照孫中山指示，出任編輯，纂寫《袁世凱之對內政策》等文章，揭露袁氏破壞約法，出賣國家利益的事實。不久，在西南各省支持下，孫中山準備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派鄒魯北上策劃國會南遷。鄒魯得到眾議院吳景濂、王正廷正副議長支持，兩百多議員到廣州出席非常會議，建立了護法軍政府。在組織護法戰爭中，鄒魯任潮梅軍總司令，擊敗據東江之莫擎宇部。不久袁世凱稱帝，激起全國反袁高潮，袁氏於反對他的怒潮中暴斃。國會重開。鄒魯在國會中提出「查辦張勳案」、「十大質問書」，揭露段祺瑞政府失職、違法等情況。議會遭受暴徒襲擊，鄒魯等被毆傷。國會被迫解散。鄒魯返粵參加孫中山的第二次護法運動，動員援閩粵軍陳烱明回師廣州，鄒魯亦聯絡民軍配台，奪回廣東控制權，成立國民政府。鄒魯任兩廣鹽運使，掌管財源。
1922年，陳炯明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避難上海，召鄒魯為人總統特派員，負責策劃討陳。經各方聯絡，召開滇粵桂三方「白馬」會議，以大總統名義委任楊希閔為滇軍總司令、劉震寰為桂軍總司令，舉兵討陳，克廣州。1923年初，孫中山電委胡漢民、鄒魯等五人全權暫代行大總統職權。後迎孫中山返廣州，重建大總統府。鄒魯任財政廳長，被譽為「理財經綸手」1924 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鄒魯當選為中央執委委員、青年部長，後為常委。
開除黨籍
國民黨「一大」後實行國共合作。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聘請一些蘇聯顧問、共產黨人擔任了一些部長、秘書等要職。但在教育經費等問題上，鄒魯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受到嚴重警告處分。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鄒魯以中國國民黨中央三個常委之一的身份，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通過「取消共產(黨)派在本黨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僱案」等決議案，設立中央黨部與廣州的中央黨部對立。1926年1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永遠開除鄒魯等的黨籍。
國事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矚！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孫文三月十一日補簽
筆記者汪精衛
孫中山家事遺囑,簽明處也有鄒魯大名,全文如下：「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恢復黨籍
1927年4月，蔣介石開始清黨運動，7月，汪精衛亦公開反共，承認西山會議派人員的黨籍，達成三派的聯合，組成國民黨特別委員會。由於意見分歧，鄒魯為避「黨閥」之嫌，決定離開政壇，隨即出遊歐美各國，撰寫《中國國民黨黨史》。
聯俄抗日
1929年，濟南慘案、中東路事件相繼發生，鄒魯從日本回國，沿途經朝鮮見受日軍蹂躪後的亡國悲慘情景。回國後，見蔣、馮、閻為爭奪地盤逐鹿中原，強敵當前置國家安危而不顧，鄒魯勸告張學良要「中立守土，以防日人擴張」。後赴太原遊說馮玉祥、閻錫山「化干戈為玉帛」，提出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解決蔣介石獨裁問題。1930年8月，會議於北京召開期間，張學良支持蔣介石，以調解蔣、馮、閻之矛盾為藉口，出兵進駐北京。西南軍界主張動武解決。鄒魯回廣州，日本土肥原乘隙拉攏鄒魯，表示日本願與西南軍界合作，贊成武力消滅張學良，西南軍界主持東北三省。鄒魯面質土肥原說：「張學良是中國官吏，政府自有權任免，其行為如何，政治如何，都是中國內部的事，何勞貴國過問？