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企孫
留學生涯
1898年7月16日生於上海縣唐家弄一書香門第。祖父葉佳鎮曾獲得國子監簿街封賞，官至五品；父親葉景澐是1894年甲午江南鄉試第15名舉人，曾任敬業學堂校長、清華學堂國文教員、上海教育會會長等職務，參與編纂上海縣誌。
1907年，葉企孫到父親主持的上海敬業學堂讀書。
1911年初，清政府將遊美學務處改為清華學堂，葉企孫報考清華學堂獲得錄取，成為清華學堂的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員。
1911年10月因武昌起義爆發，清華學堂停課，葉企孫轉讀江南製造局兵工中學。
1913年夏清華學堂在上海恢復招生。再次報考並被錄取。
1918年6月畢業於清華學校畢業，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物理。
1920年獲物理學學士學位。
師從諾貝爾獎得主珀西·布里奇曼
葉企孫入讀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是諾貝爾獎得主、高壓物理創始人珀西·布里奇曼。 在哈佛大學讀書期間，葉企孫主要完成了兩件工作。
第一件是，在哈佛教授威廉·杜安指導下，葉企孫與H.Palmer合作用X射線測定普朗克常數，於1921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論文"A re-measur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nstant, h, by means of X-Rays"（《用X射線法重新測量輻射常數h》），其數值精確到小數點後第2位[a]。
第二件工作在導師珀西·布里奇曼指導下，開展測量流體靜壓力對鐵磁材料磁化率的影響的研究，工作於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為他的博士論文於1925年發表[b] [5]。 此兩件工作均是在導師指導下進行，並非獨立完成。
桃李滿天下
他終身未娶，無兒無女，但卻桃李滿天下。
他為新中國培養了79名院士，無黨無派，最終卻淪為國家罪人。
第一位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中國人，是他的學生林家翹。
第一位當選為美國工程院院士的中國人，是他的學生戴振鐸。
華羅庚說：「我一生得他愛護無盡。」 當時華羅庚只有初中學歷，是他力排眾議，讓華羅庚在清華數學系任教，又送往劍橋大學深造。
與華羅庚齊名，就讀於清華數學系的陳省身，同樣受益於他的諄諄教誨，日後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幾何學家，現代微分幾何之父。
獲得2015年雨果獎（科幻文學領域最具權威的獎項之一）的中文小說《三體》，以一位名叫葉哲泰的物理學家作為肇始。
在文革中，他被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批鬥致死。他嘆道：現實的引力太沈重了。
抗戰前的發展
1924年4月葉企孫獲任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改為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其間經東大化學系教授任鴻雋介紹加入中國科學社，擔任《科學》雜誌編輯。
1925年清華學校創立大學部，他應聘物理學副教授，把剛從東南大學畢業的趙忠堯、施汝為帶到清華擔任助教。
1926年清華學校大學部調整，開設學系。葉升為正教授並繼梅貽琦擔任物理系主任。
1929年清華大學理學院成立，出任理學院院長，被推舉為決定學校重大政策的7位評議員之一，此後一直是清華大學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
葉企孫住在原為外國教授住宅的清華北園7號，有工人負責飲食。清華的幾個單身教授也前往一同吃飯，並趁吃飯之機商議校政，策劃教育改革。這樣的一個「少壯派」教授群清華校史稱之為「北園7號飯糰」。
1926年到1937年間，葉企孫先後聘請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等著名教授到清華任教。以吳有訓為例，吳曾經協助導師阿瑟·康普頓驗證康普頓效應。
