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中国历史名词,是指中国西晋时期北边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期间衰弱之际,征服汉地北部以夺取西晋政权(五胡十六国),形成与汉地南部的东晋政权鼎立之势。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馀年间,这些内徒的草原各族及汉族在汉地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破坏了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但也使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地汉族产生文化经济交往。由于汉族人口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迁移至汉地南部的长江和珠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进一步增进了南方的俚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目录
来源
中国传统上,外族都可以被泛称为胡人。在秦汉时,冒顿统一各族,形成匈奴帝国,成为北方诸胡的代表,因此,胡人有时成为匈奴的同义词。在东汉末年,北方各游牧民族,包括乌桓、羯、鲜卑、匈奴等,皆被称为胡人。在此时,也出现五胡或诸胡的说法。
五胡这个名称的来源,学界有所争议。从比较早的有关记载来看,胡人的称谓最初仅限于匈奴入居的河套地区。在秦末汉初,漠北的匈奴形成为一个领地很广的大型帝国,至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击败了其西境以月氏为首的诸多各民族联盟,还击败了其东境强大的东胡民族。这些被打败的游牧各族自然也就被纳入到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内。由于匈奴以胡自称,又适逢西汉初期汉匈和解,于是这些被匈奴降服的包括月氏、羌、东胡、丁零在内的各个游牧民族也一律被当时的汉朝人视为胡人看待,其被匈奴长期占领的游牧地带也都被默许为胡地。此后汉匈决裂,故此又多以匈奴一词来作为汉军主要作战对象的专称,以避免将匈奴体中其他各族同时摆放在敌对的位置上。王树民、孙仲汇、雷家骥等人认为,五胡即五部胡,源自刘渊领导的五部匈奴。但在这个时期的史书中,五胡常被当成所有胡人的泛称,未特定指某个种族,在谈到匈奴时,通常称其为匈奴,因此这个说法未得到学界一致认同。陈寅恪认为,五胡之名,起自于五德终始说,是图纬符命思想下的产物,并不特定指某个种族。周一良也支持这个说法。[1]
北魏史学家崔鸿以其中十六个国家撰写了《十六国春秋》(“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为十六”),因此中国史家又称此时期为五胡十六国。唐朝官方编辑的史书,如《晋书》等,由于诸胡入侵中华伴随著大规模种族灭绝行为,凡有此类性质都不被认为是正统国家,五胡乱华造成中国平民大规模减少,汉人不得不渡河南迁,中华正统政权南迁,史称“衣冠南渡”[2][3]。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首次提出五胡乱华这个名词。条中列举7个人︰刘聪、刘曜、石勒、石虎、慕容儁、符坚、慕容垂。但这7个人,分属4个民族,即匈奴、鲜卑、羯、氐,因此五胡概念在南宋时仍未完全确定。王应麟将五胡解释为“刘渊匈奴,石勒羯,慕容鲜卑,符洪氐,姚苌羌。”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将五胡定义为“匈奴、羯、鲜卑、氐、羌”。在胡三省之后,五胡即“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个定义开始被广泛接受。
背景和起因
汉朝在击败匈奴后,除了远遁到塞外的游牧民,留在原地的匈奴民族,受到汉王朝控制。
46年之后,东汉朝廷常以招引或强制的方式,将边疆的北方草原各族内迁,以便监控各族或是增加兵源和劳动力。朝廷有意识的削弱游牧民族的势力,降低其地位,以方便控制[4]。
曹操开始,魏晋就不遗馀力将匈奴、羯、氏、鲜卑、羌等各异民族内徒,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晋惠帝当时,发生了氐帅齐万年之乱,江统写下《徒戎论》,他看出异族的潜在威胁,于是主张徒民,但由于贾南风专政,所以并没有采纳江统的建言。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时,王浚和司马颖相攻,原本臣服于晋朝的匈奴人刘渊军团乘机割据汉地建国,建立汉国并俘虏晋怀愍二帝。晋朝丧失对华北的控制,而汉国随即分裂,其他胡人趁机起兵南下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此后百馀年不同民族在中原混战,于是中原大乱,史称“五胡乱华”。
过程
五胡乱华是由氐族及匈奴族揭开序幕。304年冬天,氐族领袖李雄占成都,自称“成都王”;史称成汉,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国号汉(后改赵,史称前赵)。是五胡建国的开始。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杀太子刘和即位。
