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四卷4.2從廢墟到廢墟》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從廢墟到廢墟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借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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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肅的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這是自己文化考察的重要一站。其實到甘肅之前，我去過的地方已經很多，但直到那裡，我才決定邊走邊寫。
甘肅的省會是蘭州，我在那裡來來去去也都以蘭州為據點。
開始接待我的是甘肅聯合大學。這所大學很奇特，本身沒多少教師，下狠心向全國請，儘量請各個專業最著名的，每請來一個，全校都聽他的課。結果，費用比養着一大批教師便宜得多，而排出來的授課者名單卻比任何一所國內名校都強。我的任務是連講半個月，天天陪着我的是忠厚樸實的范克峻先生，高大黝黑，戴副眼鏡，像一位鄉間秀才。
按照甘肅聯合大學的慣例，把我安排在金城飯店居住。這家飯店當時在蘭州算是「涉外飯店」，范克峻先生跨進去腳步都有點怯生生的。我因范先生的腳步，覺得自己不應該住在裡邊，便通過我們學院在甘肅話劇團工作的幾個畢業生，在他們劇團的一個小招待所里住下了。
范克峻先生一看這個小招待所，堅決反對。因為那其實是小劇場後台對面的幾間陋房，廁所很遠，不供應伙食，隔壁講話都能聽到。但是我很滿意它的價錢，租一間，每天九角，還可打折成七角，多住一陣都無妨。
我住下後，經常要離開蘭州到甘肅的其他地方去。甘肅大，有些地方還挺遠，來去要好幾天，范克峻先生就會幫我把招待所的那間小房子暫時退掉，省下幾元錢。
那夜從劉家峽、炳靈寺回到蘭州，仍然住進那間小房子，發覺周圍有點熱鬧。一看，小劇場那天正在演一台以秦始皇兵馬俑為題材的舞劇，這兒是後台出口，整個院子全是黑衣武士，密密麻麻。天上有淡淡的月牙，院子裡有一盞昏暗的路燈，後台半開的木門裡映出一些斜光，這些黑衣武士都在隱隱約約間搖擺着、穿行着、舞動着，卻毫無聲響。我知道他們是在候場，但這情景一下子把我帶進了時間深處。
「余教授，您終於回來了!」聽到這聲音我回過頭來，看見隔壁房間的門開了，一位我不認識的先生在招呼我，他後面還站着兩位先生。經他自我介紹，才知道，他們是陝西省寶雞市話劇團的，他是導演，特地到蘭州來觀摩這台舞劇。他們和那台舞劇的導演、編劇、主要演員都聽說我住在這裡，一直等着我，想讓我對演出提出批評，可惜今天是最後一場了。當時，國內戲劇界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都還把我看作是他們的同行。
我對這位先生說：「戲已演了一半，再進去看就沒意思了。」他點頭，然後與我倚門聊了幾句。聊得投機，我就告訴他：「其實我的興趣已經轉移，不大看戲了。」
「轉移到哪裡?」他問。
「就這樣到邊遠地區考察文化，整體大文化。」我說。
「這會把您這位大教授累垮了。」他邊說邊嘹了一眼我小房間裡的簡薄鋪位。我剛才進門時把沾在鞋邊的大量泥沙跺在房裡的磚地上了，一眼看去十分骯髒。我的旅行袋很小，也全是泥漬，此刻正軟軟地癱在牆角。
「我這一生歷盡磨難，不怕苦。」我說。
「考察結果還寫書?」他問。
「可能吧。」我含糊地說。
「那我們是看不到了，看到了也看不懂。」他說。
「不會。」我回答得不清不爽。
他看我有點疲倦，讓我早點休息，我也就關門進屋了。
門邊有一個小窗，可以看到候場的古代武士還在月光下晃動。我看着他們，似被什麼吸住，一會兒覺得他們是虛幻的，一會兒又覺得自己是虛幻的。他們讓我站得很高，他們又讓我變得很小，我當然知道，這不是演員的力量。一樣的月光，一樣的地點，一樣的身高，一樣的容貌，不是在前台而是在後台讓我認祖，又讓我疏離。這是歷史的後台，我漂泊旅舍的窗口，卻讓我躲閃，讓我諦聽，讓我發呆。
2
這些天我已領略了太多的沙漠和廢墟，太多的寺廟和洞窟，都是一樣，讓我躲閃，讓我諦聽，讓我發呆。
我讀過很多解釋它們的規範文本，但一走到它們眼前就覺得全然不對。寫得並不錯，但沒有把最重要的東西寫出來。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好像只能感覺，無法概括。一經概括，感受立即受損，而且往往損及靈魂。
憑我對接受美學的研究，我知道，可靠的出路在於使自己感覺與眾多他人建立起一個「反饋流程」。今天的「眾多他人」是一個經歷巨大災難後重新甦醒的民族，我的父母之邦。災難使我們感到巨大的屈辱，災難結束後的開放使我們獲得了對比坐標，更加沉重。
因此，我覺得，應該在考察途中說點什麼，與同胞們建立起一個「反饋流程」。
小房間的床頭有一張破舊的小桌子，我彎腰從牆角的旅行袋裡取出幾張稿紙，放在桌上，拿起鋼筆，用左手支頭想了一會兒，然後在稿紙上面端正地寫了四個字：文化苦旅。
歷來我的許多興奮，由筆尖而生。寫下這四個字後，好像挖開了一道小渠，一系列構思就源源不斷地湧出來了。我在稿紙上勾勾畫畫，定下一條條寫作方針。當我瞌睡上床，已聽到雞鳴。第二天近午醒來一看，幾張稿紙上塗畫得亂七八糟，最後勾畫出來的其實只剩下十六個字，那就是：遠祖廢墟，當代愁慮;一己筆觸，世間話語。
這十六字，兩個對子，背後包含的內容不少，多數帶有挑戰性質，因此記憶深刻。我故意讓它們與「文化苦旅」同韻，便於記憶，其實它們後來一直指導着整本書的寫作，因此不會忘記。
我需要把兩個對子背後的挑戰性內容交代一下。
關於「遠祖廢墟」和「當代愁慮」??
