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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老一代革命家、文學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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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園,號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今臨澧縣)人。早年加入同盟會。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他曾參加南昌起義、長征等重要革命活動,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新中國成立後,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一、二屆副委員長。
林伯渠同志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是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之一,與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並稱"中共五老"。1960年林伯渠先生去世。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2013年4月2日林伯渠同志骨灰回歸故里。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林伯渠
出生地:中國湖南
畢業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學
信 仰:共產主義
逝世日期:1960年5月29日
民 族:漢族
國 籍:中國
代表作品:《林伯渠同志詩選》
主要成就: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之一,參加二次革命,延安五老之一,中國同盟會會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職 業: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
出生日期:1886年3月20日(丙戌年)
別 名:林祖涵
人物簡介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臨澧人,1886年3月20日生。早年加入同盟會、中華革命黨,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活動,在革命實踐中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1年1月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我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林伯渠參加了南昌起義。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財政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對陝甘寧邊區的鞏固與發展做出重要貢獻。1937年起,多次擔任國共談判的中共代表,後又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積極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新中國建立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1954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60年5月29日病逝於北京。[1]
人物生平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師範學堂。
1904年春,經選拔考試,被師範學校選送留學到日本東京弘文學校公費留學。
1905年8月在東京加入中國革命者同盟會。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他在極為憤慨之下,毅然回國。
1906年春天回國後,在長沙振楚學堂教學並在西路公學任職約1年,
1907年被派往東三省聯絡綠林,從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動,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才回湘參加反袁獨立活動,後被袁世凱通緝,於1913年5月逃亡日本,並加入到孫中山重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受命回國後,曾任湖南省署秘書兼總務科長、政務廳長等職。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林伯渠與湘軍旅長林修梅退至衡陽起義,參加了護法之役,擔任湖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參議。1920年,林伯渠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
1921年1月,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整個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參加國民黨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兩任農民部長和武漢國民政府軍委會秘書長。在發動和領導農運工作時,他認真執行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吸收中央從事農運和對農民問題有深刻見解的同志參加,盡力爭取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與合作,把國共兩黨對農運的領導有機的統一起來,為推動當時農運的發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勳。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後,他逃出國民黨中央,出任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內部矛盾重重、戰鬥力弱的雜牌軍,建設成北伐中的一支勁旅。
1927年7月15日,寧漢合流後,他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受黨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參崴學成回國。翌年三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出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後任財政部長調任沒委會主任及總供給部長。這期間,他注重發展農業生產,廣泛開展節約儲糧,保障了紅軍和蘇區人民的供給。為解決蘇區的財政困難,他一面成立沒收徵收局,向地富籌款借款;一面適當增發紙幣,幫助各機關建立健全財政制度,開展節約運動,基本保證了革命戰爭的財政需要。
在參加長征到達陝北後,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財政部長,繼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領導邊區軍民,積極貫徹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權,實行精兵簡政,領導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經濟文化建設,把邊區建設成為模範抗日根據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洛川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派他常駐西安,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黨代表,集中精力從事統一戰線和對外聯絡工作。他利用自己社會聯繫廣、資深望重的社會影響,廣泛團結各階層人士一致抗日,對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重大貢獻。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得到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由此朝着明確的政治目標發展,出現了新的高漲。
