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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
圖片來自ctrip

大嶼山位於香港西南面，為香港最大島嶼，面積達148.36平方公里；比香港第二大的島嶼香港島的面積大上近一倍。在香港行政區劃上，大嶼山大部分土地屬於離島區，而大嶼山海域亦成為通往澳門、珠海和中山之主要航道（而位於大嶼山西北面內地水域、近港珠澳大橋藍海豚島的大嶼山1號及2號錨地，更是深圳港最南點），惟大嶼山東北部青洲仔半島一帶，包括欣澳、竹篙灣及汲水門等，則屬於荃灣區。

大嶼山過去由於交通不便、遠離香港市區（當時對外交通完全依靠渡輪和街渡），不少土地均未開發，人煙稀少。隨着香港國際機場搬遷至此、青馬大橋（連同港鐵東涌綫及機場快綫）及汲水門大橋等相繼落成，將大嶼山與香港市區連接。北大嶼山新市鎮的開發、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啟用及港珠澳大橋通車，促進大嶼山的都市化發展。

歷史

名稱來源

宋朝時，大嶼山和香港島等島嶼合稱為大奚山，此名初見於宋代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大奚山：在東莞縣海中，有三十六嶼，居民以漁鹽為生」。「奚」字在古代是指被役使的人。直至明朝，大奚山一名則狹指大嶼山島，如曹學佺於崇禎年間編著的《大明一統名勝志》載述：「大奚山，在縣南大海中，環三十六嶼峒，環迴三百餘里」。

大嶼山亦稱大溪山、大崳山、大魚山、大漁山、大庾山、南頭島、爛頭島、屯門島、碙洲、南大澳、南大澳島、南大澳山、大蠔山和大濠島等。大嶼山的英文名「Lantau」為粵語「爛頭」之音譯，是村民原本用來形容島上最高山峰——鳳凰山山頭的形狀。在18世紀晚期英國製地圖中，又別稱「喜鵲島(Magpyes Island)」。

早期發展

早於石器時代便有人居住大嶼山，考古學家曾分別在石壁東灣、銀礦灣萬角咀，以及大嶼山對開的赤鱲角等地發掘出當時的陶器、捕魚工具和兵器，而現存於分流的石圓環及石壁的石刻就是當時的遺跡。

東晉末年，地方民變首領盧循、孫恩在長江下游生亂，盧循在劉裕率兵征討之下節節敗退，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嶼山一帶定居。其後人後來以漁業及製鹽為業，其後成為傜民的一支。有歷史學家認為盧循的餘黨可能就是大嶼山原居民的先祖。當時亦有傳說指島上的是稱為盧亭的半人半魚的生物，例如清朝道光年間東莞人鄧淳著的《嶺南叢述》就有提到「大奚山，三十六嶼，在莞邑海中，水邊岩穴，多居屹蠻種類，或傳係盧循遺種，今名盧亭，亦曰盧餘」。

南宋時期，大嶼山的產鹽業已非常蓬勃。隨著九龍官富場的設立，朝廷明令打擊私鹽販賣，遂於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引起當地鹽民的動亂，史稱大奚山鹽民起義，其後動亂被鎮壓，起義者全被殺害，更留300士兵駐守，自此製鹽業開始式微。另一方面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李昴英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大嶼山的梅蔚（今梅窩）也是其食邑之一。

南宋末年，宋朝朝廷被逼依沿海一帶南逃。宋端宗景炎二年及三年（1277年及1278年），宋帝昰與國舅楊亮節等曾兩度逗留於大嶼山，曾於梅蔚（今梅窩）及東涌等地稍作停留。及後在元軍窮追不捨下，楊亮節和一隊部隊與元軍一次交戰中戰死，為紀念楊亮節的忠勇事蹟，故後來大嶼山一帶建有多座楊侯古廟（或侯王宮，大澳、東涌等地建有）。景炎三年三月，端宗於大嶼山北岸一帶病逝，宋帝昺繼位，其後才逃至新會。

明、清時期

明朝時期，大嶼山的石壁、大澳、沙螺灣、東西涌等地方已有村落漸漸形成。正德年間，佛朗機（今葡萄牙）人滋擾屯門地區，曾於大嶼山的大澳建立據點。正德十六年（1521年）爆發的屯門海戰，才使佛朗機人撤出大嶼山。至嘉靖年間，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奏請設置水師城寨，此後廣東設置六個水寨，其中廣州地區的為南頭寨，亦設在大澳一帶位置。明朝在香港地區設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禦南中國海一帶的海盜、日本來的「倭寇」，以及後來的葡萄牙和荷蘭的侵略者」。

清朝初期清政府為對付明朝遺臣鄭成功在台灣的鄭氏王朝，遂於康熙元年（1662年）推出遷海令，下令從山東省至廣東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內遷50里。及至康熙八年（1669年），方允許復界。此段期間大嶼山住民銳減，後來遷回之村落包括石壁、大澳、螺杯澳、東西涌、梅窩。

及至嘉慶時期，塘福、二澳、沙螺灣亦增添村落。清政府為防禦海盜及洋人的侵犯，在分流、石獅山、東涌建造炮台，在英國租借新界前，由廣州府新安縣大鵬協右營駐防。168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卡羅利那（Carolina）從葡屬澳門航行至大嶼山，在這裏停泊2個月，成為首艘來香港的英國商船。1794年，馬戛爾尼英國使團在覲見乾隆皇帝後的回程途中，曾為尋找未來可行根據地而考察過大嶼山和馬灣一帶。