311年(永嘉五年)四月,刘聪部下石勒歼晋军十多万人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屡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馀人。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晋怀帝,杀太子、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多人,并大肆发掘陵墓、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祸”或“永嘉之乱”等。
313年,刘聪毒死了晋怀帝。怀帝侄司马业(或作司马邺),在长安登基,是为晋愍帝。
317年晋愍帝被杀,士族王导、王敦等,扶植晋朝远房宗室司马睿,在建康登基,是为晋元帝,历时五十二年的西晋灭亡,东晋开始。
影响
永嘉之乱以后,华北长期陷于战争,民生经济大受破坏,人口锐减,晋室政权南下,改都建康,建立了东晋。
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洛阳倾覆以后,中原的士族男女十有六七到长江下游的江南避难。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截至南朝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近30万户,达到90多万。这些南迁的北人,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北方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纠合宗族乡党建立坞堡以自保。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在数个州开展,石勒其侄石虎更加残暴)。
当时北部的外族统治者在发动征战时,多趋用其他民族为前趋,如《宋书·柳元景传》北方被俘的汉族军士云:“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又,《宋书·臧质传》载拓跋寿致书臧质:“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臧质得书后,立即将此书另写以示北魏士众,并告之曰:“汝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皆以种族矛盾和正朔云云为号召[5]。
原先在中原地区的士族、仕人、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 逃亡到南方去,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淮和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在南北朝时期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在当时北方许多人眼中,东晋、刘宋等南方政权虽然局促一隅,但仍算是汉族的正统政权,因此王猛谏符坚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直到萧梁时,梁武帝萧衍都还被中原士大夫认为是“正朔”的代表。除了种族和正朔问题以外,汉地北部在异族统治时,虽有少数以仁政安百姓,但更多的是行横征暴敛,屠杀虐苛之事,因此,谢灵运言:“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此亦为北方汉人期待归汉之因。所以晋、宋的汉族政权多次北伐,亦往往利用北方汉民旧户以为助。如桓温伐符秦时,进军关中,抵灞上,“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刘裕北伐长安,王镇恶等乘利径趋潼关,为姚绍所拒,发生转输不充而乏食的问题,众心疑惧,大军无法及时救援,王镇恶于是亲至弘农,说谕当地汉族百姓,百姓竞送义租,军食复振。克长安,灭后秦后,刘裕欲离开长安南归,“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北方汉族人民,盼望回归汉族政权之情如是,乃至许多北方政权初起时,亦都打著晋官的名义,以号召民众归心[5]。
迁到南方的中原汉族与当地的汉族互相影响,形成了一种包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华北的六族(汉族、匈奴、鲜卑、羯、羌、氐)之间进行了长期混战和厮杀,(网上所传冉闵颁布杀胡令所传不属实,其诛杀胡人的原因是其与胡人在政治上不和,虽然当时汉人因为乱世导致人口锐减,但远远没有达到灭绝的程度。[来源请求])到五胡乱华的后期,除汉族和鲜卑族仍保持其势力与明显的民族认同外,匈奴、羯(匈奴中的白奴)、羌、氐战败后或被大量屠杀,或是逐渐被同化,鲜卑族拓拔部最终获取胜利,建立北魏之后逐渐统治华北地区。
五胡十六国时期地方政权年表
国名 | 首都 | 年代 | 开国者 | 末任君主 | 灭亡者 |
仇池 | 仇池 | 296—371 | 杨茂搜 | 杨纂 | 前秦 |
汉 | 江夏 | 303—304 | 丘沉 | 丘沉 | 东晋 |
成汉 | 成都 | 304—347 | 武帝李雄 | 李势 | 东晋 |
汉、前赵 | 离石、黎亭、蒲子、平阳、长安、上邽 | 304—329 | 光文帝刘渊 | 摄政太子刘熙 | 后赵 |
前燕 | 昌黎、棘城、龙城、蓟城、邺城 | 337—370 | 文明帝慕容皝 | 幽帝慕容𬀩 | 前秦 |
汉 | 马兰山 | 309—309 | 刘芒荡 | 刘芒荡 | 东晋 |