「文革」之後的文化焦點，主要在二十世紀的是非得失間徘徊。
對此我一直抱有歧見。我覺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是非，很難梳理得清。在兵荒馬亂之中，雖然也出過一些傑出人物，但文化整體已進入衰敗化、應時化、實用化、政治化、極端化、瑣碎化的過程。我在撰寫學術史論的時候，很少談論中國的二十世紀，就是這個道理。自從開始投入大規模的實地考察，我更明白了，我們需要復興的中華文明，應該以偉大的唐代為中樞，前後輻射。甚至再往前推，推到絢麗而混亂的魏晉，推到氣魄雄渾的秦漢，推到哲思滔滔的戰國。
這不是向古代遁逸，而是對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給予了更高的歷史期許。我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決不是回到「文革」之前，也不是回到國民黨統治時期，更不是回到晚清時期，而應該尋找這個民族曾經有過的最高文化坐標。只有這種坐標，才是世界性的坐標。
因此，我應該在這歷史轉型的關鍵時刻，帶着當代愁慮，尋找古代。
當時我心中想到的典範，是十八世紀德國啟蒙運動中寫《古代藝術史》的溫克爾曼、寫《拉奧孔》的萊辛這些人。他們沉醉古希臘，細細摩挲，從中伸發出震動整個歐洲的現代闡釋，直接呼喚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爾、貝多芬。在他們之前，德國是如此落後在他們之後，德國文明光耀百世。而他們所做的，就是為了現代而尋找古代。
我必須尋找曾經發生過偉大歷史事件的文化現場。先讓廢墟提醒自己，再由自己提醒更多的同胞：我們的土地上還保留着曾經偉大的證據;直到今天，我們還與這些偉大的證據相鄰而居。
不僅是曾經偉大的證據，而且還是失去偉大的證據。
這種感覺，即便是悲愴，也是宏偉的。帶着這種感覺徘徊在廢墟間，耳目特別敏銳，聯想特別豐富，最能確證作為一個從災難中跳出不久的中國文化人的身份。因此，表面上還是在看廢墟，實際上已經在問自己：我是誰?何以生長在這些廢墟之間?
我知道，這已經有了寫作的契機。
關於「一己筆觸」和「世間話語」??
文學寫作的基座是個體生命。
沒有個體的集體，是一種紙紮的龐大、空洞的合唱、虛假的一致，這是我們在「文革」時期天天忍無可忍的精神磨難，但在「文革」結束這麼多年後，還在延續。
我讀過國際間很多以個人話語闡釋大時間和大空間的傑作，但在我們中國，幾十年來培養成的很多「評論家」只會用集體話語來批判個人話語，而他們心目中的集體話語，又不知形成於何時，來自於何方。預計我的文章發表後遲早會遭到他們的批判，那麼，我乾脆把個人話語呈現得更加透徹，不僅語言風格是個人的，而且連選擇標準、觀察視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歸向於一己僅有。為了讓普通讀者明白這條寫作路途，我還會故意把個人對家鄉生活的回憶文章穿插其間。我心中的中國，如同茅舍舟楫的家鄉;漫長的文明歷史，如同童年無鞋的腳印。一切由我個人體驗和吞吐，一切皆是五尺之軀的偶撞、偶遇、偶感、偶思，絕不接受任何異己的指摘。
用個人話語、一己筆觸表述大時間和大空間，我已在一系列學術著作中作過嘗試，但要用文學的方式做得更加充分，必須通過更大膽的實驗。在這方面，支撐我的理論力量是利奧塔德關於「輝煌敘事」(Grandnarratives)的論述。利奧塔德認為，現代使「自我」在文學中更加合法化了，但有兩種呈現方法，一種是把自我放置到一個具體模式中獲得解釋，可稱之為「細瑣敘事」(Littlenarratives)，另一種就是把自我放置到一系列重大基元性課題中獲得意義，那就是輝煌敘事了，自我已成了宏大背景中的一個角色。
宏大中的自我也就是一種世間存在，只有世間才是我最宏大的背景。因此，我的這次寫作，必須隨着自己的腳步，走出沙龍呢噥、酒吧喧囂、茶館清淡，走出一圈圈以各種名義築造起來的圍牆，走向平民天地、尋常巷陌。
我要以超過學古文、學外文、學奧義、學僻論的艱辛，學會世間話語。
3
范克峻先生聽了這個寫作方針，還沒有完全弄明白，就已經表示全力支持。這位斯文的老漢用渾厚的甘肅口音說：「我就知道，中國的雄魂在古代我就知道，文章的極致是尋常。」我笑了。
「要不要把我家的一個破檯燈拿來?」他問。
「桌子小，放了檯燈就放不下紙了，有頂上的日光燈就行。」我說。
「要不要稿紙?可惜我們這裡的稿紙太薄。」他說。
「稿紙要。薄一點帶着輕，寄也方便。」我說。
於是我就開始了。
我無法事先向范先生誇口的是，我要在這間小屋裡開始的，是一個足以貫串我後半輩子的系統工程。我的文章表面上會是散落的短篇，否則很難進入尋常巷陌，但這些散落的短篇有一種內在的脈絡綰接，因此也可以看作一個長篇的自由章節。
它必須由一個鑰匙孔來開啟，打開中華文明的一系列重要話題。
只要找到這個鑰匙孔，也就找到了足以提挈今後萬千話語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正是在甘肅，這個鑰匙孔找到了。
