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
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是設計和製造容易適應不同區域要求的產品的一種方式。它要求從產品中抽離所有地域語言，國家/地區和文化相關的元素。換言之，應用程序的功能和代碼設計考慮在不同地區運行的需要，其代碼簡化了不同本地版本的生產。開發這樣的程序的過程，就稱為國際化。在信息技術領域，國際化是指在設計軟件，將軟件與特定語言及地區脫鈎的過程。當軟件被移植到不同的語言及地區時，軟件本身不用做內部工程上的改變或修正。
目錄
理論應用
在經濟學中，國際化是企業有意識的追逐國際市場的行為體現。它即包括產品國際流動，也包括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美國學者理查德·D·羅賓遜(Richard D·Robinson)在其著作《企業國際化導論》一書中提出上述觀點。
國際化與城鎮化是中國夢的兩個翅膀
中國夢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新形象說法，已經成為中外解讀中國，研判「習李新政「的關鍵詞。
對如何實現中國夢，或者說「中國夢」[1]的達成方法、手段，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不過，中國夢有兩大關鍵，兩個翅膀：一翼是城鎮化，一翼是國際化。這應當是共識。
城鎮化確保國民福祉提升
中國夢的核心是民生夢，國民福祉是中國夢的目標。提高國民福祉的短期目標，是十八大確立的2020年實現國民收入翻番。
要實現國民收入的大幅提高，中國的經濟速度就不能太低。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國民收入提高就無從談起。對這一點，李克強總理在兩會上已經有明確的闡述。要實現、保持中國經濟速度的增長，目前看，城鎮化是非常現實的道路。
首先，中國要實現整體富裕，短板是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可以說，只有城鎮化才能通過集約化發展，擺脫西部整體貧窮現狀。尤其是在既要合理開發，又不能破壞環境，實現富強美麗中國目標的大前提約束下，西部地區不可能複製沿海地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早期發展道路，城鎮化幾乎是西部的唯一可選擇發展方式。
其次，城鎮化是對城市化的豐富、修正。中國近年來城市化建設比拼程度，不亞於GDP的比拼。究其原因，一是資源配置與城市地位、規模正相關，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副省會得到的資源完全不同；二是城市規模決定其對所在區域經濟帶動能力。發達國家都有龍頭城市帶動周邊城市的成功經驗。
從中國目前的經濟體量、成長速度等方面看，應該有遠比目前多的大中型城市湧現。西北地區、西南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都會像長三角以上海為龍頭，珠三角以廣州為龍頭一樣，形成自己的區域龍頭。不過，轉軌時期，地方雄心與國家意志很難達成一致。因此，必須有種新型發展方式，調節地方城市化與國家規劃間的衝突。
城鎮化就是避免城市化惡性發展，避免大規模造城運動的資源浪費的新政策、新手段，是激發經濟新活力，確保新增長的渠道。要實現中國夢，城鎮化這個翅膀必須張開。
國際化改良中國國際生存空間
中國夢的核心訴求是兩個：一是國民收入必須大幅提升，幸福感必須大幅提升，基本實現安居樂業；一是國際生存環境必須徹底改善，中國不能生活在妖魔化的國際氛圍中。城鎮化保證經濟增長速度，國際化改良國際生存空間。
國際化成為影響中國夢的關鍵問題之一，成為中國夢的兩大翅膀之一，緣於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
首先，國家權重變了，國際衡量尺度隨之而變，沒有國際化創新將無法勝任新的國際角色。
2011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經濟體量大了，國際地位變了，周邊國家的態度，國際社會看待中國的標準，都悄悄地發生了變化。如何遏制中國成為美國總統競選譁眾取寵的話題，中國企業合理的國際收購經常被莫名其妙否決，中國南海、東海都出現重大領土爭議。隨着中國實力的進一步增強，類似問題還會持續出現。不能適應新的國際環境，中國將無法成為區域大國、世界大國。
其次，中國進入新的外患期，需要進行國際化創新。
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擔心球籍問題。如今，面對周邊與國際社會的有色眼鏡，中國是在不卑不亢中如何融入國際大家庭的問題。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國際社會對中國有新的要求，中國對國際社會也有新的訴求。這些新的要求、訴求，不管合理與否，都要求中國以國際社會通行方式進行溝通。
今年的「兩會」，是一次國家戰略高度上國際化創新的重要會議。批准成立國家海洋局，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海洋爭議，有了政府合法渠道。這既避免了過去要麼外交部表態，要麼軍隊表態的尷尬局面，豐富了國家迴旋與騰挪空間。而外交部的人事安排，則更表明中國在短期內化解區域國際爭議，化解領海糾紛，為區域經濟和平繁榮做出貢獻，力爭開創雙贏或多贏局面。
當然，國際化是個長期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應對越來越複雜的國際局面，中國國際化創新的腳步，一刻也不能停止。同樣，城鎮化發展也要隨着環境的變遷而不斷創新。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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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 中國道路-中國夢，中國文明網
- ↑ 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