1931年葉企孫在德國，通過趙忠堯的介紹，聘請到哈勒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進行研究工作。他隨葉企孫到清華製造儀器設備，直至抗戰開始才轉至協和醫學院工作。吳有訓回國後一年多時間內曾轉任多家大學老師，葉企孫以比自己的薪水還高的薪水將他聘請過來。另僅有初中文憑，由熊慶來提攜的華羅庚，也是在葉企孫的支持下進入清華，從助理員做起擔任教職，後更被葉保送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
抗日戰爭至中共建國前
是一位愛國者
葉企孫是一位愛國者。他青年時期選擇科學救國的道路，便是他愛國主義的一種自發表現。在以後歲月里，這種愛國主義思想在他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3]
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葉企孫對日本軍隊的野蠻行徑表示強烈的憤慨；面對九·一八以來日軍侵略的步步擴大，他竭力主張抗擊。
1933年熱河輕易失守，他十分氣憤，和另外四位清華教授一起聯名提請召開臨時教授會議，給國民政府發了一封措詞嚴厲的電報，譴責不抵抗行徑，甚至呼籲嚴究「蔣委員長」、「宋代院長」的責任。
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動漢奸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葉企孫起草電文，和梅貽琦、陶孟和、胡適、張溪宕等北平教育界人士聯名通電全國，聲明「華北民眾無脫離中央之意」，揭露日偽漢奸分裂中國的陰謀。
1936年綏遠抗戰，葉企孫和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支持學生赴綏遠勞軍。同年11月和12月，二十九軍在紅山口和固安進行兩次對抗性軍事演習，他和學生一起前去慰問演習將士。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他的一位學生還記得他當年在課堂上講過的話：你們學物理不能光搞理論，打起仗來，你們也得做些實事，比如提高蒸汽機效率等。
獲得2015年雨果獎（科幻文學領域最具權威的獎項之一）的中文小說《三體》，以一位名叫葉哲泰的物理學家作為肇始。在文革中，他被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批鬥致死。
七七事變後不久，北平淪陷，清華大學奉命南遷，與北大、南開一起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7年9月，葉企孫抵達天津，準備乘船南下，但不幸染病，只得滯留天津住院治療。
一生解不開的結，是他的學生熊大縝
幸蒙他的得意門生之一，清華物理系助教熊大縝的細心照料，病情才較快好轉。熊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出生於上海，1935年畢業於清華物理系。葉、熊二人，相交甚篤，關系非同一般。葉企孫養病期間，清華大學決定在津設立臨時辦事處，負責幫功清華的師生員工南下和照管清華在天津的財産。辦事處由葉企孫領導，熊大鎮協助。就在這時，面對全國熊熊燃燒的抗日烈火，熊大縝毅然決定棄教從戎，前往冀中抗日根據地投身抗戰。從個人感情和熊大縝本人的前途考慮，葉企孫不同意他前往冀中，然而「事關抗日，事關民族救亡，我無法阻止，也沒有什麽理由可以阻止他」。
熊大縝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來到冀中根據地，先是在冀中軍區修械所擔任工程師，不久即任軍區印刷所長。由於熊精明能幹，又有專業知識，1938年6月，呂正操（當時的冀中軍區司令員）任命他為軍區供給部長。熊任職後，辦起了冀中軍區兵工廠，動員了一批技術人才到冀中參加抗日。還組織起了技術研究社，研製烈性炸藥、地雷、雷管和短波通訊工具等。他還通過各種關系和渠道購買了大批醫藥和醫療器械，裝備電台的原材料等。他們研製的烈性炸藥，成功地炸毀了日軍的機車。在熊大縝的領導下，冀中軍區的兵工生産一度搞得非常出色，配合部隊有力地打擊了侵華日軍。呂正操說，「熊大縝為創建冀中抗日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熊大縝放棄了赴德留學的機會，前往冀中抗日根據地，在呂正操將軍麾下擔任供給部部長。熊大縝利用清華所學，為部隊製造炸藥、雷管、無線電發報機等軍用物資，為地雷戰提供武器裝備；而老師本人則守在津門，為熊大縝提供支援。
葉企孫的悲劇
1939年，國共關係惡化，中共「鋤奸隊」展開政治運動，將熊大縝誣陷為特務，未經調查覈實，用石頭砸死。（熊大縝為了給解放區節省子彈，自己提出這樣的行刑要求） 在此後的若干年裡，他堅持為熊大縝奔走鳴冤，反令自己鋃鐺入獄。