是敦煌，是敦煌的莫高窟，是莫高窟里的那個藏經洞。
為什麼?因為這個藏經洞藏下了中華文明最輝煌的年月，又被發現於中華民族最悲哀的時刻。它發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晚春季節，與八國聯軍發起向中國的攻擊幾乎同時。焚燒圓明園的烈焰即將騰起，遠遠地照見沙漠深處的這個洞窟，正悲嘆似的泄漏出唐五代和北宋的傲世餘光。
千年榮辱集中於一個洞窟，我去時，洞窟早已蕩然無物，只成了我的鑰匙孔。
那麼，嘎、嘎、嘎，《文化苦旅》的入口打開了。
先寫藏經洞，再寫整個莫高窟，再走開去一點，從陽關寫整個唐代。才寫三篇，我就感受到了一種把自己介入歷史，同時又把自己和歷史一起介入地理的痛快。歷史縱然沉重，腳下縱然崎嶇，但我的步履應該輕快。因為只有輕快，才有廣闊;只有廣闊，才有浩嘆。因此，我既沉重又輕快地離開了甘肅，去尋找別地的廢墟和故跡。我覺得應該以一個不大的篇幅，勾畫出一個比較完整的中國陂化的概念，而且是一個當代書生心中的中國文化概念。我所說的書生概念很泛，既不是江南才子、淮陽遺老，又不是燕京名士、川湘怪傑，但又可以包括他們。這一來，就要把圈子繞大。下筆後最大的苦惱，是怎麼也擺脫不了學術習氣，這幾乎成了我的初寫散文的首要障礙。例如，我早就明白，好的文學作品是一個充滿質感的感覺系統，因此必須避免邏輯結論。但是已經寫了那麼多年學術論着，腦子養成了邏輯整理的習慣，就像一個資深的清潔工人到別人家裡去做客，一進門就不由自主地整理起來，忘了在這裡自己並不具備整理的權利。我一寫就明白，在散文寫作中，邏輯結論就像鐵柵欄，把感性世界的無限春色都關在外邊了。我既然從學術跳到了文學，就必顴從頭來起。不僅要躲避結論，而且特別要尋找不可能得出結論的
人文文難題。開首那篇《道士塔》，寫到敦煌藏經洞裡的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險家運走，本有兩種相反的結論可供選擇：一是斯齟因他們盜竊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藏，應予嚴厲批斥;二是當時兵荒馬亂的中國無法保存這些文物，不如讓他們作為人類文化遺產，收藏在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裡。這兩種結論中不管選哪一種，都能寫成痛快淋漓的文章，而且我也已經讀到過很多。但我的內心卻很矛盾，不知運送這些文物的車隊應該駛向何方。我設想，如果我早生一百年，會到沙漠裡去攔住斯坦因他們的車隊，與他們辯論，萬一他們辯不過我，又比較講理，把車隊留下了，我該怎麼辦呢?
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裡，然後大哭一場。
想到這裡，我知道，文學出現了。出現在真實的兩難間，出現在孤獨的無奈里，出現在質感的荒涼中。
於是，這也就成了我打開文學實踐之門的鑰匙孔。
多年後，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
我有一個分工，把已經找到了結論的問題交給課堂，
把能夠找到結論的問題交給學術，把無法找到結論的問題交給散文。
無法找到結論還寫，這不是太不負責了嗎?不，正好相反。世上有一些問題永遠找不到結論卻永遠盤旋於人們心間，牽動着歷代人們的感情。祖先找過，我們再找，後代還要繼續找下去，這就成了貫通古今的大問題。文學藝術的永恆魅力，也正是出現在這種永恆的感受和尋找中。
學術習氣對於文學寫作的損害，還有更具體的方面。例如，學術語言追求全面、完整、周密，而文學語言卻並不拒絕片面、殘缺、偏執。中國古詩中特別動人的句子，總是誇張醒目、痴拗.人的。一旦用全面、完整、周密的筆觸一改，立即詩味全無。這個道理，我作為一個欣賞者、研究者和詮釋者都懂，但作為一個實際寫作者，就必須面臨一次次自我釋放。
甚至，在一件小事上我還絆了很久。我的散文寫作經常涉及各種典故，而很多典故往往存在五六種不同的說法，七八種有趣的考證。按照我的學術習氣，多麼希望在文章中一一羅列出這些說法和考證，然後說明我為什麼要選擇某一種，至少，讓我在注釋中發揮一下也好。但是，散文寫作不允許這樣做，因為這會使文氣受阻。即使躲在注釋中發揮，也會成為一種「後門口的炫耀」，令人發笑。
這一些，我都挺過來了。哪怕處處與學術有關，我也必須讓它們經過感覺系統的嚴格過濾，粹煉成純粹的散文部件。開了這個頭，就越寫越順。因此，後來聽到有些批評，心中反而沾沾有喜，覺得自己的散文確實把那個「以學術代文學」的奇怪天地攪亂了，而這正是我所樂見的。
我不作任何辯白。沒有人為自己的散文作學術辯白的。這就像，我到茶館去喝茶，有人把茶鹼的化學分子式寫在牆壁上要與我討論，我只能端起茶杯輕輕搖頭：這是茶館，我在喝茶。
由於洗去了學術習氣，廣大讀者直接感受到了我誠懇的內心，隨之，也認同了我對中華文明的恭敬和憂傷。
4
