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來自 站酷網 的圖片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是一首古詩歌。「詩歌」作為一種古今中外特殊的藝術表達方式，它表達的是一種特殊的個人情感和詩人對人生與自然的感悟。「詩歌「作為最高語言藝術，它被譽為一個民族文化的結晶和最高體現。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發。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吊，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 — [唐代]韓愈

中西方詩歌文化背景上的差異

中國的詩歌文化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基礎上。儒家文化最看重的是「仁「，儒家重人事、倫理教化，內聖外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成為儒家的最高理想。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原則下，詩歌的觀念取向和詩歌創作的原則，就是要體現「仁」的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例如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的祭祖頌歌和周族史詩的《生民》、《大明》，還有反映勞動生活的《七月》等，以及反映上層社會歡樂、和諧的燕饗詩《小雅·鹿鳴》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願望為根底，以達到儒家重人事、倫理教化的思想主旨，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使得中國詩歌十分強調詩的教化作用、使用價值。

中國的詩歌也有追求人的精神超脫和回歸自然的體現，而影響詩歌創作中有回歸自然，追求自然之美的因素就是道家思想。道家文化提倡的是一種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之美，尊崇的是天地萬物的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正是因為道家的超越精神走向的亦是齊生死、泯物我、一是非。例如李白的詩歌等。對於中國詩人來說，他們不滿現實之餘，在尋求解脫之時，自然往往成為他們唯一的皈依，因而，中國詩人很少離開人事去窮盡宇宙的本源、精神的本質，而是更多致力於人與社會現實倫理的溝通，人與自然的默契並進行歌頌。

西方的詩歌的文化是建立於古希臘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上。古希臘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一方面重感情，勇於追求現世生命價值、注重個人地位和個人尊嚴；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種彼岸超越意識。這使得西方詩歌一方面在大力弘揚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個人主義精神，渲染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在現實關注中又常常保持一種超越精神，鼓勵人要勇於與命運抗爭，尋求人的終極拯救，因而代表終極價值的尋求的宗教精神時時貫穿於詩歌之中，使得不少西方詩歌往往有一種在神明之上、勇於抗爭的冒險的現實主義精神存在。從《荷馬史詩》、《神曲》、《浮士德》等，以及華茲華斯、拜倫、雪萊、雨果等的詩歌作品中都體現了追求現世生命價值、勇於冒險等精神。縱容西方詩歌多以揭露封建統治、等級制度的黑暗以及人民生活的貧苦，但其實西方詩歌更偏重於揭示人與自我、人與神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