1945年4月,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去中央工作,12月12日,他告別延安,抵達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後受黨中央委託,前往東北迎接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林作新政協籌備工作報告,並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他雖是63歲高齡,仍不辭勞苦,有時竟連續工作達20小時,為勉勵自己,他在日記上寫下了「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十個大字並鄭重蓋上自己的印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10月1日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下午3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一起,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各項偉大鬥爭,在有關政權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方面的貢獻尤為顯著。
「十一」以後,他同各方面進行廣泛接觸,商談、討論政府機關的機構設置和各部門的主要領導人的人事安排,從速組成政府各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同時,他對各地方政權建設也費出很大心血,為加強正副主席、各個委員、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聯繫,傳達貫徹各項指示決定,他批閱大量文件,籌備與組織各種會議,做出了卓越貢獻,在團結愛國民主人士,擴大國際統一戰線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上,他當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倡導把定期下去視察工作,了解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作為黨和國家機關聯繫群眾,調查研究的一種制度。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視察,先後下到益陽、常德、臨澧等縣許多單位,找基層幹部交談,了解到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取得發言權。他這種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作風,及在調查中發現和提出的問題,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繼續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後去廣東、杭州、上海、南京、內蒙、山西、遼寧、寧夏、湖北、廣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視察,逐漸覺察出一些問題,在日記本中寫下「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留有餘地,力戒浮誇片面」等一些針砭時弊的見解。
在1959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這期間,他以古稀之年,不辭勞苦,辛勤工作,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1959年7月參加廬山會議時,在自己準備的發言提綱中,記有「我們的不足」是「既忽視客觀規律又未能綜合(平衡)」,其不足之處,一部分是發展中的困難,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如「刮共產風」、「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這是「脫離群眾的」。7月13日寫成《廬山即景》一詩,詩中寫有「規律客觀不可忽,自有群眾作結論」之句。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團赴蒙古訪問,受到蒙古人民的熱烈歡迎。
1960年5月,他病情惡化,在大家的勸說下,才去北京醫院治療,29日病逝於醫院,享年74歲。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致悼詞說:「他經歷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三個歷史階段。在每個革命的歷史階段,他都是徹底的革命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主要事跡
早年經歷
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變法影響,思想開明,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師範學堂,1903年考取公費生,赴日本留學,1904年入橫濱弘文學院,1905年8月經黃興、宋教仁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年底罷學回國。1906年,奉命前往長沙辦理振楚學堂,1907年,又以新任吉林省巡撫朱家寶隨員身份前往東北,預謀聯絡當地馬匪反清,失敗後仍留東北管理學政,直至1911年秋返回上海,隨即前往湖南西部爭取當地駐防官兵的支持。
二次革命至護法戰爭
1913年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後,林伯渠在湖南參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參謀,失敗後逃往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受到孫中山的賞識。1916年護國戰爭爆發,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出任湖南護國軍參謀長,林伯渠任湖南總司令部參議。袁世凱退位後,林留任湖南政務廳長。1917年9月13日,林伯渠參與發動湖南南部衡陽、零陵駐軍參加護法戰爭的行動,10月17日,林被委任為勞軍使,赴前線激勵士氣。11月20日,護法軍攻占長沙,林伯渠出任湖南財政廳長。1918年3月,長沙復為北洋政府攻占,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廣州。1919年底,南北議和,譚延闓出任湖南都督,林修梅等湘軍將領被迫離開湖南,護法戰爭在湖南結束。此時,林伯渠參與了協助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的工作。
國共合作與北伐
1921年1月,林伯渠經李大釗和陳獨秀介紹,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黨小組,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此後林伯渠奉命南下廣州,任孫中山軍政府參議,10月15日,林修梅病逝於廣州。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林伯渠再度流亡上海。1923年1月2日,林伯渠被任命為中國國民黨總務部副部長,積極推進國共合作,大力吸收共產黨人士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林伯渠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農民部長,後前往漢口負責當地的國民黨支部活動,6月失敗返廣州。同年底,林伯渠隨孫中山北上,次年孫中山病逝於北京,林伯渠又隨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雲寺。1925年5月,林伯渠回到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7月1日,林伯渠出任國民政府監察委員。8月,廖仲愷遇刺後,林伯渠出任代理中執委常委,兼理秘書處,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
