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日尾声(张文和)
作品欣赏
新日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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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声
孟良崮战役之后，我又随华野大军西出鲁西南，进军豫皖苏，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重大战役行动，后跟随陈毅市长驻扎在大上海，直至解放了全中国。
国内硝烟渐渐散去，我正准备请假回家与刘闯完婚之际，突然接到上级调防的命令。我随大部队坐上北去的闷罐车，跑了也不知几个昼夜。因为在闷罐车里难辨昼夜，而为了封锁消息，我们多是在夜晚才走出闷罐车活动活动，一直等到了目的地才知道到了东北的丹东，上级才传达了赴朝“抗美援朝”的动员令。部队也都换上了志愿军的标志。
原来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破坏中国红色政权的和平建设，见中国国内硝烟渐渐散去，就急急忙忙将战火引向了我国边境的鸭绿江边，并不时派飞机侵犯我领空，轰炸我东北工业基地。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中朝人民军队经过3年多的英勇拼杀，终于迫使美国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回国后，我才回家与刘闯举行了迟来十年的婚礼。姊妹五个我为长，但却是结婚最晚的一个。
之后不久我就响应党和国家“第三次大裁军”的号召，毅然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十余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垛庄任区委书记。
原垛庄区王区长认为是我抢占了原本应该由他接任的垛庄区委书记职务，因此处处与我过不去。
正巧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燕礼堂”大院挖坑建土炼钢炉之时，竟然在地下深处挖出了一坛银元。这正好被那个王区长得以利用拿来做文章，污称刘闯爹“私藏银元”。他公开站出来说：“现在许多地方连富农都被彻底清算了，但咱们这里的大地主竟然至今还没受到清算，还住着好房子，种着好地，经营着代表资本主义的酱园子、酒店、油坊、百货等店铺，居然还藏了这么多国家明令禁止私人持有的银元。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有人庇护的结果啊？”
我不得不公开解释说：“刘家那些房子和地，都是当时政府为了照顾革命家庭和烈士家属而给予的优待。也不是很多，只是比一般家庭略多一些而已。而刘家更多的房子和地都主动交给国家和集体了。至于那些酱园子、酒店、油坊、百货等店铺，按当时的政策也是允许经营的，况且现在也正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参与公私合营，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而那些银元，谁知道是哪朝哪代埋下的啊？在过去那长期战乱，匪患横行的年代，对大户人家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再说现在他们家里人肯定也不知道啊，如果是他们埋藏的，为何不在挖地基之前就偷偷转移了呢？”
我这些非常合情合理的解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没有人会听。不但没能为刘闯爹解脱，而且还被那个王区长把我污蔑为“丧失阶级立场，公然包庇大地主”，并反映到了县里。我因此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而受到处分，只好回到了老家杨树底村务农。那个王区长如愿夺去了他认为原本就应该属于他的区委书记的位子。
原来那个王区长之前也是军人，因负伤才提前专业到地方的。因为他的腿有点撇，所以人送外号“王二撇子”。又因为他走路时腿一撇、身子就一晃荡，因此也有人称他为“王二晃荡”。
这个“王二撇子”刚刚到地方时，不知道刘闯已经与我登记结婚。见刘闯长得漂亮，就挖空心思的与刘闯接触套近乎，并想方设法的关照刘闯家。其实多留给刘闯家的那些田地、房屋以及酱园子、酒店、油坊、百货店铺等等，也是“王二撇子”积极主动的做了大量工作争取的。他曾公开讲：“燕翼堂”对革命贡献非常大，理应得到关照和优待。他还时常找借口到刘闯爹爹家看看，百般向刘闯爹爹献殷勤。
然而，当有一天“王二撇子”恬不知耻的当面向刘闯表白时，才知道刘闯已经结婚了。但他不但没有就此收敛，仍然死皮赖脸的纠缠刘闯。有一次确实有点过分了，刘闯忍无可忍就扇了他一记耳光。之后“王二撇子”对刘闯和刘闯家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处处给刘闯白眼，处处刁难刘闯和刘闯爹爹家。
直到后来“王二撇子”处心积虑的找到了那个所谓“私藏银元”的机会，他就趁机借题发挥，一石多鸟，即如愿夺取了他自以为原本就属于他的区委书记的位子；也打击了刘闯，撤了刘闯财粮助理的职，报了刘闯打他的那一记耳光之仇；又取消了原本是他积极争取才给予刘闯爹爹家的那些优待。
“王二撇子”在“文革”期间更是飞黄腾达，牛气冲天，通过造反派的扶持和簇拥，还真的夺了权，由“联合派”在本县的小头目，一跃当上了相当于县太爷的县“革委会”主任。
那还了得！这在“文革”闹的最火热的时候，“革委会”主任那可是凌驾于党和政府乃至法律之上的，所有大权都一人独揽的，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他就是法、他就是天，真正握有生杀大权的土皇帝啊！据说他还乘着“嘎斯车”，模仿毛主席在县一中的大操场上检阅过红卫兵和造反派呢，那可是真牛气啊！还有一个老干部当场就直接死于他的批斗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决定实施拨乱反正政策。“王二撇子”被列为“文革三种人”（一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即紧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二指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即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三指打砸抢分子，即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和文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最终被开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据说他难以适应一落千丈的境遇，入狱时间不长就死了，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直到“王二撇子”被判刑之后，人们才从对他的调查材料中真正了解到他那“反革命投机分子”的真实面目。
