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紅彥

閻紅彥（yan hong yan）（1909-1967），男，漢族，1909年10月生，陝西省安定（今子長）縣瓦窯堡人，原名閻候雁，曾用名周濟、陳一川，西北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中等文化程度，上將軍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逝世。

閻紅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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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09年10月26日
國籍	中國
別名	原名閻候雁，曾用名周濟、陳一川
職業	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
知名於	開國上將西北紅軍創建人之一陝甘革命根據地創建人
知名作品

目錄

人物簡介

閻紅彥(1909-1967)，又名侯雁。陝西安定(今子長)人。1909年10月出生於陝西省安定（今子長）縣瓦窯堡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創建晉西遊擊隊，是紅軍陝甘游擊隊的創始人之一，轉戰南北，為建立新中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共和國第一批授銜的上將。全國解放後，他先後擔任四川省委書記、副省長兼重慶市委第一書記。1959年廬山會議後，調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委、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為雲南邊疆民族地區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留下了歷史性的業績。

他主持雲南工作的7年，正是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左」傾錯誤日益嚴重，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困難。廬山會議又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錯誤批判，嚴重地破壞了正常的政治生活。1960年冬，全國開始執行一系列調整措施，逐步扭轉局勢，出現了恢復發展的好勢頭。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後，又「以階級鬥爭為綱」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5年初，更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階級鬥爭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到極端，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在這樣情況複雜、處境艱難的形勢下，閻紅彥同志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好思想、好作風，通過系統的調查研究，集中群眾智慧和經驗，採取一系列獨特的具體政策措施，大膽地解決了一批急迫問題，穩定了形勢，發展了生產，改善了群眾生活，增強了民族團結。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對陳伯達、江青等人挑動群眾衝擊政府機關、揪斗領導幹部的做法極為反感，曾在電話中義正詞嚴地質問陳伯達「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這樣幹下去，是要出亂子的！」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飲恨自殺，留有「我是被陳伯達、江青逼死的」字條。1978年1月，中共中央對其冤案予以平反，並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大事記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10月參加清澗暴動，失敗後在陝北、晉西一帶進行兵運工作。

1930年後根據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率領一部分武裝在汾陽、孝義、中陽地區開展革命鬥爭。

1931年春與吳岱峰等人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隊，任副大隊長，與吳岱峰率部東渡黃河來到陝甘之後任大隊長。同年秋，晉西遊擊隊先後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謝子長擔任總指揮，他和吳岱峰分別擔任擔任副總指揮兼第一、第二大隊大隊長，劉志丹到陝甘省委檢討之後亦歸隊任副總指揮。閻紅彥是陝甘晉紅軍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是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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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底因受「左」傾路線的排擠，離開了游擊隊，赴上海學習。

1933年至1934年夏，先後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和河北省委軍委工作，曾在綏遠的孫殿英部開展兵運活動。

1934年秋去莫斯科學習。

1935年回國。

1936年任陝北沿河游擊隊司令員。東徵結束後，沿河游擊隊改編為紅軍第三十軍，任軍長。

1937年至1939年任西北留守兵團第三團團長。

1939年至1942年任留守兵團警備一旅政治委員，曾參與指揮粉碎日本侵略軍企圖西渡黃河的戰鬥。後調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後任太行軍區三縱隊副司令員、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

1948年任三兵團政治部主任。

1949年冬任川東行署主任、川東區黨委第一副書記兼統戰部部長、川東行署人民法院院長，在領導當地人民進行土改、鎮反及恢復和發展生產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1952年~1954年任四川省委副書記、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5年任四川省委第四書記兼副省長及重慶市委書記。

1956年任四川省委書記兼四川省副省長、重慶市委第一書記。

1958年任西南協作區委員會委員。他敢於實事求是，對當時的浮誇風和某些「左」的錯誤進行了揭露和鬥爭。

1969年8月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部隊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1963年12月兼任雲南省政治協商會議主席。他從雲南多民族的特點出發，堅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提倡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先進科學技術，學文化、講衛生，發展商品經濟，使邊疆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精神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到迫害，