1926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伯渠再次當選為中央執委,並擔任財務審查委員會主席,兼農民部長。他在任內聘請毛澤東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林伯渠被迫辭去農民部長一職,轉而全力投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的政治工作,7月20日,參加北伐。9月20日,蔣介石邀請林前往北伐軍總部工作,林伯渠遂隨軍先後至南昌、九江。1927年2月,林伯渠返回漢口,其後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委員、軍委秘書長。3月26日,林伯渠前往南京,密謀發動政變,逮捕蔣介石,不料被南京衛戍司令程潛拒絕。
國共內戰和抗戰時期 不久,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在南京和武漢宣布分共,林伯渠被迫退出國民黨,前往廬山。8月1日,林伯渠參加了南昌起義。10月3日,林伯渠等非戰鬥人員離開部隊,前往香港,後經上海、神戶、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學進修。1933年,林伯渠回國,前往中央蘇區,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民經濟部部長兼任財政人民委員部部長。1934年10月10日,林伯渠參加長征,任總沒收委員會主任,負責為中國工農紅軍籌集軍餉,後又擔任紅軍總供給部部長。
1935年,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結束,林伯渠轉而擔任當地政府財政部長。
1937年2月24日,林伯渠奉命負責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7月27日,林伯渠作為中共代表團一員前往西安,與國民政府展開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後,9月6日,林伯渠正式出任陝甘寧邊區主席。1938年4月12日,林伯渠又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同年10月,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專注於邊區政府工作。1942年2月,林伯渠又擔任了陝甘寧邊區學習指導委員會主任一職,負責在政府系統中開展整風運動,他反對康生髮起的搶救運動,爭取到了毛澤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批示,促使這次搶救運動沒有大規模發展。
1944年2月17日,林伯渠奉命前往重慶,與國民政府重開談判。11月,談判無疾而終,林伯渠遂返回延安。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伯渠被選為中央委員,其後又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12月26日,林伯渠調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卸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一職。1949年3月26日,林伯渠作為中共談判團一員,在北平與張治中率領的國民政府代表團進行結束內戰的談判,未果。8月,林伯渠又代李維漢負責全國政協的籌備工作,9月30日,林伯渠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次日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54年,林伯渠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八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在北京病逝,享年74歲。[2][3]
人物貢獻
林伯渠始終重視經濟建設,在長期的經濟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被稱為紅色理財家,財經思想和觀點對毛澤東財經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在陝甘寧邊區兼任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期間,他堅決貫徹毛澤東同志關於自力更生、發展生產、保證供給的指示,堅決實行財經工作為革命戰爭和革命軍隊服務兼顧改善民生的方針,注重對財政經濟的統一管理,並為黨和國家培養了大批財經幹部。 林伯渠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組織者之一,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積極倡導者。在長期的統戰工作中,他以誠懇務實的作風堅持黨的既聯合又鬥爭的方針,同廣大的愛國民主人士建立了廣泛的聯繫。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關頭。林伯渠受命於危難之際,多次和國民黨談判,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成二次國共合作,在穩定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隊伍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解放戰爭時期,他積極聯絡奔走,使很多仁人志士投入到共產黨的懷抱,被許多民主人士視為和藹可親的長者和可信賴的朋友。
林伯渠長期從事政府工作。1948年底,他奉調中央後,為新中國的籌建勞心竭力。新中國成立初期,他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並主持規模宏大的開國大典,在國家的政權建設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他把定期下去視察工作,了解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作為一種責任。1955年,他回到湖南視察,先後下到益陽、常德、臨澧等地和縣許多單位開展調研,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個人詩選
主要著述收入《林伯渠文集》。
《林伯渠同志詩選》:
游鄂達里
(鄂達里在敦化境內,相傳系清始祖起兵誓師處)
故老爭傳鄂達里,
登臨卻趁大寒時。
西來峻岭連天白,
北走長江入海遲。
十里炊煙控朔漠,
三邊狗盜越雷池。
和戎盡有諸公策,
滿眼孤烏雨雪詩。
包頭即景
(1958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伯渠到包鋼視察,賦詩一首。)
黃河之北青山南,
包鋼融融火燭天。
五百萬噸如反掌,
鼎足武漢與鞍山。
春節看花市
邁街相約看花市,卻倚騎樓似畫廊;
束立盆栽成列隊,草株木本斗芬芳。
通宵燈火人如織,一派歌聲喜欲狂,
正是今年風景美,千紅萬紫報春光。
送常德第一中學
(原西路師範)
今昔情況已不同,正須師友滿堂紅。
幹勁鼓足勤教學,滾滾桃源始潤東。
留別諸友
林深微霰菊花黃,尊酒平樓意未央。
卅載心期原不負,十年戎馬獨何傷。
劫來待整金甌缺,此去莫愁錦水長。
三戶僅存能復國,共看子弟滿湖湘。
郴衡道中
春風作態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跡新。
垂柳如腰欲漫舞,碧桃有暈似輕顰。
恰似現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須趲行。
待到百花齊開日,與君攜手共芳辰。
別梅坑
共同事業尚艱辛,清酒盈樽喜對傾。
敢為葉坪弄政法,欣然沙壩搞財經。
去留心緒都嫌重,風雨荒雞盼早鳴。
贈我綈袍無限意,殷勤握手別梅坑。
游愛晚亭
到處楓林壓酒痕,十分景色賽天蓀。
千山灑遍杜鵑血,一縷難消帝子魂。
欲把神州回錦繡,頻將淚雨洗乾坤。
蘭成亦有關河感,不信沉沙鐵已深。
挽林修梅
六柳依然未改顏,誰憐零涕濕欄杆?