文化大革命到來，這位七旬老者被指控為反動權威，「國家罪人」。
他變成了熊大縝變成中統特務的介紹者，慘遭毒打，脊骨受創，大小便失禁。
在聽說兩彈元勳[姚桐斌]]被亂棍打死，愛徒趙九章含恨自殺之後，他精神崩潰，出現幻覺。
文革後期獲釋，他一度在中關村大街上乞討，雙腿腫脹，身子屈成九十度。
文革結束，他亦長逝。據說臨死之前，口中還在喃喃：「回清華，回清華……」根據有關部門的要求，此人死訊，所有報刊均不予刊登。
1938年4月初，熊大縝派人到天津與葉企孫聯系，請求幫助，希望他為冀中介紹技術人才和購買軍用物資，葉企孫「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此後的一段時間裏，葉企孫奔波於天津、北平之間，物色技術人才，動員他們前往冀中投身抗日。他先後介紹了汪德熙、李廣信、門本中（閻裕昌）、胡大佛、顧宗直等多人到熊大縝那裏工作，他們中的多數後來成為冀中軍區兵工生産的骨幹。當冀中出現技術上的困難時，葉企孫本人一度也曾有過去冀中服務的考慮，但由於各種原因終於未去，堅持留在平津，冒著生命危險，為冀中購買軍用物資，其中有醫藥、炸藥原料、無線電零件、制備雷管用的化學原料和銅殼、鉑絲、電動起爆器等等。購買這些物資所用款項三萬多元也由他四處募捐籌集，其中有清華大學基金一萬元，清華子弟學校的基金一萬八千元，余為私人捐款，他本人手中的積蓄五百元全部拿出。
他在天津英租界內還領導了為冀中製造炸藥和裝配電台的工作，參加者有林風（清華大學化學系研究生）等人。
1938年9月，葉企孫接到梅貽琦來信，通知他前往昆明西南聯大任教，另有兩項理由也促使他南行。一是他為冀中籌借的資金已用罄，在日軍占領下的平律無法再籌集，購買軍用物資事難以繼續進行，他決定去南方後繼續為抗日籌款；二是他在天津的活動已受到日本人的注意，隨時有被捕的可能。
1938年10月5日，他離開天津，取道香港赴昆明。葉企孫到後方後，和冀中抗日根據地一度仍保持著聯系，他還想辦法為冀中籌集資金，購買製造軍事裝備的物資等。他還著文介紹冀中的抗戰情況，高度評價了冀中軍民的抗日鬥爭。
1939年春的鋤奸運動中，熊大縝被指控為國民黨派遣特務，被冀中軍區鋤奸部逮捕。嚴刑之下，熊大縝「供」出了葉企孫是「國民黨C.C.特務」（這就埋下了引發葉企孫晚年悲劇的最直接的動因）。受熊案株連的有幾十人，平津去的學生和科技人員全遭逮捕。熊大縝被野蠻處決後，共産黨上級組織派人到冀中重新審查此案，認為是除奸擴大化的做法，其餘人才被釋放。造成熊案的原因主要是國共合作氣候的變化和黨內一部分人對知識分子缺乏信任感。熊大縝的死是令人痛心的，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半個世紀後熊案才獲平反！
1948年底，解放軍逼近清華園，此時的葉企孫依然故我，他一生沒參加任何黨派，也不追隨任何黨派。他沒有上國民黨派來「搶救」教授的飛機，留在清華園，等待解決，因為他相信共産黨也是要辦教育、搞科學的。
1949年後至文革前
受命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
1949年5月，葉企孫欣然受命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
1950年3月又被教育部任命為改組後的清華大學校委會主任委員。組織上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響配合工作，主觀上他也想為教育事業多做貢獻，而且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他所堅持的學術獨立、民主辦學、教授治校的工作方法及辦學方針，與黨的要求有一定距離。
1952年，對於上級下達的院系調整方案，他認為不妥，出於對教育事業的責任心，他自己搞了一個清華大學的調整方案，結果遭到從上到下的批評。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他是有抵觸情緒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在這場運動中自覺不自覺地跟上了潮流，而他成了「落伍者」，他被指責為對「思想改造」沒有熱情，「分不清敵我界限」，比如梅貽琦是上級點名要批判的「敵人」，而葉企孫竟對他留戀，並為他的一些言行辯護。解放初，國內在對薩本棟的評價上頗有爭議，一些名學者甚至在公開場合也有抵毀薩的言行，葉企孫一生難得撰文，這時卻站出來寫了「薩本棟先生事略」一文，高度評價薩本棟對中國科學教育事業和清華物理系的貢獻。當然，他這樣做的結果，帶來的只能是更為激烈的指責和批評。面對現實，他不再作無謂的聲辯與反抗，他把別人批評他的話收集整理後，做了兩次公開檢討，總算被允許「通行」。