蘭州那家小招待所往北走，有一條東西向的街，西邊有一個郵箱。我從這裡把《文化苦旅》的最初幾篇稿件，寄給《收穫》雜誌編輯部的李小林。
以後，走一路，寫一路，寄一路。沿途荒昧，看不到《收穫》雜誌，不知道這些文章發表後有什麼反應。
後來《文化苦旅》出版成書，既沒有開新聞發布會，也沒有開作品研討會，甚至，報刊上連一行字的消息都沒有刊登過，但很快出現了發行奇蹟，一版版地重印，沒完沒了。
我還是在外地考察，對發行情況並不清楚。也沒有與出版社簽過出版合同，出版社當時支付的是一次I生稿費，大約一共四千元人民幣吧，很快就在考察途中花完了。只是有幾次，在黑龍江邊境的黑河，在新疆邊境的喀什，在廣西邊境的憑祥，都發現了大批《文化苦旅》的讀者，我才知道這本書真是賣得很多了。
那些年從中國大陸向外國郵寄印刷品還要受到檢查，據報道，九十年代前期國內家長向海外留學子女寄得最多的書籍也是這一本。這讓我感動了好幾天。
最有趣的是，一位批判者撰文說，警方查檢煙花女子，居然從她們的提包中發現了《文化苦旅》。批判者想藉此來證明這本書的低級和下流，而我卻暗自高興，並恍然大悟。原來有些文化人是害怕不乾淨的手來翻動他們的書，才印得那麼少的。我恰恰相反，只想躲避那個突然冒出來的「上流社會」，而不拒絕自己的書散落於尋常巷陌、淺樓窄門。
豈止是煙花女子。有一次，上海市提籃橋監獄的監獄長麥林華先生找到我，說很多犯人是我的讀者，因獄中無事，讀得特別專注。他們多次向監獄管理人員提出要求，希望我到監獄作一個報告，與他們見一個面。對於作報告的邀請，我幾乎都會婉拒，但這次卻去了。聽報告的犯人多達五千，中心會場坐不下，多數就在監房裡看閉路電視。我知道，犯人未必是壞人，壞人未必進監獄。因此，報告一開始就真誠地呼喊一聲「我親愛的讀者朋友們」，坐在中心會場的很多犯人擦起了眼淚。對我來說，讀者就是朋友，不管他在哪裡。
真正的高雅群體也沒有拒絕《文化苦旅》。
在一個山道間初見詩人余光中先生時他並不知道我是誰，下山後托一個朋友送這本書給他，他當夜就寫來一封信說：「只讀了三篇，就可以斷定，這是第一流的散文。」後來，他又在多個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其他重要場合高度評價《文化苦旅》。
白先勇先生讀了這本書後，立即動員爾雅出版社的社長隱地先生，趕緊爭取這本書的台灣版權。隱地先生本人也是詩人，溫良忠厚，嗜書如命，與他的夫人林貴真女士一起，以極大的熱忱投入了這本書的出版和闡釋事務。當時的台灣出版社對全球華文閱讀群落的影響，遠遠超過大陸出版社，更何況爾雅早已信譽卓著。很快，按照隱地先生自己的說法，這本書在台灣已經「家喻戶曉」。
這可能有點誇張，但後來我每次去台灣，從海關、安檢，到旅館、售票處，工作人員看到我的通行證總會像老朋友似的招呼一聲：「哦，是您啊!」
有的則不動聲色地問一句：「還在苦旅?」
有的則沒頭沒腦地遞過來一個建議：「下一本該寫台灣了。」
我喜歡台灣的整體文化氣氛。在台灣幾乎見不到那種只知不斷誹謗別人，卻不讓人知道他自己做過什麼學問、寫過什麼作品、從事什麼專業的所謂「文化人」，這讓我又驚又喜。那個讓我最厭煩的灰色群體到哪裡去了呢?台灣的民間文明程度更為可喜，那次在台北看法國的奧賽美術展，提了一個印有展覽圖像的口袋出來，不管是搭計程車，還是到醫院看病，司機、護士一見那個口袋都會聊幾句歐洲現代派藝術，而且都不太外行。
據一本書的書名顯示，讀我的書也一度成了那裡的一種時尚，那本書的書名是《到綠光咖啡屋聽巴哈，讀余秋雨》。台灣讀者接受我，更有另一番意義，因為我所寫的一切曾經受過太多非文化的政治阻隔。
但是，後來幾次去台灣，卻讓我有點傷感。文化氣氛被越來越強烈的政治對峙所沖淡，很多傑出的文化人不是政治化了，就是找不見了。這就是說，文化還在，卻已不成為公眾共享的強大結構。其實，政治爭逐再響亮也是一時的、局部的，如果沒有全民文化素養的制衡，什麼壞事都會發生。中國大陸的「文革」之所以能夠發生，除了政治因素之外還因為早已經把很多最基本的文化「革」掉了，還嫌不夠，再「革」一次，結果只能社會失控，一片混亂。台灣萬不能把自己好不容易在災難歲月保存下來的最值得珍惜的東西丟棄了。當然，這只不過是一個旅行者的粗淺感想。
《文化苦旅》跨地域的持續暢銷給了我一種信心，決定把已經開始的考察和寫作的實驗繼續向前推進，甚至推到邊緣狀態。
一般說來，一旦擁有了大量讀者，就很容易產生一種擔心，怕任何新的嘗試會使老讀者不習慣，結果走向了保守和停滯。我的內心正好相反，把擁有讀者當作了非前進不可的責任。這就像在一個龐大的集會中我說了一番話全場安靜，大家都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我是順着剛才受歡迎的語勢說下去，還是趁機更換一個更重要的話題?我選擇了後者。
我知道，生在現今，世情紛雜，人事煩忙，要讓世界各華人社區裡的讀書人，特別是海峽兩邊的讀書人，都比較願意讀某個人的書，這種情形不多了。我既然碰巧成了這個人，那麼，也就承擔了一種話語使命。