略阳 | 略阳 | 310—319 | 蒲洪 | 蒲洪 | 东晋 |
楚 | 竟陵 | 312—319 | 胡亢 | 杜曾 | 东晋 |
秦 | 陇右 | 316—320 | 虚除权渠 | 虚除权渠 | 前赵 |
辽西 | 令支 | 318—338 | 段末波 | 段辽 | 前燕 |
后赵 | 襄国、邺城 | 319—351 | 明帝石勒 | 石祗 | 冉魏 |
前凉 | 姑臧 | 320—376 | 成王张茂 | 张天锡 | 前秦 |
秦 | 阴密 | 320—320 | 句渠知 | 句渠知 | 前赵 |
凉 | 上邽 | 322—323 | 陈安 | 陈安 | 前赵 |
辽东 | 平郭 | 333—336 | 慕容仁 | 慕容仁 | 前燕 |
侯子光 | 杜南山 | 337—337 | 侯子光 | 侯子光 | 后赵 |
范贲 | 成都 | 347—349 | 范贲 | 范贲 | 东晋 |
黄韬 | 豫章 | 348—348 | 黄韬 | 黄韬 | 东晋 |
冉魏 | 邺城 | 350—352 | 冉闵 | 冉智 | 前燕 |
齐 | 广固 | 350—356 | 段龛 | 段龛 | 前燕 |
前秦 | 枋头、长安、晋阳、南安、湟中 | 350—394 | 惠武帝符洪(蒲洪) | 符崇 | 西秦 |
刘显 | 襄国 | 351—352 | 刘显 | 刘显 | 冉魏 |
秦 | 宜秋 | 352—352 | 张据 | 张据 | 前秦 |
段勤 | 绎幕 | 352—352 | 段勤 | 段勤 | 前燕 |
安国 | 鲁口 | 352—354 | 王午 | 吕护 | 前燕 |
苏林 | 无极 | 352—352 | 苏林 | 苏林 | 前燕 |
晋 | 平阳 | 353—353 | 刘康 | 刘康 | 前秦 |
成都 | 南郑 | 365—366 | 司马勋 | 司马勋 | 东晋 |
汉 | 广汉 | 370—370 | 李弘 | 李弘 | 东晋 |
蜀 | 绵竹 | 374—374 | 张育 | 张育 | 东晋 |
后燕 | 中山、龙城 | 384—436 | 武成帝慕容垂 | 昭成帝冯弘 | 北魏 |
西燕 | 华阴、阿房、长安、闻喜、长子 | 384—394 | 慕容泓 | 慕容永 | 后燕 |
后秦 | 北地、长安 | 384—417 | 武昭帝姚苌 | 姚泓 | 东晋 |
鲜于赵 | 行唐 | 385—385 | 鲜于乞 | 翟成 | 后燕 |
西秦 | 勇士堡、金城、西城、苑川、度支山、枹罕、南安 | 385—400,409—431 | 宣烈王乞伏国仁武元王乞伏干归 | 武元王乞伏干归乞伏暮末 | 后秦夏 |
后凉 | 姑臧 | 386—403 | 懿武帝吕光 | 吕隆 | 后秦 |
后匈奴 | 西平 | 387—? | 康宁 | ? | ? |
翟魏 | 黎阳、滑台 | 388—392 | 翟辽 | 翟钊 | 后燕 |
刘黎 | 皇丘 | 389—389 | 刘黎 | 刘黎 | 东晋 |
魏揭飞 | 杏城郊 | 389—389 | 冲天王魏揭飞 | 冲天王魏揭飞 | 后秦 |
法长 | 白狼城 | 390—390 | 法长 | 法长 | 后燕 |
秦 | 野人堡 | 393—393 | 窦冲 | 窦冲 | 后秦 |
南凉 | 廉川、金城、乐都、西宁、姑臧 | 397—414 | 武王秃发乌孤 | 景王秃发傉檀 | 西秦 |
北凉 | 张掖、姑臧 | 397—439 | 段业 | 沮渠牧犍 | 北魏 |
南燕 | 滑台、广固 | 398—410 | 献武帝慕容德 | 慕容超 | 东晋 |
南乌桓 | 南皮 | 398—399 | 张超 | 张超 | 北魏 |
秦 | 乞活堡 | 399—399 | 符广 | 符广 | 南燕 |
西凉 | 酒泉、敦煌 | 400—421 | 武宣王李暠 | 李恂 | 北凉 |
张翘 | 行唐 | 402—402 | 张翘 | 张翘 | 北魏 |
王始 | 泰山 | 403—403 | 王始 | 王始 | 南燕 |
桓楚 | 建康、江陵、涢县 | 403—405 | 武悼帝桓玄 | 桓振 | 东晋 |
谯蜀 | 成都 | 405—413 | 谯纵 | 谯纵 | 东晋 |
夏 | 统万、上邽、平凉 | 407—431 | 烈武帝赫连勃勃 | 赫连定 | 吐谷浑 |
曹龙 | 蒲子 | 413—413 | 曹龙 | 曹龙 | 北魏 |
北晋 | 河西 | 414—414 | 司马顺宰 | 司马顺宰 | 北魏 |
率善 | 上党、河内 | 415—416 | 白亚栗斯 | 刘虎 | 北魏 |
曹弘 | 平阳 | 416—416 | 曹弘 | 曹弘 | 后秦 |
桃阳 | 桃阳 | 417—419 | 彭利和 | 彭利和 | 北凉 |
参考文献
- ↑ 吴洪琳. “五胡”新释.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2013-09-26 [2013-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4-07) (中文).
- ↑ 《晋书》卷6〈元帝纪〉:“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
- ↑ 《晋书》〈后妃传〉下〈康献褚皇后〉:“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
- ↑ 《后汉书》卷37〈桓荣丁鸿列传〉:“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帝从之。”
- ↑ 5.0 5.1 陈恬仪《〈劝伐河北书〉的相关问题── 论谢灵运之北伐主张与晋、宋之南北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