調北大物理系任教
1952年10月，院系調整後，葉企孫被調到北大物理系任教，從清華大學負責人到北大的一個普通教授，職位是下降了，但他十分情願，因為在他看來，在新形勢下，思想不與上級領導合拍，工作很難進行。能以擺脫領導工作而致力於教學和研究，實在勝過違心的盲從。
到北大後至文革開始這一時期，他的生活還算安穩，沒有大的波動。公開場合，他不與人爭，以求安甯。甚至在學術會議上他也很少發言，而把精力放在教學和讀書上，以求為國家多培養些有用人才。周圍的人總的來說對他還是尊重的，有關方面也希望讓他的威望和學識發揮一些作用。他當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表面上，他對許多政治問題，保持沈默，採取靜觀態度，然而他的內心是有一桿秤的，對各種社會現象，他都進行嚴格衡量，時時在私下不自覺地流露出他的看法，他認為李森科學說是僞科學，他主張學術研究應該兼容並蓄，自由發展，而不是搞什麽「階級鬥爭」；他對我國在外交上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頗有意見，認為這對我國的發展是不利的；對於許多宣傳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書，他很不以為然，認為這些書完全是建立在階級分析等基本假設之上的，人們必須先接受這些基本假設才行，大鳴大放時，他有先見之明，認為說了也沒用，還可能會帶來麻煩，從而沒有成為「右派」，但他對於右派所受到的處理方法堅持認為不妥，在路上碰到右派學生也不避嫌，主動接近，給他們以安慰；「浮誇風」盛行時，他每日看報旁邊必放著紙和筆，對報紙公布的統計數字，一再核對檢驗，不受欺騙。
那些年裏，各種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但葉企孫因為沒有進行正面對抗，平安地度過了十幾年，他頭腦中繃緊的弦有些放鬆了，再加上一絲不苟的學術態度和正直感，「文革」前險些惹禍上身：1965年，《紅旗》雜志上發表了日本物理學家販田昌一《關於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一文，有關方面召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科學家開展討論，絕大部分科學家在當時環境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說了一些套話，機械地說明唯物辯證法對科學研究的指導作用，批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對科學發展的阻礙作用，葉企孫是唯一公開站出來唱反調的人!他覺得那樣去理解科學發展和評價著名科學家恐失之於教條。「對曆史上著名的科學家必須具體分析，給予正確評價」。並提出話難：「科學史上確有些例子，表明一個有唯心觀點或形而上學觀點的科學家也能做出重要貢獻，為什麽是這樣？」許多人為他的這一舉動而擔心，還算僥幸，「文革」隨後爆發，這件事便被衝淡了。
文革至逝世
打倒C.C.大特務葉企孫
十年動亂開始時，葉企孫尚未受到衝擊，仍在堅守著教學崗位。然而，好景不長，1967年6月，國家經委、化工部、中國科學院的紅衛兵翻出熊大縝案批鬥呂正操時，前往北大葉企孫家中進行所謂調查，被北大的紅衛兵組織獲悉，立即貼出了「打倒C.C.大特務葉企孫」的大標語和大字報，繼而開始了對葉企孫的揪鬥、審查，並被關進牛棚。肉體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備受摧殘，他精神近乎崩潰，得了幻聽症，天天「聽」到造反派們在廣播裏點名批判他並能對他的一切行動做出反應，多麽絕望的感覺!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運降臨，中央軍委辦公廳竟將他逮捕，關押時間長達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這期間發生了什麽我們無從得知，他後來也絕口不提，說是已答應過要保密。
不過，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他在裏面寫過不少交待材料，因為其中一些被裝入他的檔案；在此期間他患了前列腺肥大症，放出後已兩腿腫脹，步履艱難。
