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例外的衰落》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沒有例外的衰落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出走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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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感受和現實感受很難分開，因為文明本身就有上下的粘連性。
有一個事實似乎不必諱避：我們這次見到的人類幾大文明發祥地，都已衰落，無一例外。
相比之下，希臘的情況較好。雖然它的國力目前在西方世界處於衰勢，也不再是國際文化中心，但希臘文明並沒有衰亡，不僅仍然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和闡揚，而且作為這種文明的直接後代也能理解和繼承。它的衰落只表現為沒有能夠保持當初的繁榮勢頭，但又有哪種文明能一直保持繁榮幾千年呢?
希臘的悲劇在於，別人可以借着它遠年的輝煌而復興，而它自己卻一直沒有復興起來。至於希臘當初衰落的直接原因我看是兩個，一是雅典人與斯巴達人曠日持久的政治內耗;二是既要迎戰外敵，又要不斷遠征，造成致命勞損。但這兩個原因與希臘文明的內在品性關係不大。
這樣的背景使今天的希臘人在冷落中閒散自如、與世無爭，要爭也只是爭一點歷史榮譽和遺物歸屬而已，如奧林匹克和巴特農，卻又適可而止，顯現出一種年邁的健康。
埃及文明就不一樣了。一開始就缺少明澈的理性，沉醉於自負的神秘。當它以龐大的雄姿切斷了自己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其實也就切斷了自己的延續使命。
底比斯(今盧克索)奇蹟的締造者們只希望自己以木乃伊的方式長存於世或再度復活，沒有對後嗣的延續作切實的安排。
這些霸占了文明主宰權的法老又喜歡征戰，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紀就已稱霸西亞，這對自己神秘的文明結構有損無益。待到地中海貿易重心由南移北，它就風光不再。然而，不遠不近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成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直至阿拉伯人輪番討伐的對象。
它昔日的輝煌使每一個占領者都力圖割斷它的歷史，結果經過幾度切割，古文字無人能識，古文獻無人能懂，本體文明幾近湮滅，只剩下盧克索的尼羅河西岸一些據稱純種的"法老人"後代，不斷丁丁當當地修復着祖先陵墓，供外人參觀。
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充分成熟的兩河文明，已經以商業為主幹，並從商業文明伸發出了《漢謨拉比法典》這樣高水準的法律文明。但這種文明整體傾向實用，缺少深厚的人文基座，精神單薄、道德失控、享樂至上，文明更多地表現為財產的分配和爭奪，因此直接誘發大量的戰爭。
農業文明、遊牧文明對商業文明的毀滅是不留餘地的，彼此的報復更是比賽殘酷。在很長時間內，巴比倫、亞述等地已無所謂文化良知，觸目皆是非人性的行徑，這真是對漢謨拉比的莫大嘲諷。
兩河文明也把由商業推動的數學、天文學成果曲曲折折地留給了世界。但在本地，正如不少歷史學家評價亞述的窮兵黷武時指出的，戰爭首先摧毀對方的高層文化，然後又剝奪雙方最勇敢、最健康的生命，結果總是留下一大堆失去文化的萎弱軀體，去承受種種荒唐。為此，我們站在修復得嶄新的巴比倫遺址前，感到一種難言的荒涼。
希伯來文明崇高而充滿?傷、堅韌而缺少空間。它從一開始就處於動盪不安的流浪之中，因此把宗教當做了自己的疆土。
這種長期缺少實際疆土的文明終究難於建立起真正屬於自己的大格局，可以滲透廣遠卻又處處受掣，永遠處於自衛圖存的緊張之中。
然而也正因為長期缺少實際疆土，它也不容易像其它文明一樣土崩瓦解，而總是進退盈縮、悠悠不絕、前景難測。這也就是為什麼，耶路撒冷總讓人一言難盡，簡直成了我們這次旅程中一個小小的思維陷阱。
波斯文明是另一種類型，幾乎是依靠着兩個偉大君主的個人魅力?巍然立世。如果沒有居魯士和大流士，它可能很難躋身幾大古文明之中。
我在波塞波里斯的廢墟中停留最久，遙想着這兩位古代亞洲巨人是如何把他們知道的世界逐一納入朝貢者名單的，但也不能不在夕陽殘柱間感慨：這畢竟只是天?們的私人霸業，很難繼承和延續。
他們身後，已是一派充滿脂粉氣的無能，更不待說今天那裡早已是外來文明的天下，很少有人記得古代波斯的赫赫雄風。
至於印度河恆河文明的衰落，我看至少有一半與宗教迷誤有關。輕視生命、厭棄人世、不負責任，最後甚至連腐朽、惡濁和奴役都能容忍，這就大大降低了文明自身的力度，以至良莠不分。
當智慧程度最高的佛教也終於被剝蝕之後，它就自然地淪為被奴役者。外來勢力的殘暴使底層社會的苟且生態愈加蔓延，即便時時爆發民族自尊，卻也已喪失文明的尊嚴。
兩千年前的幾大文明，各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都衰落得合乎邏輯，卻畢竟讓人驚心。我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麓梳理這些感受，很想說得婉轉一點，卻終於未能如願。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加德滿都，夜宿Everest旅館[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