中華文化本來就具有比舞龍舞獅、唐裝茶餐更厚重的分量，因此很需要有人來講述。但是，對於那些特別深奧、尖銳的部分，也能進行社會性講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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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山居筆記》的寫作。與《文化苦旅》的隨機寫作不同，《山居筆記》是對一些重大課題的有意考察。為了一個課題，我會連續去很多地方，也會反覆去一個地方。來來去去，風塵僕僕，都是為了某一篇文章。
由於每個課題都很大，考察到一定的時候還要找一個完全不受干擾的地方思考和寫作。那個地方，就是香港中文大學。該校英文系有一個學者交流計劃，陸潤棠先生邀請我，並讓我定期講點課，我就利用了。這所大學在山上，我住在東側一座叫曙光樓的研究生宿舍樓里，這樓設備比較簡單，每個房間裡有電話，卻沒有一張像樣的寫字檯，也沒有單獨的衛生設備，吃飯更不方便。但安靜倒是充分的，這就夠了。
更讓我滿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
本來，同是研究中國文化，大陸和台灣彼此隔絕，無法成果共享，而香港則比較公平地保存了兩方面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歐美各國的漢學研究刊物，香港匯集較齊，至少遠遠超過內地的各大圖書館。這也正是我以前每次去香港必定把主要時間花在圖書館裡的原因。這次在香港中文大學要工作半年，時間比較充裕，讀書更加仔細，結果發現更值得我關注的是海外漢學界。
如果說，長年的實地考察是我寫作《山居筆記》的第一關鍵，那麼，第二關鍵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裡的天天研讀。這是我在「文革」災難時期躲在奉化半山苦讀《四部備要》、《四部叢刊》、《萬有文庫》，以及七十年代後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十三平方米的小屋裡苦讀西方經典之後的第三次苦讀。
我曾在《山居筆記》的「新版自序」里寫到這第三次苦讀的情景：
我只擔心災難中的思考因過於憤怒而失之於偏激，便想在考察的閱讀中獲得更廣闊的時空印證。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漢學界。那麼多高水平的專家學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們畢竟避過了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有充裕的時間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國際學術標準，在科學性、宏觀性上遠超干嘉學派的考據水平。
但在十年前，國內學術界要了解他們的學術成果十分艱難，甚至直到今天，雖然一些專着流傳到大陸，仍然不易見到那些以散篇形式發表於專業雜誌間的各項具體研究。海外研究成果積累得比較完整的是香港，於是我總是利用前去講學的機會在那裡貪婪補課。記得前不久一位曾經多次撰文批評《山居筆記》「硬傷」的先生直接給我來信，說又發現我的一處論述在國內大學編印的資料上找不到根據，我回信感謝他來信探討之誠，並說明那項資料早已被海外學術界嚴密論證，詳細資料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庫房，答應下次去時複印一份送給他。說實在的，中國大陸的人文學術界並不缺少刻苦精神，但由於長期受「左傾」意識形態的束縛，又由於政治運動占去了大塊時間，更沒有正常的學術討論風氣，因此無論在學術觀念還是在學術方法上都離科學性、國際性、現代性甚遠，實在沒有多少可以沾沾自喜的道理。這也就使得余英時、黃仁宇、周策縱、饒宗頤、杜維明、唐德剛、許倬雲等等長期身處海外的中國文化研究者，有了一種讓人耳目一新的學術格局和大家風範。這是繼梁啓超、胡適、王國維之後，中國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國際化躍升。據說直到今天，大陸學術界不少人不知出於什麼心理還是對他們不以為然，真是可惜了。當然在海外的中國文化研究人員中，也有少數人一直固守着當年寫學位論文時的瑣碎和狹窄，小題大做，玩弄概念，卻強撐著名校架勢，四處炫耀，這是難免的，智者自會辨識汰洗。但總的來說，幾十年來海外漢學界的艱辛探索，從一個方面開闢了我們在新時期繼續思考的學術基地。
他們是我的又一批重要師長，儘管我早已不是做學生的年齡。我也有強過他們的地方，那就是，我承受過很多他們沒有承受過的苦難，考察過很多他們沒有考察過的廢墟;還有，我可能比他們中的大多數，更熟悉文學實踐和藝術實踐，因此也擁有較多的讀者。
於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曙光樓，《山居筆記》的寫作開始了。這本書乍一看還是由題材各異的十餘個散篇組成，其實蘊含着比較完整的兩大主題。