1967年1月8日含冤去世（說他自殺，難以服人）。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共雲南省委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革命生涯

1924年為維持生計入陝北軍閥井岳秀部當兵，在李象九、謝子長等共產黨人的影響下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0月隨部參加清澗起義，失敗後在陝西、山西從事革命活動，組織工農武裝。1931年參與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大隊，任副大隊長、大隊長，在呂梁山區開展艱苦的游擊戰爭，開展打土豪鬥爭。後率部西渡黃河，轉戰到陝北地區，所部亦改編為陝北游擊隊。同年10月率部與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會合，任新成立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第1支隊第1大隊大隊長。1932年2月，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先後任第1大隊大隊長、第5支隊支隊長，率部在渭北地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被當地群眾譽為救苦救難的「神軍」。

同年6月任陝甘游擊隊總指揮，參與創建陝甘工農紅軍和開闢以正寧為中心的陝甘蘇區。8月因對「左」傾冒險主義及其給部隊和作戰帶來的損失提出意見，被中共陝西省委錯誤地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而被撤銷總指揮職務。12月在組建紅26軍時，與謝子長、劉志丹等被指責為「上山主義」、「逃跑主義」等而遭排擠。1933年到上海中央局學習。後赴天津、熱河（今分屬遼寧、河北和內蒙古）、北平（今北京）、張家口等地，先後在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和中共河北省委軍委工作。

1934年被選派為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到蘇聯莫斯科，入國際馬列學院、蘇聯紅軍陸軍大學學習。後因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失去電訊聯繫，於1935年4月受命送密電碼回國，同年底到達陝北。1936年初任中國工農紅軍沿河游擊司令，擔負封鎖黃河沿岸、保障紅一方面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的任務。3月任第30軍軍長、政治委員，率部參加東征戰役。回師陝北後，指揮所部在瓦窯堡地區抗擊國民黨軍進攻，掩護中共中央機關安全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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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警備第3團團長。1939年任警備第1旅政治委員，率部駐防甘泉、富縣一帶，鎮守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1942年入中共中央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第3縱隊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參加邯鄲、隴海路、定陶等戰役。1947年春在豫北攻勢中，指揮部隊攻克湯陰城，全殲國民黨軍暫編第3縱隊，俘其司令孫殿英。繼而參加魯西南戰役，並隨部進軍大別山。1948年10月在鄭州戰役中，率主攻部隊猛打猛衝，同兄弟部隊一起將守敵全殲於市郊。淮海戰役中，參加圍殲黃維兵團的戰鬥。1949年任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渡江戰役和向西南進軍。

1949年12月任中共川東區委副書記、川東行署主任，大力整頓社會秩序，領導群眾恢復和發展生產。1952年起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書記，四川軍區副政治委員，四川省副省長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959年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對陳伯達、江青等人挑動群眾衝擊政府機關、揪斗領導幹部的做法極為反感，曾在電話中義正詞嚴地質問陳伯達「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這樣幹下去，是要出亂子的！」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飲恨自殺，留有「我是被陳伯達、江青逼死的」字條。1978年1月，中共中央對其冤案予以平反，並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人物事件

反對高崗

1955年，新中國為55名在民族解放與獨立戰爭中出生入死立下了不朽功勳的解放軍高級指揮員授予了上將軍銜，史稱「開國上將」。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這五十多名開國將軍大都受到了衝擊。其中，有的人，為了自保，晚節不保，上了林彪江青的賊船，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有的人，受了左傾思潮的影響，淪為打手，對自己治下無辜而又善良的人民群眾慘下毒手，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但有一個人，不顧個人安危，對林彪、「四人幫」奮起抗爭，最後服毒自殺以死抗爭。這個人，就是與劉志丹同為陝北革命根據地早期領導人，建國後先後任四川省委副書記、雲南省委書記的開國上將閻紅彥。

閻紅彥天生一副犟脾氣，為人正派，剛正不阿，堅持正義，只唯實，不唯上。不論是天王老子，不論對方官再大，只要認為你說的話不在理，他都會加以反駁，據理力爭，不顧個人安危，不計後果。為此，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沒少吃虧。