原来“王二撇子”家原本是一个富户人家，按当时土改政策的划分标准，其阶级成分不是地主至少也是富农。然而由于其父是一个败家的赌徒，很快就把土地输的差不多了。为了减少吃饭的嘴，并让大儿子参加了国民党军，后来跟着吴华文当了汉奸。八路军来了之后，二儿子也就是这个“王二撇子”竟然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在“大青山突围”行动中因为跑的太急、慌不择路而摔伤右腿，只好退伍来到了地方。善于投机的他最后竟然当上了垛庄区副区长。
到实行土改时，他家的土地已所剩无几，只有少量好地勉强能维持一家人吃饭。“王二撇子”看土改已经势在必行，他认真研究了土改政策，毅然决定让其父把那仅有的、维持一家人吃饭的好地也卖了。就这样在“王二撇子”的亲手操作之下，他家不仅卖得了不少银元，土改时他家的阶级成分竟然划成了贫农，并且还分到了更多更好的土地。
其实他家的地就卖给了“王二撇子”的姑姑家，即“四刘楼”地主刘月财家。“王二撇子”可把他姑姑家坑的不轻，不仅这次坑得了不少银元，还在解放战争期间，因刘月财向国统区贩卖粮食被解放军查获，“王二撇子”骗刘月财说：要保命你就给我一百个大洋，我保你不死。其实刘月财向国统区贩卖粮食的事，就是“王二撇子”的妹妹在姑姑家当帮工发现，并告诉了“王二撇子”的。“王二撇子”因此还为妹妹争取了不少举报奖励呢。
我回到老家杨树底后，被大家推举我大队长，带领大家艰苦奋斗，整河治水，在杨树底河的上游修建水库，在下游疏通河道，筑堤造田，并以“自留地”、“小菜园”的形式分给每家每户，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帮助村民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深得村民的拥护。老支部书记也主动让权给我发展生产。
平反后我谢绝了任何职务安排，只要求负责帮助“恢复生产、整顿经济”，干一些实实在在的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之类的具体事务。
虽然没有任何职务，但我对党的感情和忠诚始终是矢志不渝的。即使在被他人诬陷，遭受到严重打击和挫折，被下放回家务农期间，我仍然坚定的相信党组织，决心永远跟党走，对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没有丝毫的动摇，并自觉履行一个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大家战山斗地，改造环境，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觉悟？”
其实我的觉悟并不很高，我只是从做战俘教育改造工作的实践中，悟出了有一个朴素的道理：即从国民党反动派失去民心、丢掉政权的教训之中，深刻认识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铁律的伟大力量，因此更加增强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我只是牢牢记得陈毅任上海市长之初对我们的教诲：“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不断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是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队伍。这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的，必须有实际行动，必须抓经济、抓生产、抓建设、抓市场稳定、抓民生改善，让老百姓早日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总之一句话，就是必须真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干实事，这样人民才会信赖我们，支持我们。”
像我恩师刘德胜团长那样的无数革命先烈血洒疆场，把宝贵的生命贡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我仍然活着，仍然能继续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干实事”，是我一生的最大理想和心愿，比比那些革命先烈，我有何不满足的？
因此我始终坚信：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也不能变。只有牢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腐朽的各个封建王朝失去民心、失去政权的教训，切实遵循“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铁律，踏踏实实的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让人民得实惠，享好处，就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会永葆党的青春，牢牢掌握执政权，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后 记
感谢父亲留下的遗产——厚厚的一摞笔记。父亲有点文化，又是侦察员出身，因而就养成了收集和积累资料的习惯。
说实话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让外人看来像样的遗产，唯一比较值钱的就是一幢老旧不堪的土坯草房，现在已经几乎坍塌了。原本有些许存款，但由于后来父亲重病7、8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待在医院里，一开始地方政府还不给报销，最后积蓄几乎也花光了。