第一主題：中國文化與社會災難;
第二主題：中國文化的精神歸宿。
大體來說，全書的上半部分歸屬第一主題，下半部分歸屬第二主題。
中國文化從來離不開社會災難。我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義
激情來討論中國文化的思維災難，借東北的流放者來討論中國文化的生存災難;借渤海國的興亡來討論社會災難與群體生命的關係，借蘇東坡的遭遇來討論社會災難與個體人格的關係;借嶽麓書院來討論文化應該如何來救助愚昧的災難，借山西商人來討論文化應該如何來救助貧困的災難。
正因為災難，文化更具備了尋找精神歸宿的迫切者性。我借自己的家鄉來討論狹義的精神家園，借海南島來討論廣義的精神家園借科舉制度來討論精神家園在官場化、世俗化過程中的變異，借魏晉名士來討論精神家園在反官場、反世俗方面的固守。
最後，我通過對小人的研究接通了以上兩大主題：缺少精神歸宿，正是造成各種社會災難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災難是小人災難，最大的廢墟是人格廢墟。
每篇文章都很長，平均花費四五十個完整的工作日。整整兩年，天天精神恍惚，如痴如呆，徹底沉陷在一個個如此重大的話題中。幾乎斷絕社會交往，連寫作過程中的考察也躡手躡腳，不事聲張。
整個過程，使我對中國大地的很多塊面，更加親密了。就像開啟《文化苦旅》的是西北高原，開啟《山居筆記》的則是東北平原。我是那樣地喜歡北方，北方似乎也比較喜歡我，東北一家餐廳竟以「山居筆記」作為店名。尤其在經歷了近十幾年的「圍獵」災難後，發現千萬支射向我的亂箭中居然沒有一支來自西北和東北這兩個騎射之地，更是感慨不已。我一次次抬起頭來遙望那壯闊而純淨的原野。
有些地方，因我寫作《抱愧山西》、《千年庭院》等文章而建立了更加友好的關係，連當地路人見到我都會一次次表示感謝。但這種情況可能有點得罪某些當地文人了，多年來狀況不斷。例如現在全國各省幾乎都已不想再聽那些早已講爛了的陳年謠言，只有一個省還在不斷地隆重刊出，這個省，怎麼會是我親愛的山西呢?對於來自山西的一切，我都不會辯駁一句，但還是未免痛心。突然收到一份從山西寄來的報紙，赫然一個標題是《山西不應該對不起余秋雨》，我沒讀正文就已經淚流滿面。
謝謝，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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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艱深的課題，那麼龐大冗長的篇幅，那麼陌生的史料，我估計《山居筆記》讀者面應該縮小為《文化苦旅》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少一些，這是我比較樂觀的內心預期。誰知，結果比《文化苦旅》更轟動，廣大讀者都一期期地等待着我從「中國文化與社會災難」到「中國文化的精神歸宿」這兩大主題間的一個個具體話題。《收穫》逐篇發表後，多種雜誌跟着轉載，《新華月刊》就轉載了一大半。台灣傳來消息，「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又授予了這本書，而且在幾十位評委投票中名列第一。在馬來西亞，我也因這本書而被讀者投票選為「最受歡迎的華文作家」。
讓我感動的是，九十多歲的巴金老人當時已經臥病在床，不便寫作和閱讀了，但他堅持要讓看護人員在每期《收穫》出版時，在床邊朗讀正在連載的《山居筆記》。每一篇文章都那麼長，他一篇也沒有漏掉，不管在上海還是在杭州，不管病輕了還是病重了，他總在聽，聽得很仔細。這是我到華東醫院看病時他的一位看護人員陸先生告訴我的。我當時就想，這樣一來，我寫的字字句句都成了與這位世紀老人的隆重對話。
我又一次感到，在今天，不管在多深的層面上講述中華文化，只要誠懇，都會有很多人傾聽，不僅海內，而且海外。
這中間，顯然已經傳遞出一種我們一時還無法完全解讀的重要信號。
從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開始，越來越多的海外文化機構邀請我去演講世紀之交的中華文化。經常與我一起演講的，有杜維明、許倬雲、高希均、陳瑞獻等先生。白先勇先生更是一再希望我以更完整的規模向當代海內外民眾描訴中華文化，因為他已判定中華文化會在二。二。年左右復興，否則也就失去了復興的機會。
但是，我慚愧地發現，大家都是因為我對中華文化的實地考察而傾聽我，但我顯然還不具備充分的發言權。道理很明白，有關中國文化的一切重大話題，都與世界文化有關，但我對世界文化的講述內容主要還是來自書面，沒有進行過系統的實地考察。
我，有沒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對這個缺憾有所彌補?