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國土淪喪，全國各界掀起抗日高潮，西南各省軍政要員提出抗日反蔣。蔣介石軟禁胡漢民。鄒魯回廣州宣傳抗日反蔣。他認為蔣介石「懷抱獨裁之野心，曲解訓政之真義，蔑視輿論，遏抑民權，以摧鋤異己為得計，以窮兵黷武為能事」，與馮、閻聯合，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鄒魯當選為國民黨中央黨部委員和國府委員。10月，蔣介石逼於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壓力，辭去軍政各職，並派員南下廣州談判。鄒魯以為「蔣介石光明磊落」，勸說西南軍政界要員「團結禦侮，共赴國難」，並出席了上海和平會議和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當選為國民政府委員、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和黨部常委。次年，接任中山大學校長。1935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委和國府委員。
由於國土不斷淪陷，西南軍界當局利用全國抗日運動高漲情緒，公開與蔣介石抗衡。土肥原再次來廣州會見鄒魯，表示願與中國共同防俄防共，但南京無誠意；故願與西南方面合作，提供借款和軍械。鄒魯對土肥原說：「如日本有誠意，則不應掠我東北。」土肥原未達目的，又派松井向鄒魯解釋：東北事件是南京不與日本交涉，卻聯俄制日，所以有東北之擧。鄒魯力質松井，說明中國若聯俄，日本不敢即來侵犯。中俄戰爭後，日本才來侵犯的。鄒魯出席世界大學會議時，留下一信給西南當局，說：「國難當前，應捐成見，服從中央決定，增強禦侮力量。若假抗日之名，陰作顛覆中央之計，內戰既開，兵連禍結，轉為日人所乘，坐收漁人之利。」 許崇智、葉楚傖趕至香港見鄒魯，鄒魯向他們提出：「全國各黨各派值此國難當前，應放棄一切成見」；「消滅內戰，以全力抗日」；「要喚起民眾，使學、農、工、商、兵一致團結」，「凡助我抗日者皆認為朋友」的主張。南京淪陷後，鄒魯進一步向蔣介石提出「派員赴俄聯絡，器用抗戰將領」的意見。
移居台北
1946年，他當選為監察院委員，1949年7月，參加廣州召開的「非常會議」，離會去香港，移居台北，後任中央評議委員。
教育成就
執教樂群
他感到科舉制度及教學方式誤國誤民，遂起辦新學之念，回埔聯絡張龍雲等人創辦了樂群中學，並親自執教。
擔任校長
1923 年底，孫中山計劃將廣東高師、政法大學、廣東農業專科學校合併成立廣東大學，委任鄒魯為高師校長、廣東大學籌委主任。
鄒魯任中大校長之後，全力進行整頓。他認為教育是救國的基礎，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主要是學校發達，科學進步。1923年冬，他任廣東大學籌委主任、校長，時為戎馬倥傯，難得兼顧。如今能按其志管理大學，以求「樹一最高學府」。
首先，他將中大學生抗日救亡活動統一在學校領導之下，禁止員生在上課時間開會，並建立特別黨部嚴加控制學生的聚會，恢復教學秩序。同時，為提高師資力量，派員赴北京等地聘請名教授，使中大集中了一批優秀教授，成立各學科研究所、研究會，創辦學術刊物，為發展學術研究提供較好的條件。1937年，設立研究院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擧辦了第一屆碩士生學位考試，授予各科畢業的研究生以碩士學位，獎勵優秀學生出國留學。
建設石牌中山大學新校舍，按實際情況調整院系，將原來五個學院擴大為理、工、醫、農、法、文、教育等七個學院。接管兩廣土壤調查所、廣東通志館，組織師生調查土壤、編寫廣東通志。制定和實施六年三期的建校規劃，於廣州市郊五山置地四萬畝，以實現孫中山的遺願。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國內戰事頻繁，教育部長朱家鞾又對鄒魯不滿，常常拖欠教育經費。鄒魯面對困難，毅然實施龐大建校規劃。他請中央撥款，又向西南政務委員會要錢，向國內外同胞、僑胞廣泛發動募捐。為使工程如期進行，鄒魯四處奔波，絞盡腦汁，「除了沒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頭外，可說一切都做到了」，他「形神俱瘁，苦辱交加」，始「獲在粵諸董事及財政部長之助」，終於如願以償，為中大建設作出不可磨減的卓越貢獻。