流傳勳業方朝日,新漲思潮付逝川!
……
十口竟為鹽米累,一棺猶陰道途艱。
卅年兄弟師兼友,審撫遺篇墨未殘!
人物故居
林伯渠故居坐落在臨澧縣修梅鎮涼水井村。始建於清光緒年間,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居民建築。林伯渠在這裡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 故居由於年久失修,僅存一道封火牆。為紀念跨越二個世紀的革命家林伯渠誕辰100周年,臨澧縣委縣政府於上世紀80年代動工修復。故居座北朝南,為三進,每兩進之間設一天井,有正房14間,雜室5間,建築面積857平方米。磚木結構,硬山頂,兩側封火牆造型,室內門、窗、壁、望板、地板均用木板拼合,並刷塗桐油成深褐色,後堂屋「九牧世家」之匾牌,高懸樑上。整個建築古樸典雅,且「詩禮伴家」之氣息濃厚。故居內開設六個陳列室、陳列林伯渠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圖片、照片和文物資料。故居前有稻田,後有茶山,左曬場,右池塘,腰圍約4米的千年古柏巍然屹立於前曬場中央,一派莊重肅穆的氣象。 「林伯渠故居」匾牌是鄧小平親筆題寫。
魂歸故里
經中央批准,中國革命「五老」之一林伯渠同志的骨灰由北京遷回家鄉常德臨澧修梅鎮。今天,骨灰安放儀式在林伯渠銅像廣場隆重舉行。
7時左右,林伯渠同志的骨灰在其親屬護送下,從林伯渠故居緩緩遷出,安放於林伯渠銅像廣場後的墓地。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許又聲,中國農工民主黨湖南省主委龔建明,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盧雍政等出席儀式並敬獻花籃。
林伯渠同志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和中共「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之一。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同志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作出了卓越貢獻,建立了不朽功勳。許又聲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省軍區和7100萬湖南人民,向林伯渠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林伯渠同志的親屬表示親切慰問。許又聲說,林伯渠同志是三湘兒女的優秀代表,是湖南人民永遠的驕傲。當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全國兩會精神,要把對林伯渠同志的緬懷之情化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際行動,為建設更加美麗富饒的湖南而努力奮鬥。
人社部原副部長、林伯渠長子林用三在儀式上動情地說,父親對家鄉人民始終懷着骨肉相連的深厚感情和難以割捨的赤子情懷,家鄉人民對父親也始終懷有發自內心的敬仰、血濃於水的親情。父親骨灰回歸故里安息,這既是他的遺願,也是家鄉人民的期盼。
中央和省直有關部門負責人、林伯渠同志生前好友及當地幹部、群眾代表參加安放儀式。[4]
人物評價
林伯渠是中國共產黨德高望重的領導人之一,也是嚴以律己、廉潔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記中醒目地寫到:一、遵守黨章黨紀。二、戒驕傲自滿。三、必須有系統地進行監督。四、加強馬列思想教育。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總是跟着進步的方向走,在危難的關頭,總是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質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由衷的敬仰和愛戴。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致悼詞說:「他經歷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三個歷史階段。在每個革命的歷史階段,他都是徹底的革命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個時代的弄潮人
1945年3月28日,毛澤東、朱德及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的負責人親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在這裡真誠地向一位「革命老戰士」祝賀其60壽辰。這位老戰士,就是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稱林伯渠為「老」,一是因為在黨內他年齡大一點,與19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和吳玉章並稱為「延安五老」;二是因為資歷老,最早的同盟會員之一、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第一槍」——八一南昌起義的參加者。在他逝世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悼詞評價說:「他(林伯渠)經歷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3個歷史階段。在每個革命的歷史階段,他都是徹底的革命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林伯渠,一個「自辛亥以來……總是站在革命最前線」的戰士。[5]
孫中山的舁櫬執紼人
1924年底,林伯渠作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農民部長,隨孫中山北上。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患肝癌不幸在北京逝世。林伯渠為孫中山舁櫬執紼,送靈至北京西山碧雲寺。
成為孫中山舁櫬執紼人,是林伯渠在清末民初革命和人生道路的一個象徵,他從1905年起就追隨孫中山鬧革命。
