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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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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 | |
| 出生 |
1889年 倫敦 |
| 逝世 | 1975年 |
| 國籍 | 英國 |
| 職業 | 歷史學家、哲學家 |
人物生平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出生在倫敦一個歷史學世家，其父哈里‧湯因比（Harry Toynbee）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熱心的社會工作者；其母莎拉‧馬歇爾（Sarah Marshall）是英國早期獲得大學學位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伯父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專門研究經濟發展史。這位伯父也叫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湯因比的名字正是為了紀念他這位早逝的伯父而起的。在這樣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湯因比從小就熱愛歷史，並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讀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這些都為他在歷史學上取得豐碩成果，並成為一代歷史學巨匠奠定了基礎。
湯因比曾在牛津大學[1]貝利奧爾學院攻讀古典文學，1911年獲學位。後短期在雅典的英國學院求學，此一經歷促成他關於文明衰落的哲學萌芽。
1912年他成為貝利奧爾學院上古史教師及研究員，1915年為英國外交部情報司工作。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會議後，在倫敦大學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臘研究教授。
他於1921年～1922年希土戰爭期間任《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記者，後將此經歷寫成《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於1922年發表。1925年他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國際史研究教授，並任倫敦皇家國際事務學會的研究部主任。湯因比曾分別於1929年至1967年兩度來華訪問，對中國文化有極高的評價。
美國新聞周刊評論說：「他已成為一位世界通哲，而與愛因斯坦[2]、史懷哲與羅素並列。」
湯因比對歷史有其獨到的眼光。他的12冊巨著《歷史研究》講述了世界26個主要民族文明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湯因比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學家。他經常從哲學的視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會歷史的諸多重大問題，有着豐富而深刻的哲學思想尤其是歷史哲學思想，被視為現代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一位主要代表。
哲學思想
湯因比堅決反對歷史學界盛行的根據國別研究歷史的做法。他認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應該是比國家更大的文明。應該把歷史現象放到更大的範圍內加以比較和考察，這種更大的範圍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時間和空間聯繫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時包括幾個同樣類型的國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其中文化構成一個文明社會的精髓。通過概括希臘、中國和猶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徵，湯因比提出了一個他認為的適用於大多數文明及其演變的模式。他認為，人類各文明的存在和發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規律。猶如一個有機體，每個文明都會經歷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四個階段。不過，文明的這種周期性變化並不表示文明是是停滯不前的。在舊文明中生成起來的新生文明會比舊文明有所進步。文明興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戰和應戰。一個文明，如果能夠成功地應對挑戰，那麼它就會誕生和成長起來；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應對挑戰，那麼它就會走向衰落和解體。
湯因比認為，各個文明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恰恰是相互接觸的。文明的相互接觸包括同時代文明在空間中的接觸和不同時代文明在時間中的接觸。在湯因比看來，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歷史學家們去研究歷史，這是促使歷史學家們發現和解釋的動力。歷史不是一連串的事實，歷史著述也不是對這些事實的敘述。歷史學家必須不斷地通過分類，判斷什麼是真實的、有意義的。而且，在研究事實時必須抓住要點，並加以比較。和對歷史的決定論的解釋不同，湯因比相信，人類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自由地選擇，可以學會如何做出選擇。只要學會同超越人類的現實達成和諧關係，人類的這種選擇就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實可行的。
湯因比十分看重中國在歷史上和未來的作用，對中國充滿了期待。他不僅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大加讚賞，而且很盼望並認為中國一定能夠在未來對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統一做出主要貢獻。湯因比很欣賞中國長久保持國家統一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儘管歷經兩千年的改朝換代，但直到現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統一。他認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大一統的局面。
在湯因比看來，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當然，值得強調的是，湯因比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主要是指中國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領人類走出迷誤和苦難，走向和平安定的康莊大道。他認為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將是人類未來最美好和永恆的新文化。像湯因比這麼期待中國對世界的和平、統一和發展發揮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問湯因比希望出生在哪個國家，湯因比說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紀佛教已經傳入的中國新疆。湯因比對中國的感情由此可見一斑。
代表性著作
湯因比有六部代表性著作，分別是《歷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經受着考驗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類必須抉擇》、《湯因比論湯因比》。這其中，可以把兩部最主要的代表作：《歷史研究》和《人類與大地母親》看作一個單元。前者為歷史哲學思想，後者則偏重於歷史敘述。當然，二者都是把整個人類社會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的。並且，他們還相互印證。《歷史研究》中的歷史哲學思想以《人類和大地母親》中所描述的歷史事實為事實依據，從這些歷史事實中概括得出；《人類與大地母親》中所描述的史實則以《歷史研究》中的歷史哲學思想為理論依據描述人類歷史。《經受着考驗的文明》、《世界和西方》和《人類必須抉擇》為一單元。這三部著作集中展現了湯因比對人類現當代文明的思考、憂慮和對人類未來的謀劃與憧憬。《湯因比論湯因比》為一單元。這部以對話錄集成的著作是湯因比在生命末年對自己一生學術思想的自我總結和介紹，對於理解他的歷史哲學思想很有助益。
湯因比著述雖豐，但究以他12巨冊的《歷史研究》最為輝煌。湯因比治史，一反國家至上的觀念，主張文明才是歷史的單位；他把世界歷史畫分為21種文明，並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現象，來解釋文明的興衰與死亡。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湯因比認為必將導致國家主義、窮兵黷武以及獨裁政治的災禍。人類因為道德的沒落，終將自食惡果。然而，他也相信維護人類和平相處的「世界政府」與「世界宗教」，最後也將會在人類的覺悟中誕生。由於對歷史的了解，湯因比對人類的命運與前途，寄予無限關切。
1922年湯恩比開始構思其《歷史研究》，系因目睹保加利亞農夫所戴的狐皮便帽像希羅多德筆下的薛西斯軍隊戴的帽子而獲得靈感。這件事透露了賦予他作品特殊氣質的種種特點，即他對歷史廣大連續性的領會和對歷史型態的見解、他淵博的學識和敏銳的觀察力等等。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里檢視人類的歷史過程中26種文明的興衰而作了這樣的結論：人們在少數有創造力的精英領袖領導下成功地回應挑戰，文明從而興起。文明在領導階層停止創造性回應時衰微，然後因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過失及少數專制的暴政而淪亡。湯因比與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看法不同，前者並不認為文明的死亡無法避免，端賴其能不能對接連的挑戰持續產生回應而定。他也不像馬克思視經濟力量決定歷史，而認為歷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
湯因比在着手撰寫《歷史研究》的同時完成了許多小部著作，並擔任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外事研究部主任（1939年～1943年）和外交部研究司司長（1943年～1946年）； 他也保留倫敦經濟學院的教職直至1956年退休為止。湯因比著述頗豐，在50及60年代繼續完成有關世界宗教、西方文明、古典歷史與世界遊記等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將強調重點從文明轉到高等宗教作為歷史主角的首要性上。其他的著作有：《經受着考驗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1948年）、《從東到西：環遊世界記》（East to West:A Journey Round the World，1958年）及《希臘精神：文明史》（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195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