重大貢獻
初期建校工程完成孫中山銅像，農學館，化學、電氣、機械、土木工程等教學樓，師生宿舍；中期建農林化學館，天文、物理、生物、地理、化學等實驗教室及文學院、法學院、養蠶室、調桑室、園藝溫室等。增辦護土學校、助產學校和醫學院附屬第一、第二醫院，附中、附小等。還在潮汕、湛江等地創辦農場、桑場。為學院實習、科研提供了配套場所。1938年各項工程基本完成後，鄒魯作詩自慰：「藍縷簞路啟山林，寸寸山村盡化金；樹木樹人兼樹谷，規模遠托百年心。」至1940年6月，鄒魯辭呈被批准，離開中大。他任中山大學校長十多年內，培養畢業生近五千人，學子散於世界各地。1936年，鄒魯曾應邀出席德國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周年紀念會，獲法學博士。意大利羅馬大學校長、香港大學副校長曾先後訪問中大，甚讀中大之成就，提出並達成交換教授、留學生的協議。埃及亞力山大大學增中大免費留學生名額。中山大學進入世界著名大學的行列。
教育觀點
鄒魯曾向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教育改革計劃，主要內容：國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小學國家辦，中學由地方和生產部門分類辦，大學由中央或部門辦；實行教學與社會生產相結合，由消費型向生產型轉化；改革教材，將智育與德育結合起來，等等。
瓜菜滿園
鄒魯辭去中大校長後，以「圖書滿架，瓜菜滿園」為樂。
人物故居
鄒魯的祖居---敬愛堂位於廣東省大埔縣茶陽鎮長治仁厚村，敬愛堂建於清代。坐西向東，背靠蜈蚣山，面向仁厚村。正門前方 20 米豎有 5 支石華表，為清道光年間和民國年間所豎，這些石華表記載着鄒氏祖先光輝的歷史功績。敬愛堂一正四橫，為土木結構。正屋有房間 18 個，兩旁橫屋共有房間 24 個，建築面積 1352 平方米，占地面積 1584 平方米。
鄒魯祖居有三奇，一是在季節的更換里，每年都有幾天初升的太陽直射正廳中央，形成「蜈蚣吐珠」的圖案。二是屋後花台坎邊有鬱鬱蔥蔥的風景林，但數百年來竟沒有一片葉子落到屋頂的瓦面上。三是每當深夜，從祖居上空遠望有一道非常亮的白色光環。正是這三奇使整個建築披上神秘面紗，吸引許多專家學者前去探秘。
鄒魯與中山大學
鄒魯是中山大學（前身為廣東大學）的創辦者，也是第一任校長。2004年中山大學80周年校慶時，校方在圖書館五樓設立鄒魯校長紀念室，並立銅像以資紀念。鄒魯子女鄒永和鄒方向中大捐贈了鄒魯的部分遺物，包括書畫作品、照片、來往信札，和鄒魯手書《國立中山大學新校舍記》、《國立中山大學新校舍後記》碑帖原拓本2冊。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見證了鄒魯先生「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創辦中山大學的艱辛歷程。
書法著述
中山圖書館收藏鄒魯寫給清華的楷書詩：「虞叔祠前柏郁蒼，槎牙枝幹傲風霜。剪桐盛事隨周逝，留得濃陰蔭古唐。」結字妍正，平和靜謐，疏瘦雋逸，秀美見長。憨齋收藏其寫給廣東大學的行書對聯：「稱心詩帶風雲氣，信手文成金石聲。」用筆自如流暢，有剛柔相濟的圓潤之趣，結體平正而顧盼有情，書風清俊而意態萬千。
著《中國國民黨黨史》、《回顧錄》、《教育與和平》、《鄒魯文集》、《鄒魯文存》等。
人物軼事
鄒魯，大埔縣茶陽鎮長治仁厚村人，幼名澄生，字海濱，別號澄廬主人，日後以「天資魯鈍」、祈求學業精進而更名為「魯」。鄒魯是中國國民黨元老、辛亥革命功臣、民國時期的傑出教育家，先後創辦過大埔縣樂群中學(大埔中學前身)、潮嘉師範學堂及中山大學，並兩任中大校長，時人稱之「詩書畫三絕」。