這需要等待。
等待期間，我做了一件事。由於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了大陸、台灣、香港的中學和大學的語文課本，各地青少年信任我，給我來信，談的全是人生困惑。我想對此做點事，《霜冷長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來的一些人生筆記，有回憶，有評述，有回信，有感想，文體不拘，只是談心。
我知道自己遲早要遠行，遠行到何處，遠行到何時，都不知道，因此，這些文章，近似告別前的握晤。我甚至無法預計這種海外遠行會遇到什麼，但我必須去。因此從《霜冷長河》的書名到那些談友情、談善良、談年齡、談美國學者最後人生告白之類的話題，都帶有某種結束的預設。
我還預計，由於我出走以後的文化行為產生了那麼大的社會影響，被我離棄的那個天地早已怒目相視，一定會來輪番追殺。他們將如何在名譽上追殺我，還不清楚，因此先寫下一篇《關於名譽》擱在書里準備着至於在文章上的追殺，他們自知已經不可能從觀念和學理上狙擊，多半會利用普通民眾對文史知識的陌生來製造一些細節性的事端，證明他們還不沒落。這是歷史慣例，我應該對年輕人事先交代，因此一連寫了《綁匪的紙條》、《文化敏感帶》等文章放在書里，作為預警。
該感謝的人都感謝了，該回的信都回了，該交代的一切都交代了，如果今後不能寫了，也就這樣了。
7
任何願望，只要誠懇，並作好充分準備，上天就會及時作出安排。這是我一生的經驗。那天，香港鳳凰衛視中文台台長王紀言先生在北京的梅地亞賓館找到了我。
我們是老朋友，好久沒見了。這是一個近乎透明的行動者，有情有意的男子漢，風風火火的工作狂。
他說：「二十世紀眼看就要結束了，鳳凰衛視準備做一個大動作，組建一個小型的吉普車隊，從埃及出發，到中東，一步步向東，在二000年元旦那天進入中國。全球直播，行程幾萬公里，非常艱苦。你，有可能參加其中一段嗎?哪怕一兩個點也好。」
我問：「怎麼叫參加一段?」
王紀言台長說：「我們當然希望你參加得越多越好，但你學術地位高，社會名聲大，出了一點事可擔當不起。後來還是新聞界竭力推薦，才決定來試着問問看。車隊從埃及出發後就一直坐吉普車了，不坐飛機，但你可以坐飛機到一個點，跟着車隊走一段，再坐飛機回來。」
我問：「如果我決定全程參加呢?」
王紀言台長說：「這當然求之不得!放心，如果身體不好了，可以就地住院，我們也可以派醫生一路跟隨。」
我說：「跟着醫生就不像是實地探險了，我肯定不要醫生。」
他又說：「如果你真的走全程，有些危險路段還應該坐飛機。」
我說：「我一定與車隊在一起，絕不換另外的交通工具。」
他說：「電視每天直播，你每天都要對着鏡頭說話。我們可以在北京給你配備一個高水平的秘書班子，全由博士組成，每天到了哪裡，為你查找哪個地方的歷史、文化、地理資料。」
我說：「我不要這樣的秘書班子。全靠我的現場感受和平日積累吧，這樣，觀眾聽起來也會更親切。」
他說：「電視文化不能過於嚴肅，需要有一些人情花絮。能不能讓你的妻子馬蘭也參加一段，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生病了，住在醫院裡，她去探望，這在電視裡會比較好看。」
我笑了：「估計不會出現探病的情節。但她的文化感覺極好，又對世界歷史和地理感興趣，好多年前在德國巡迴演出就走了五十多個城市，讓她去一段，不會讓大家失望。」
王紀言台長說：「這麼一個大演員去，該派一個護士了。」
我說：「也不用。」
我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你剛才說有一些最危險的地段，那就讓她不要參加了，但你們不要把這個理由告訴她。」
王紀言台長搓着手，滿眼是笑，說：「真沒想到你這麼爽快就全部答應了，而且，什麼額外的條件都不要。」
我說：「紀言兄，此行的意義：在我心中很不一般。這次世紀之交，不是百年跨越，而是千年跨越。千年之前，我們還是宋代，兩千年前，則是漢代，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根本不存在，只有幾個所謂文明古國。我們要走的這一路，正好是所有文明古國的集中地，一路偉大，一路廢墟。我已花了多年時間走遍了中華文明的廢墟，現在只有到其他文明的廢墟里去認真走一遭，才有對比。」
王紀言台長具有極強的文化感受能力，聽了連連點頭。但最後還是問：「幾萬公里啊，一公里一公里地顛簸，你的身體?……」
我說：「身體沒問題。考察廢墟，更有意思的是連接廢墟的路。沒有那幾萬公里的實地顛簸，那還有什麼價值?」
「好!」他說，「明天我會讓領隊郭瀅來談一些細節。」
第二天郭瀅帶着編導、攝像來了。比較具體地說明了一下路線以及能夠預計的困難，還說我的身份是「特邀嘉賓主持」，將與鳳凰衛視的許多著名女主播輪流主持。她們因為受到電視欄目的牽掣，只能各走一段，由我貫穿全程。
終於，他問「細節」了。
郭瀅問：「請您直言，您參加這一路歷險，並擔任主持，需要多少報酬?」我說：「不要報酬。」他說：「千萬不要客氣，還是說個數字吧。」酚我說：「真的不要。我本來自己要考察還沒有這個機會呢。」
郭瀅又說：「按照慣例，像您這樣的著名學者一路上要向觀眾公開講述文化，我們還需要支付資料費用。」
我說：「不要。」
「因為要出鏡頭，也可以支付一些着裝費。」
「不要。」我說。
後來他們還是不把我當外人，發給我一些生活津貼，其實說真的，憑個人之力怎能走完這漫漫長途?該我向他們付費才對。
8
我立即從北京打電話與妻子商量。
她知道，說是商量，其實是對一個決定的通報。
我和妻子的很多重要決定，基本上不必互相商量，因為彼此能判斷對方的想法。要商量的只是小事情。
但是對於我今天的決定，她破例地說：「讓我認真想一想。」
我知道她在哪一點上猶豫了，因此，也靜下心來再想一遍。
我向王紀言台長說身體沒有問題，其實是有所掩蓋。我肝功能不太好，血壓一直太高，更麻煩的是經常會有結石發作，一發作起來痛苦莫名、寢食不安，打掉了，又生出來。
另外，這一年我已實足五十四歲。幾萬公里既沒有安全保障也沒有醫療保障的荒原歷險，真能全部承受下來嗎?