英治時期

清光緒廿四年（1898年）6月9日，英國政府與清政府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新界以及大嶼山在內的233個島嶼租予英國，為期99年。自此之後，大嶼山的炮台被荒廢，而英國則在大澳設置大澳警署，方便管治。

二次大戰時期

日軍於1941年12月開始進攻香港，駐港英軍及其他大英帝國部隊在港奮戰至12月25日，香港政府向日軍投降，香港淪陷。 二戰後期，當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仍有零星日軍控制著大嶼山並作垂死抵抗。1945年8月，一批共15名駐守銀礦灣的日軍被游擊隊突襲後進行報復，在銀礦灣三個村落放火，俘虜三百名村民，被捕的村民在獄中被虐待，有的甚至餓死，最少十二人遇害。同年9月，生還村民上書英軍控告日軍，結果十五名日軍被控。1946年3月，案件在香港軍事法庭開審，法庭傳召超過六十人作供，村民挺身出庭指證，經過個多月聆訊，三名日本軍官被判死刑，其餘各人被判入獄兩年至二十年。

近代發展

1990年代前，香港政府一直未有在大嶼山發展大型項目，當時島上最大的私人發展項目是由香港興業發展的愉景灣。

1989年時任香港總督衛奕信針對六四事件所帶來的信心危機，而在施政報告發表《香港機場核心計劃》，決定在赤鱲角發展新機場。大嶼山西北部發展為北大嶼山新市鎮，並且以機場快綫、東涌綫及青嶼幹線與島外的陸上交通連接，開始於大嶼山大興土木，在1990年代陸續完成。

2004年時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透過《2004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出成立大嶼山發展專責小組，惟一直未有落實。而政府近年推動大嶼山旅遊，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及昂坪360，令本港及外國旅客增多。

現代

踏入2010年代，由於落實港珠澳大橋和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等大型交通基建工程，大嶼山的發展潛力再次成為社會焦點。2012年多個在大嶼山的機構，如亞洲國際博覽館及迪士尼樂園等，組成大嶼山發展聯盟，提出發展大嶼山為粵港融合的都會，重新佈局大嶼山的功能，政府應增設大嶼山管理局（英語：Lantau Authority）以落實大嶼山的發展。。2013年底大嶼山發展聯盟更表示大嶼山的發展遠遠落後於珠海和澳門，又指如果大嶼山再不增加商業設施，香港未來十年會損失近二千億元。

2014年1月15日，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4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宣佈大規模的大嶼山發展計劃。除了在中部水域填海過千公頃興建東大嶼都會外，政府同時籌劃在欣澳進行填海工程，及計劃耗資6千萬元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興建餐飲、購物和酒店等商業設施；同月17日香港政府成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由發展局局長擔任主席，委任19位非官方委員，任期兩年。惟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的多名委員有地產商、鄉事派背景，被指涉嫌利益衝突。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在內部會議中訂定了大嶼山的策略性定位，它們分別為：一、大珠三角地區國際運輸、物流及貿易樞紐；二、大珠三角地區和亞洲的服務核心區；三、策略增長區及新的大都會，和；四、自然及文化資源寶藏。而未來的發展框架則為北大嶼山走廊、東北大嶼山匯點、東大嶼都會及把大嶼山大部份地區用作保育、消閒、文化和綠色旅遊。在南大嶼山的康樂及旅遊發展，政府初步研究在長沙及索罟群島大鴉洲發展水療及消閒度假村的可行性，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亦建議增設越野單車徑、滑翔傘運動設施及貨櫃屋營地等、在南大嶼山郊野公園設立生態旅遊及探險區、在水口半島設立野生動物園、擴大貝澳營地規模及發展為以海濱為主題的休閒區。但委員會在首屆兩年任期的過程中，從未有進行正式的公眾參與活動。

雖然發展局表明大嶼山大部分地區均會作保育和休閒用途，包括七成土地面積作郊野公園，不過當地居民批評發展大嶼山未有考慮現時交通配套問題，質疑得益只有地產商，擔心發展會破壞寧靜環境，並演變成生態災難。

經過兩年的運作，發展局和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於2016年1月10日，以「全民新空間」為題發佈工作報告，提出多項發展建議，並於同年1月31日至4月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大嶼山發展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市民對大嶼山發展建議的意見。不過活動結束後，在張德江訪港期間卻披露沒有向公眾展示過的「大嶼山發展」及東大嶼都會模型及相關圖片，引起公眾質疑當局於諮詢時隱瞞有關發展的實際內容。

2017年6月政府公佈《可持續大嶼藍圖》，概述大嶼山「北發展、南保育」的未來路向。其中北大嶼山和東大嶼都會作房屋及經濟發展；東北大嶼山發展為休閒娛樂及旅遊樞紐；南大嶼山則作保育、文化和生態旅遊角色，保持其自然和文化面貌。

2018年10月林鄭月娥在2018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在大嶼山以東海域建立約1700公頃人工島，形容為未來二、三十年的願景，分散市區人口，改善居住環境，滿足香港長遠需要。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交諮詢總結前搶先公佈，列為林鄭政府的重點工作。計劃公佈後，不少人批評興建人工島的成本非常高、造地時間長。質疑填海造地後的住宅以新移民人口為主，政府亦未充分考慮其他增加土地的方案，如善用棕地。然而，38名經濟學者聯署支持計劃，形容是「可負擔的方案和上佳投資」。建制派普遍支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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