葉企孫被送回北大後，學校繼續對他的「特務問題」進行審查，工資停發，只發少量生活費，家已被抄，而且住房也已易主，他被安排在一間學生宿舍裏。當時不少人在海澱中關村一帶見到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除了飽受物質生活方面的困苦外，更難堪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無休止地「交待」，「悔過」，人性遭到空前毀滅！就在如此境況下，他仍以堅韌的毅力，頑強地支撐著，他從不因委屈而向任何人傾訴，而是默默地忍受著一切，這種「濡」味，這種「達觀」，曾讓不少人百感交集，心酸難禁！物理學家錢臨照曾把葉企孫與另一位物理學老前輩饒毓泰作比較，深有感觸地說：他們兩人都很剛強，但饒先生像玻璃，雖然硬，卻容易碎，而葉先生象一塊鋼，不僅硬，還有Plasticity塑性）。然而，正是這種塑性對他晚年的悲劇起著相當的深化作用。
1972年5月，有關一方面對葉企孫的「C.C.特務」問題，做出了「查無實據……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以示「寬大」。他恢複了教授待遇，住進北大公寓。這時他的前列腺肥大症已是很重了，行走不便，因小便失禁，無法就床安寢。
1973年教授體檢，醫囑需動手術治療，並警告若不及時採取措施，腎髒隨時可能壞死，然而葉企孫認為自己的病狀是人體自然衰老現象，他說，「這是一個不可逆過程，無須治療。」在他看來，他一生要做的事已基本做完，即使做手術治療能延長幾年壽命，也無多大意義。何況，幾年來，他已嘗夠了世態炎涼，一些本來應該幫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幫助他的人，避之猶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諱莫如深，更不必說主動來過問他的病情，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過程」的進展。
慘淡地告別了人世
1977年新年伊始，中華大地已綻出幾絲春的暖意，但在葉企孫的生命曆程中，卻是最寒冷的冬日，疾病一誤再誤，生命的活力終於耗盡，1月9日有人發現葉企孫說話混亂，11日完全昏迷，12日才被送到北大校醫院，因情況危急，馬上送到北醫三院，但卻不讓住院，只準在觀察室停留，不得已走後門才算弄到了病床，然而為時已晚矣。[4]1977年1月13日21時30分，葉企孫帶著所謂「曆史問題」的尾巴，慘淡地告別了人世。 葉企孫去了，然而以他為主角的悲劇卻仍在繼續，北京大學有關方面為再次表示「寬大」，根據「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辦法，於1977年1月19日召開了一個小規模的追悼會。從此之後的近十年間，他的名字和事跡很少有人提起，仿佛這個世界上從未有過葉企孫這個人一樣。
終於得以平反
1986年8月，在呂正操將軍的努力下，河北省委做出了為熊大縝平反的決定，至此，葉企孫的所謂「曆史問題」終於化為烏有！
這種結果雖然是公正的，但卻並不是曆史的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某幾個人已經死了，而另外幾個人還活著！[5]
他和熊大縝終於得以平反。此時距離他去世，已十年之久；而他的學生熊大縝，冤死已近五十年。
1992年，海內外上百位學者聯名呼籲，請求清華大學為他樹立銅像。
1995年，銅像落成。
一生培養79位院士的大師—葉企孫
葉企孫，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清華大學校長，一生培養出了79名院士。
葉企孫，13歲成為清華大學第一批學生，20歲進入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又考取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
20世紀20年代他與合作者對普朗克常數作了精確測定，其值被國際物理學界沿用16年之久，開創了高壓磁化的正確方法。
27歲創建了清華大學物理學系，30歲創建了清華理學院，創建了算學、物理、化學等6個系，清華以此成為全國頂尖高校。
1968年，70歲的葉企孫含冤入獄，出獄後，破衣爛衫在大街上流浪乞討為生，沒有人知道，這位佝僂着背的老人，竟然是中國物理學的一代宗師。
他終生未婚，沒有子女，卻為泱泱大國培養了萬千英才。23歲成就享譽全世界，盛名時拒絕誘惑歸國，一生奉獻給了清華，培養出像李政道、錢三強、華羅庚、楊振寧等79名院士。
葉企孫先生是時代的先驅，是民族的脊樑，他身上難能可貴的品格、人性光輝值得我們後人去銘記去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