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例外的衰落》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没有例外的衰落是余秋雨写的一篇散文，出自出走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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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感受和现实感受很难分开，因为文明本身就有上下的粘连性。
有一个事实似乎不必讳避：我们这次见到的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都已衰落，无一例外。
相比之下，希腊的情况较好。虽然它的国力目前在西方世界处于衰势，也不再是国际文化中心，但希腊文明并没有衰亡，不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阐扬，而且作为这种文明的直接后代也能理解和继承。它的衰落只表现为没有能够保持当初的繁荣势头，但又有哪种文明能一直保持繁荣几千年呢?
希腊的悲剧在于，别人可以借着它远年的辉煌而复兴，而它自己却一直没有复兴起来。至于希腊当初衰落的直接原因我看是两个，一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旷日持久的政治内耗;二是既要迎战外敌，又要不断远征，造成致命劳损。但这两个原因与希腊文明的内在品性关系不大。
这样的背景使今天的希腊人在冷落中闲散自如、与世无争，要争也只是争一点历史荣誉和遗物归属而已，如奥林匹克和巴特农，却又适可而止，显现出一种年迈的健康。
埃及文明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就缺少明澈的理性，沉醉于自负的神秘。当它以庞大的雄姿切断了自己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其实也就切断了自己的延续使命。
底比斯(今卢克索)奇迹的缔造者们只希望自己以木乃伊的方式长存于世或再度复活，没有对后嗣的延续作切实的安排。
这些霸占了文明主宰权的法老又喜欢征战，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已称霸西亚，这对自己神秘的文明结构有损无益。待到地中海贸易重心由南移北，它就风光不再。然而，不远不近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成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直至阿拉伯人轮番讨伐的对象。
它昔日的辉煌使每一个占领者都力图割断它的历史，结果经过几度切割，古文字无人能识，古文献无人能懂，本体文明几近湮灭，只剩下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一些据称纯种的"法老人"后代，不断丁丁当当地修复着祖先陵墓，供外人参观。
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充分成熟的两河文明，已经以商业为主干，并从商业文明伸发出了《汉谟拉比法典》这样高水准的法律文明。但这种文明整体倾向实用，缺少深厚的人文基座，精神单薄、道德失控、享乐至上，文明更多地表现为财产的分配和争夺，因此直接诱发大量的战争。
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对商业文明的毁灭是不留余地的，彼此的报复更是比赛残酷。在很长时间内，巴比伦、亚述等地已无所谓文化良知，触目皆是非人性的行径，这真是对汉谟拉比的莫大嘲讽。
两河文明也把由商业推动的数学、天文学成果曲曲折折地留给了世界。但在本地，正如不少历史学家评价亚述的穷兵黩武时指出的，战争首先摧毁对方的高层文化，然后又剥夺双方最勇敢、最健康的生命，结果总是留下一大堆失去文化的萎弱躯体，去承受种种荒唐。为此，我们站在修复得崭新的巴比伦遗址前，感到一种难言的荒凉。
希伯来文明崇高而充满?伤、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处于动荡不安的流浪之中，因此把宗教当做了自己的疆土。
这种长期缺少实际疆土的文明终究难于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大格局，可以渗透广远却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
然而也正因为长期缺少实际疆土，它也不容易像其它文明一样土崩瓦解，而总是进退盈缩、悠悠不绝、前景难测。这也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总让人一言难尽，简直成了我们这次旅程中一个小小的思维陷阱。
波斯文明是另一种类型，几乎是依靠着两个伟大君主的个人魅力?巍然立世。如果没有居鲁士和大流士，它可能很难跻身几大古文明之中。
我在波塞波里斯的废墟中停留最久，遥想着这两位古代亚洲巨人是如何把他们知道的世界逐一纳入朝贡者名单的，但也不能不在夕阳残柱间感慨：这毕竟只是天?们的私人霸业，很难继承和延续。
他们身后，已是一派充满脂粉气的无能，更不待说今天那里早已是外来文明的天下，很少有人记得古代波斯的赫赫雄风。
至于印度河恒河文明的衰落，我看至少有一半与宗教迷误有关。轻视生命、厌弃人世、不负责任，最后甚至连腐朽、恶浊和奴役都能容忍，这就大大降低了文明自身的力度，以至良莠不分。
当智慧程度最高的佛教也终于被剥蚀之后，它就自然地沦为被奴役者。外来势力的残暴使底层社会的苟且生态愈加蔓延，即便时时爆发民族自尊，却也已丧失文明的尊严。
两千年前的几大文明，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衰落得合乎逻辑，却毕竟让人惊心。我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梳理这些感受，很想说得婉转一点，却终于未能如愿。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加德满都，夜宿Everest旅馆[1]
《信客》作者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此篇《信客》选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