我知道妻子此刻在翻閱世界地圖。她熟知國際政治，這一點完全不像絕大多數表演藝術家，每次隨意交談時涉及這方面的問題總會讓別人大吃一驚。因此，她看地圖時會從那些安靜的色彩中看出戰壕、鐵絲網和炸彈。
她來電話了，說：「你是想從別的文明來看中國文明，如果不去，這麼多年在國內的考察就沒有了結，這我知道。但是我有一個要求，那些最危險的地段，讓我在你身邊。」
「你的頸椎、腰椎都有傷，每天都在吉普車上顛簸，那些路……」我還沒有說完，她說：「我就怕自己頂不住趴下了，影響大家，因此只敢說在最危險的地段陪着你。我也想見識見識那種危險。」
「如果不上鏡頭就好了。」我說，「天天上鏡頭，不僅不能生病，連疲倦的神態也不能顯出來。這一點，比古代的任何旅行家都辛苦。」
「不上鏡頭人家就不會要你了，你就算為了文化考察犧牲色相吧。」她說。
一切就這樣在電話里說定了。
回到上海，一見妻子，我們就開始了一個艱難的話題：要不要把這次遠行的事，告訴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意見是明確告訴爸爸、媽媽。兩位老人一生經歷過那麼多苦難，那麼多離散，應該承受得住。
妻子不同意。她說：「人一老，對子女的事情變得分外脆弱。按照爸爸的脾性，我們如果告訴他了，他雖然看不到香港鳳凰衛視，卻會天天在其他各種電視、廣播中搜尋國際新聞，要是耶路撒冷或加沙地帶再發生幾次爆炸，伊拉克和伊朗再有一點衝突，他和媽媽還怎麼過日子?」
她說得對。於是決定，立即去看望他們，只說我要去香港很久，完成香港一家電視台的有關任務。細究起來，也沒說錯，沒有欺父之罪。
爸爸、媽媽見我們回去很高興。我因為老在外地考察，去看
望他們的次數還不及妻子。他們是越來越顯老了，尤其是爸爸，雖然滿瞼笑容，也是一派衰相。我年年月月都在中華文明的廢墟間行走，這次才吃驚地發現，很多屬於廢墟的線條和形態，已悄悄地爬在我爸爸的臉上。
弟弟們一直告訴我，爸爸、媽媽經常流露出一個願望，希望能更多地看到我，讓我坐在他們身旁。但一見面，他們又總是客氣：「你和馬蘭都那麼忙，不要老是來看我們，打一個電話來就可以了。」
馬蘭去電話比較多，每次接到，兩位老人都興奮極了，你一句我一句爭着講。馬蘭問他們好不好，他們都連聲說好，但媽媽有時會加一句：「就是寂寞。」
但「寂寞」一詞，媽媽用家鄉方言一說，馬蘭聽了好幾遍才弄明白。弄明白之後悵然若失：老人在一座大城市裡一次次對着後輩說寂寞，而且用家鄉語言!
馬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我知道這是我的罪過。但這次，我又要離他們遠去，而且連去哪兒也不能告訴他們，連什麼時候回來，能不能回來，都是問號。
爸爸說：「去香港那麼久，要注意身體，你年紀也不小了。」
馬蘭聽了以後站起身來，走到窗口，抬起頭，好像在看天。過了一會兒，她擦了一下眼睛回過身來，說：「爸爸媽媽放心，我會陪着他。」
那天晚飯後，媽媽神秘地向馬蘭招招手。馬蘭連忙過去，媽媽說，要送給她一件禮物。
打開柜子門，再打開裡邊的一個抽屜，媽媽拿出一個藕色綢布小包。翻開綢布，是一雙很小的紅緞的虎頭鞋，但也可以說是虎頭襪，因為底上軟軟的，不像是鞋底。
媽媽指了指我，對馬蘭詭「這是他剛出生穿的鞋，是我在結婚前繡的花，後來由他外婆納成鞋。」
馬蘭一下子跳了起來，兩手捧起：「這是他的第一雙鞋?」她輕輕地翻看了幾遍，讚嘆道，「繡工真是精細，我們這一代誰也做不出來。」
看了一會兒，她又低頭對媽媽說：「媽媽，你當時有沒有想到，那雙肉團團的小腳，將會走遍全中國?」頓一頓，又拖了一句，「走遍全世界?」
媽媽笑了。[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