但外人所不知道的一笔遗产，在我们子女眼里比金银都贵重，那就是老人家从小就讲给我们听的，他所亲身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以及被他视作宝贝，用防潮的牛皮纸包了好几层，后来塑料布不稀罕了之后又用塑料布包上几层，每年夏天还要拿到烈日下暴晒几次的他那些笔记资料。
老人家还时不时的翻阅一下那些笔记资料，况且越是年老了越是喜欢翻阅。虽然后来视力很差了，但老人家还是喜欢戴上高度的老花镜抽空翻阅一下，即使看不清，也要翻一番。特别是到临终前的一段时间，经常还示意儿女们把这些宝贝拿到他跟前，让他瞧一瞧。
我也经常读老人家的这些东西，并曾经建议老人家：能不能送到孟良崮纪念馆展览。老人家坚决反对：我那点文化水平，弄的这些东西，除了我自己，谁也看不明白，不能拿出去丢人！
老人家记录的那些笔记资料，一般人的确难以看明白。因为本来记得就比较凌乱，其间还有许多只有老人家自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的特殊符号，再加时日久远，纸质较差，底色变黄，字迹又变淡，且多是双面写的，更加模糊不清，看起来很费劲。
只有我能看明白这些东西。一是因为那里面的故事我基本都听老人家口述过，有的甚至不知听过多少遍；二是因为老人家奉之为宝贝，经常说自己文化水平太低，不然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写成小说。老人家也喜欢看《红日》小说，并总是自言自语的说：“我要是会写，凭我手中的这些资料，肯定比《红日》写的更真实，更全面，更具体，更生动。”受老人家的感染，因此我看的也比较多，结合文字的前言后语和老人家的讲述，有些不清楚的东西，包括那些特殊符号，我差不多也慢慢弄明白了其基本意思。
看多了我也觉得这些资料很有价值，有一次我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能把这些整理成小说。”
不想老人家信以为真，一再要求我把这些资料整理成小说。之后一见面就问我：“小说写了没有啊？”
我总是说：“工作太忙了，这个需要很多时间的。”
老人家也很理解的说：“是啊，干好本职工作要紧。”
其实不仅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写，我更怕写了找不到地方出版，或出版了没有人愿意看。
父亲生前留下遗愿，要求我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待其过世后，把那些东西都给他带走。他不愿意让别人看了笑话。我们尊重老人家的意见，全部给老人家带走了。但是，那些故事的情节和景象，的的确确都记在了我的脑海里，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我还抽空记录在了电脑里。
特别是退休在家闲来无事之后，这些故事情节和景象就时常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飘来飘去，好似老人家在催促我把他们写成小说。我想，现在基本也没啥要紧的事干了，再以工作忙推脱就对不起他老人家了，我从心里也过意不去。虽然老人家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仍然应该履行我的诺言，了却老人家未了的心愿。
于是就有了这部粗制滥造的、不知能否合乎小说规范、不知能否称得上“小说”的文稿。
由于本人的写作水平有限，加之此前从未写过小说，因此在创作初期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特别是关于战斗场景的描写，总觉得不到实地考察就很难把情节写的真实、可信和生动。而要跋山涉水实地踏访这么多山地，的确觉得精力和体力都难以达到，因此曾一度想放弃。但每每想到那些革命老前辈不惧流血牺牲的献身事迹和精神，就自我鼓励一定要写下去，一定要实地考察把故事写真实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革命老前辈们的牺牲和老人家的嘱托和心愿。总之是对革命老前辈的敬仰激励我最终完成了这部小说。
“正义之师天佑助”是父亲亲口说的。他说：“当我们进攻的大崮顶悬崖下面时，敌人占据崮顶有利地形，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所有可以登顶的通道。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时，老天突然送来滚滚乌云和狂风暴雨，瞬间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就是借助老天及时送来的夜色掩护，才偷偷爬上崮顶消灭最后敌人的。正义之师天佑助啊！没有老天的佑助，我们不知还要增加多少牺牲。”后来从父亲经常讲述和多处记录的“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拥军、支前等事例”，我渐渐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这天不仅是“老天”，更是民众之天、民心之天！
父亲还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遗产——一包军功章和纪念章，自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最后到抗美援朝战争。可惜的是在父亲去世的两年后，即2010年间，由于母亲一人比较孤独，就经常跟随儿女居住。不想老人家里遭到梁上君子光顾，把我母亲留在家里的、父亲的那份珍贵遗产给取走了。
后来那位梁上君子被某派出所逮住了，派出所工作人员电话向我核实了家中被盗一事，我特别说明了被盗的那包军功章和纪念章（其中包括一枚“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金质纪念章），但后来就了无音讯了。我托人向那个派出所所长打听了一下，也没有打听出个所以然来，是梁上君子没有交代还是怎么的，终究不得结果。
我们非常珍惜这份遗产，愿意以高价回收。哪位君子若有保存，请与我联系，我们保证不会追究其来龙去脉，也不会报案。我的联系方式：18669315169或QQ912573880或微信18669315169。切盼。
本书已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剧本，希望有人能拍成电视剧与广大观众见面，还希望有人能为陈毅元帅的《孟良崮大捷》谱曲，作为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 [1]
作者简介
张文和，山东省蒙阴县人，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