「自有非常奇骨格，愈經霜雪愈精神」
滾滾汀江水，蔥蔥天印山。大埔縣舊縣城茶陽古鎮屹立其間，鄒魯也是誕生、成長於此地。其父自幼即為獨子、孤兒，由祖母扶養而至自食其力，雖在城內經營一家裁縫店，但是入不敷出，度日如年。待鄒魯降臨人世，依然僅有破屋兩間，沒有兄弟姐妹（其兄因病早夭），一家三口，家境拮据，含辛茹苦，相依為命。父親總以備嘗「橄欖」、「舂杵」餐的往事啟發、激勵他（前者指每日僅吃一頓午飯，如同中間大、兩端小的「橄欖」；後者稱每天進食早晚兩餐，恰似兩端大、中間小的「舂杵」），經常說：「我年青時沒有好好讀書，所以一生辛苦。不管怎樣，總要使到阿澄讀好書，才能不斷上進。」自從鄒魯母親去世，生活更加艱難。他曾想暫時輟學，幫扶家計，父親堅決勸阻，說：「你的職責就是讀書！每日做工所得不過是一百幾十文錢而已，我不能因貪小利而耽誤你的前程。」
其母也很重視督促、培養其刻苦學習精神。譬如，空閒之際，從不帶他到人多的地方看熱鬧，而是領其前往住宅隔壁孔廟玩耍。平日，那裡人跡罕見，她便娓娓訴說自己所知的聖賢豪傑故事，告誡兒子應當志存高遠，敦品勤學。某次，鄰居小孩弄壞他的一件心愛玩具，索賠未果，哭求母親替其討回公道。母親將其緊抱入懷，邊哭邊喊：「阿澄，你真讓我傷心！我盼望你做的聖賢豪傑是這樣嗎？你要聽我的話，努力讀書，立志成才，千萬不要計較這些小事。」8歲入塾之後，母親每當知其功課不錯即高興異常，否則愁容滿面。據傳其母撒手西歸的彌留之際，曾經屢次目視某處，欲言又止。日後，他才發現那裡的眼鏡袋中珍藏其母辛苦積攢的兩角錢，禁不住淚如泉湧，悲慟欲絕。
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客家地區的「崇文重教」濃郁風氣、父母持之以恆的言傳身教、自身求學之途的坎坷艱辛……深刻地薰陶和塑造其幼小心靈和日後的理想抱負，誠如其早年詩云:「自有非常奇骨格，愈經霜雪愈精神。」他還由此而感悟到世間諸多不平等之事造成，「完全是由於有沒有受過好教育的原因。基於這個自我的警覺，我的讀書欲望就更加強了。」進而認識到：「他國強盛的主要原因就是學堂發達，因為學堂越發達，科學愈進步，結果船堅炮利，屢次迫使我國屈辱……必須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應該積極辦學堂，追上他國，才可以雪我國恥辱，使我國強盛。」
「樹木樹人兼樹谷，規模遠托百年心」
1904年，鄒魯先是考進潮州韓山書院深造，不久，返鄉轉入初創「新式學堂」，然而很快感到大失所望——學生年齡由16歲到30歲不等，課程則除算學、英文外，一切均照舊館的背書、默寫、習字等教學模式，因而經常流露不滿情緒或言論。老師察覺，惱怒呵斥他道：「你總說學校不好，若有本事，就去開辦一個好的給我看!」他便與張龍雲、張際雲、張煊、饒熙、彭蔭薌等學友商議自辦學堂，獲得某同學哥哥的四塊錢捐助，租賃城內「張氏孝友堂」作為校舍，另邀私塾老師和親友幫忙，創辦「樂群中學」，並附設三間小學（其一為「義學」），招收兩屆學生百餘人。翌年，募得南洋善款，改購小湖口民田為校址，興建課室八間，宿舍多座。歷經幾度浮沉，卒以各界襄助，規模漸現宏敞，躍居粵東翹楚。此後，「便有許多學生回到各鄉辦學，因此接連產生二十幾個小學。」
此舉既是開啟粵東北山區民辦教育之先河，又是他畢生極其重視興教辦學的牛刀小試。他本人亦從一名普通學生變身為中小學教師，兼任多間學校、多個年級、多門課程的教職，例如，對張煊創辦的「樂育小學」，鄒魯撰文回憶：「（該校）共有學生數十人，年齡參差不齊，從六七歲到十六七歲的都有，不得不勉強分成兩級。當時的課程並沒有什麼標準，大都由教員依照自己能夠教授而訂定。我也不是例外，於是規定國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體操等功課，除了初級國文和習字由校中另外一位老先生擔任外，其餘都是由我教授。那時，又沒有現成課本，不得不自己編纂。」「餘十九歲在大埔原邑創辦樂群中學，教育思想欲師從歐美者，只不過以吾國科學不及人，以至為人挫敗，思圖富強而已。」「這是我辦學的初試，回想起來，成功竟是意外的。」