林伯渠出生於臨澧縣一個書香門第。1904年春天,林伯渠告別了家人、父老和師友,在護送官的陪同下,與湖南省數十名官費留日學生一起由長沙乘船前往日本。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坂日本國會議員阪本金彌的別莊,舉行成立大會,到會加盟的有留日中國學生和革命者100多人。會議公舉孫中山為總理,決定同盟會下設執行、評議和司法三部,推舉黃興任執行部庶務(相當於副總理)。會議通過的同盟會章程,確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林伯渠參加了這次會議,加入了同盟會。這是林伯渠一生事業的第一個重要起點,從此他便踏上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征途,成了職業革命家。以後,不管孫中山是受到內部同志的誤解、遭受敵人的武力打擊,還是多次組織武裝起義失敗、因經濟拮据而貧困潦倒,還是改造國民黨、推行國共合作,林伯渠都堅定地與孫中山站在一邊。[6]
革命路上的探索人
從日本回國後,林伯渠被派到吉林工作了整整4年,實施同盟會發動的「邊疆革命」。1910年5月,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林伯渠約在1911年8月被召回上海,接着被派往湖南工作,任務就是到湘西做策動西路巡防營的工作。武昌起義成功後,林伯渠在湖南常德發動起義工作。「二次革命」時,與同盟會舊友前往湖南,「督促宣布獨立」。湖南獨立後,林的堂兄林修梅任岳州要塞司令,林伯渠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參謀。他們曾效法洪秀全鐵鎖橫江的智謀,以載石沉船,阻止北軍渡江。「二次革命」失敗後,參加討袁的國民黨員也難以再在當地立足,林伯渠被迫亡命日本。1915年底,袁世凱在北京宣布稱帝,下令改元為「洪憲」,中國西南各省已起兵討袁。1916年2月底,林伯渠與李大釗遂結伴回國。4月上旬,林伯渠到湖南參加討袁(世凱)驅湯(薌銘)運動。
此時,程潛、林修梅等在雲南都督唐繼堯的支持下,組織湖南護國軍,一路從昆明、成都、湘西打到了長沙。可湖南督軍之位卻落在了譚延闓屁股下,隨程潛、林修梅進入長沙的林伯渠也被任命為都督府秘書兼總務科長,稍後又代理政務廳長。
1917年下半年後,全國進入軍閥混戰時期,湖南成了南北戰爭的重點戰場之一。
林伯渠對於護法戰爭最後竟得到這樣一個結果,自感到非常遺憾和失望。經過辛亥革命以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教訓,他終於認識到,孫中山所倡導的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樣一條道路,無論如何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他後來回憶,從同盟會起到民國成立後10年中,自己親自參加了每個階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鬥爭,經過了多少的挫折失敗,也流盡無數志士的鮮血,然而反動勢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統治着中國,政局的澄清總是那樣遙遠無期。雖然對於造成這種形勢的真正原因還不完全了解,但總覺得不能再重複過去所走過的道路,應該從痛苦的經驗中摸索出一條新路。究竟怎樣的幹下去才能把革命貫徹到底呢?當時對這樣的一個問題作出圓滿的答案是不容易的,完全靠着歐美式的議會政治無疑的已證明了不能完成這個任務。[7]
1921年1月入黨的共產黨人
1921年1月,林伯渠就是中共黨員,參加的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他的入黨介紹人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南陳(獨秀)北李(大釗)」。
原來,「二次革命」後,林伯渠亡命日本期間結識了李大釗。李大釗是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的學生。馬克思《資本論》的日文譯者河上肇,即是他的老師。李入學不久,就與志向相近的幾位同學組織經濟學會,開始研究有關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還組織了反袁團體中華學會。此時,林伯渠與好友易象、容伯挺等也組織了一個反袁團體乙卯學會。為使這兩個團體聯合起來,林伯渠曾多次到早稻田大學青年會、留日學生住地月印精舍訪晤李大釗等人,商談兩個團體的合併問題。很快這兩個團體即於1916年1月30日,在錦町政法學校合併為神州學會,並推舉李大釗為評議長,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為幹事。此後,林伯渠與李大釗成為摯友。
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對愁悶中的林伯渠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震動。他後來回憶說:「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啟示,知道了勞苦大眾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資本主義,知道了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動力,這個階級的解放事業是與全人類的命運血肉相關的。這些發現是從當時在北京和日本東京的幾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釗同志)寄給我的一些社會主義的宣傳品里得到的。就依靠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消滅了我的疑慮,漸漸地把握住真理。」
就在林伯渠思想已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時候,1920年秋冬之際,他接到李大釗從北京的來信。信中提到陳獨秀已在上海發起組織共產黨,李漢俊、沈玄廬、邵力子等人都參加了。李大釗自己和張國燾、鄧中夏也在北京組織了共產黨小組。信中還介紹林伯渠去會見在上海的陳獨秀。就在這年的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二號和陳獨秀見面,並進行了多次談話。
