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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烈侯
韩烈侯（？－前387年），姓名韩取，战国时期韩国君主，韩景侯之子。
人物简介
韩烈侯在位初期，叔父韩侠累任相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侠累争权结怨。烈侯三年（前397年）严遂以巨金收买聂政刺杀之。
为政举措
政治
韩烈侯时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韩烈侯实行改革。严遂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严遂所讲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韩烈侯时期，严遂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
农业
韩烈侯时期的韩国，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建国后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铧，镢，锄，镰等。铁农具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
韩烈侯时期牛耕在战国时期更加普遍。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条件。如果没有畜力和铁农具，深耕细作是不可能推广开，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就不会推动社会的变革。
生产经验更加丰富
农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已经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去认识和区别土壤，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农民已很重视对土地的施肥，“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施肥改良土壤
韩烈侯时期，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还推广一岁两熟制。
《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总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水平有根本性的提高
经济
韩烈侯时期，韩国商业也很发达，主要表现在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等方面。
⒈ 韩烈侯时期韩国商人们贩运于列国之间，扩大商品交换的范围，各地的特产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大商人更加活跃，如大商人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史记货殖列传》）大搞投机交易，赚取大量财富.河东盐商猗顿和邯郸冶铁商郭纵，富甲天下，交结诸侯，干预政治，阳翟大贾吕不韦，通过贩贱卖贵，家至千金，参与政治，官至丞相。
⒉ 韩烈侯时期，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战国时期出现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
⒊ 韩烈侯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金属货币的流通更加广泛了。当时金属货币有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主要有四种：燕，齐两国使用刀币，周，秦一带使用圆钱，三晋使用布币，楚国使用“蚁鼻钱”，金币一般以斤（十六两），镒（二十两）为计量单位，还有“饼金”和“郢爰”。（饼金为饼状金块，郢爰为方形金块）金属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历史典故
韩烈侯时期，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具酒，觞聂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邪?”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韩烈侯时期，聂政母死。既葬，除服。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卷二十七《韩二》）。
相关典故
话说赵国新近刚死了国君（公元前375年，赵敬侯去世，赵成侯继位），不便出远门打家劫舍。反正前方也有魏老大顶着，没他什么事，便私下盘算着搞点副业，韩国吞掉那一大块肉实在叫他眼馋。
于是，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刚好三年服孝期满，等于刑满释放，正好活动活动筋骨，也正好魏老大不在家，赵国出兵袭击卫国，占领卫国首都帝丘（河南濮阳）附近七十三个村落。
这就叫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
魏武侯的第一反映是，反了你啊。在北蔺（山西离石）这个地方狠狠教训了一下赵国。
魏武侯也觉得有必要经常给南方的楚国提个醒，遂攻占楚国之鲁阳（河南鲁山）。
那好吧，老大既然不高兴，那就打齐国去，让老大高兴高兴，算是立功赎罪，将功补过。
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赵国攻占齐国之鄄城（山东濮县）。
从博陵到阳关，到鄄城，如果从战略态势的角度来说，齐国西进的路线基本上被卡死了。
赵国的这步棋也是相当有脑子的。
然而令赵成侯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原本是很好的军事配合，没想到魏国人竟然又恼了，在他的后防线－－怀县（河南武陟）又结结实实地挨了魏国一棍。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魏武侯难道是疯了？
事实是，魏武侯没疯，但没疯比疯了还严重－－死了，时在周烈王五年（公元前371）。
魏武侯一生愚蠢，连死都是愚蠢的死。生前没有指定法定继承人，魏武侯的儿子魏罃与公子魏缓，为争夺君位，大打出手，致使国家陷入长达三年的大混乱。
由此可见，赵国挨的那一棍基本上只能自认倒霉，因为此时的魏国就象一个神经中枢出现紊乱的病人，尽管是间歇性发作，但在发病期间，其意志不能控制其行为，不要说挨棍子，就是挨刀子也是白挨。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不待别人动手，魏国自动分裂成二个国家。魏罃在大夫王错的帮助下，控制住以上党郡为中心的魏国东部地区，魏缓则以首都安邑（山西夏县）为中心，控制魏国西部领土。彼此刀兵相见，互不相让。
魏大夫王错见势不妙，于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亲往韩国搬救兵，打算借外力灭了魏缓。
可是韩国自有他的打算。
韩国大夫公孙颀对韩烈侯说：“扶持魏罃，将魏国一分为二，这是削弱魏国的最好办法。”韩烈侯当即表示同意，而赵成侯正惦记着那一记闷棍呢。
于是，韩烈侯与赵成侯一拍即合，充分发挥乘火打劫、落井下石之性格优势，联兵对魏国发动猛烈攻击，于浊泽（山西运城西南）一战击溃魏缓所部，进围魏国的首都安邑（山西夏县），大有一举灭之之势。
此时，曾经的魏老大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敌人已打到家门口了，家里却各怀鬼胎，分崩离析，人心涣散。
这基本上就是亡国之兆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三家灭智氏的历史就得重演。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奇迹竟然出现了。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这还真是地道的奇迹，绝无夸饰的成份。朝不保夕的魏国能够成功躲过此劫，纯属侥幸。
和城里的各怀鬼胎一样，城外的韩、赵也各有各的算盘。
关于战后如何处置魏国，韩烈侯与赵成侯之间闹起意见。赵成侯主张杀掉魏罃，扶持魏缓，我们乘机瓜分一部分土地也就算了。由此可见，魏缓是做了赵成侯的工作，正如王错做了韩烈侯的工作一样。
而韩烈侯则主张，顺势将魏国一分为二，这样变小的二魏国就无力再对韩、赵构成威胁。
应该说，韩烈侯的主张比较有杀伤力，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未尝不是削弱对手的好办法。这个办法现在还在用。比如二战之后的国际局势，朝鲜半岛的朝鲜与大韩民国，欧洲的东、西德，美国人甚至建议毛泽东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将中国一分为二，都是韩烈侯此类思维的体现。这样看来，韩烈侯还真有超前意识。
而赵成侯的意见则代表了当时诸侯国的普遍心态，安于现状并且维持现状，做稳自家土皇帝，足矣。至于一统河山之类，太遥远了嘛，相信子孙后代会有更高明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活在当下是关键。
他们的当下就是苟安现状。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苟安现状的思想给山东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极积进取的秦国利用山东六国的不思进取，遂各个击破，一统河山。
有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韩、赵两国为什么不把魏国彻底瓜分了，就如当年的三晋灭智伯一样？或许他们只是善良的海盗，尽管眼下是分出来单过了，毕竟曾经同处一个屋檐下，同在一个饭桌上吃过饭，情面多少还是要留一点的，并不想把事情做绝。
问题是，不想把事情做绝的赵成侯与韩烈侯，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最高明，最具有人情味，互相都想说服对方，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韩烈侯气呼呼地率先撤兵走人，赵成侯也气鼓鼓地跟着撤了。
魏罃乘机挥兵杀进城内，杀死魏缓，顺利当上魏国国君，是为魏惠王，《孟子》一书所说的梁惠王即是此人。
关于梁惠王其人，以后还会发生相当多的故事，愚蠢的故事，比他老爹魏武侯还蠢，魏国曾经的江湖老大地位到底终结在这个人手上。
视频
上下五千年春秋战国人物篇之-韩烈侯
参考资料
- ↑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