三年後，他又邀約五位同窗前往廣州，本欲報考師範學校，可是「學堂初興，師才不足」，乃至無門可進。他在《回顧錄》中寫道：「說來也許可笑，我是一個小縣裡生長的人，廣州是一個初游的省城，人地生疏，毫無憑藉，竟倡議辦師範學堂，談何容易！但是我絕不氣餒，本着滿腔的熱情和勇氣，認定了我的目標，到處奔走宣傳，請求人家幫忙。更拿我從家裡所帶來的錢，作為開辦經費。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偌大一座廣州城裡居然出現一個潮嘉師範學堂。」「四塊錢辦成了樂群中學，一百多塊錢創立潮嘉師範學堂，我真覺得世上並無難事。」從此，他與振興教育事業、實現強國之夢結下不解之緣，並且賦詩自勉：「藍縷篳路啟山林，寸寸山村盡化金。樹木樹人兼樹谷，規模遠托百年心。」
「白雲側擁珠江繞，遠避塵囂合校基」
民國初年，鄒魯積極主張：「國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小學由國家辦，中學由地方和生產部門分類辦，大學由中央或部門辦；實行教學與社會生產相結合，由消費型向生產型轉化；改革教材，將智育與德育結合起來。」他的教育思想深受孫中山的賞識，認為：「你辦教育是很有經驗的，現在廣東的教育瀕於破產，還是你出來擔任改進吧。」1924年春季，包括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在內的三所大學奉命組成國立廣東大學（日後更名中山大學），委派其為籌備主任和首任校長。他精心設計「校長與教授共同治理」的辦學模式，吸引著名教授一時雲集；成立各類學科研究所或研究會，創辦學術刊物，獎勵優秀學生出國留學等等，迅速推動該校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2]
迨至翌年底，他因故而被免職。自1932年2月起而至1940年6月，他再次榮膺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據其後人講述，那是鄒家最幸福、最興旺的時期，「父親也最喜歡這個職務」。其間，他努力建樹的豐功偉績尤為令人欽敬。中山大學舊址原在市內文明路，面積相當狹仄，設施比較簡陋，嚴重影響發展壯大。他經過深思熟慮，提出必須按照世界一流的標準辦學，領銜制訂和實施「六年三期」宏偉規劃：在當年荊棘叢生的荒郊野嶺、即今華南農大和華南理工範圍內置地四萬畝（包括林場），籌建新校區，亦曾賦詩謳歌：「為策藏修擇地宜，石牌山水最稱奇。白雲側擁珠江繞，遠避塵囂合校基。」創校工程堪稱史無前例，經費預算數額巨大，政府財力支持有限，中途遭遇日寇侵華，艱難困苦可想而知。他始終迎難而上，不屈不撓，絞盡腦汁，四處奔波，不僅多次呈請政府劃撥款項，而且深入發動本校學生及國內外民眾、僑胞們慷慨解囊相助。倘若用他的話來說，則是「形神俱瘁，苦辱交加」，「除了沒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頭外，可說一切都做到了。」
歷經六年不懈奮鬥，三期工程依約告竣，校園面貌煥然一新：舉凡文、法、理、工、農、醫、師範等學院應有的現代學科體系，幾乎無一缺漏；同時設立研究院，由其兼任首任院長，促使該校躋身於清華、北大的全國三所研究型大學之一。他還親自手書、勒石中山大學奠基紀念牌坊，創作校歌歌詞，倡議大學要成為「國之文化所藉以為轉移者也」，「研究學問必須應用到社會發展上面」，十分注重教育、引導學生「內外兼修」及其人格品質之養成；提出「學校生產化」的創造性理念，且付諸實施：新校園內，除了各幢建築物林立，其餘空地皆開墾為農林場或花果園，陸續設立直接服務社會的科研機構。他在兩任中山大學校長期間，該校培養的畢業生將近五千人，英才俊彥遍布世界各地，逐漸步入知名大學行列，他亦榮獲德國海德堡大學的「名譽法學博士」稱號。
他雖然身心交瘁而主動請辭，但是仍以「圖書滿架，瓜菜滿園」為樂；1954年病逝於台灣，享年七十歲，主要遺著有：《鄒魯文集》、《鄒魯文存》、《中國國民黨黨史》、《回顧錄》、《澄廬詩文集》和《十九國遊記》等。他畢生熱衷於從事政治活動，既有功勞，又有過失，最終發現：最成功的事業居然是執掌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