林伯渠在回憶自己革命經歷時說,他是「感於國內廣大勞苦群眾之受壓迫與受十月革命之影響」而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又說:「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後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於是慢慢地從痛苦的經驗中,發現了此路不通,終於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里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8]
開國大典的主持人
1949年11月,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中央決定調林伯渠到中央工作。林伯渠隨即告別了生活14年之久的陝甘寧邊區,前往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林伯渠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分乘汽車離開西柏坡,於25日到達北平。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召開,林伯渠代理秘書長。此時,林伯渠已經是63歲的高齡了,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他不辭勞苦,有時連續工作20多個小時。他端端正正寫下了這樣兩句話:「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並鄭重蓋上自己的印章。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被推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林伯渠主持開國大典,他以洪亮的聲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開始!」 接着,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軍樂聲中,毛澤東親自開啟電鈕,第一面新國旗在新中國的首都冉冉升起。歡樂聲中,54門禮炮齊鳴28響。
面對廣場上迎風招展的彩旗和歡樂的人群,站在毛澤東身後的林伯渠,靜靜地聽他用洪亮的聲音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從同盟會起走過漫長而曲折道路的林伯渠,滿懷激情,歡呼着新中國的誕生。他高興地觀看了閱兵式和五彩繽紛的節日焰火,直到晚8時30分才離開天安門。[9]
延安五老
延安五老,是【【中共黨中央】】駐於延安時,中央領導和全體機關幹部,對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五位老同志尊稱。
董必武 1886年—1975年 字潔畲,號壁伍,湖北紅安人。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
林伯渠 1886年—1960年 原名林祖涵,字邃園,號伯渠,湖南臨澧人。開國大典主持人。
徐特立 1877年—1968年 又名徐立華,湖南長沙人。是毛澤東在長沙師範學校求學時的校長。
謝覺哉 1884年—1971年 字煥南,學名維鑒,湖南省寧鄉人。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吳玉章 1878年—1966年 名永珊,號玉章,四川省榮縣人。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全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
參考文獻
- ↑ 林伯渠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8年10月16日 來源: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 ↑ 林伯渠: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他都是徹底的革命派——王震1986年3月5日在林伯渠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摘要)王 震 2011年11月10日09:0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 ↑ 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和國開國大典主持人人民網 2011年09月18日09:59 來源:《湖南日報》
- ↑ 林伯渠同志骨灰回歸故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3年04月03日07:48 來源:湖南日報
- ↑ 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和國開國大典主持人人民網 2011年09月18日09:59 來源:《湖南日報》
- ↑ 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和國開國大典主持人人民網 2011年09月18日09:59 來源:《湖南日報》
- ↑ 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和國開國大典主持人人民網 2011年09月18日09:59 來源:《湖南日報》
- ↑ 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和國開國大典主持人人民網 2011年09月18日09:59 來源:《湖南日報》
- ↑ 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和國開國大典主持人人民網 2011年09月18日09:59 來源:《湖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