1942年夏，閻紅彥在延安的中央黨校學習。那時，延安整風已經開始。有人揭露時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偽造履歷，在戰鬥中貪生怕死臨陣脫逃。一天，高崗找到閻紅彥，要閻紅彥向組織作證，自己在陝甘游擊隊剛組建時，就是游擊隊隊委；臨鎮戰鬥中他臨陣脫逃是被人綁架走的。作證的交換條件，是讓閻紅彥擔任師長。但閻紅彥不為所動，實事求是一針見血地當面向高指出：當年高崗只是陝甘游擊隊三支隊二大隊的政委，根本不是陝甘游擊隊隊委。而且，在臨鎮戰鬥中，高崗臨陣脫逃，當了逃兵，當時隊委會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並對其進行通緝。後來，高崗自動回來了，隊裡就給了他個留黨察看的處分，讓他下去當了戰士。為此，二人大吵一架。之後，高崗就一直在中央高層領導面前說閻紅彥的壞話。

1945年黨的七大上，高崗被提名為中央委員並進入政治局。閻紅彥根據多年來對高崗的了解觀察，向劉少奇、任弼時提出了反對意見，指出高崗偽造歷史，臨陣脫逃，品質不好，詭計多端，不可信賴，但他的意見未被重視，還被誤解和批評。其後，閻紅彥受到了組織批判，康生代表黨中央宣布：「高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後不准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

直到1954年，高崗因同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受到揭發和批判而自殺身亡，中央高層才知道當初是錯怪了閻紅彥。毛澤東公開向閻紅彥道歉說：「閻紅彥同志，很對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當時只怪我看錯了人。」

公共食堂

1959年8月，閻紅彥走馬上任，去雲南做了省委書記，成了名符其實的封疆大吏。當時，神州大地正在大搞三面紅旗，雲南和其他省份一樣，官僚主義、浮誇風盛行，群眾超長時間、超負荷勞動和糧食不夠吃，造成了雲南解放以來人為的群眾大規模死亡。而閻紅彥能接觸到的報紙上，只是一味地宣傳我們的形勢大好。閻紅彥老家的親戚給他寫信，說那兒餓死了很多人。閻問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沒人敢向他說實話。閻紅彥就帶着自己的秘書李原一起下去微服私訪。閻紅彥一行走過了雲南很多縣份。一路上，他們看到了每個村子都是浮腫病蔓延，路邊有很多餓死倒斃的農民，成群結隊的邊民不得不外出要飯。閻紅彥流淚了，對李原說：「和平年代餓死這麼多人，一定是我們的政策出問題了。」

在麻栗坡，閻紅彥遇到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婆在雨中手拄拐杖氣喘吁吁地趕路。老婆婆對閻紅彥說，自己是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去公共食堂吃飯的。老婆婆說：「過了這道梁，還要爬一個坡，吃頓飯真難啊。」路邊的群眾對閻說：「老婆婆還不算遠，最遠的人，要騎着毛驢去食堂吃飯，三十多里路呢。吃完飯回家不久又得準備來吃下頓飯。」

雲南省在閻紅彥的主持下，經過一系列調整工作，經濟情況出現了良好的變化。三年後，雲南省的糧食產量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全省城鄉市場繁榮，肉食、主副食品敞開供應，物價穩定，一躍成為全國經濟狀況明顯好轉、人民生活改善幅度較大的省區之一。

勇斗陳伯達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當年10月，閻紅彥被江青、陳伯達召集到北京參加揭發批判鄧小平的會議。會上，謝富治揭發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動搖，企圖後撤，犯有逃跑主義的罪行」。在淮海戰役中擔任縱隊司令員的閻紅彥立即站起來反駁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整個淮海戰役期間，中野總部一直是隨我們三縱行動的，鄧小平一直是和我們在一起的。」他又問原三縱作戰部長、時任昆明市委書記的趙增益：「你聽說過這件事沒？」趙回答說：「沒有。」閻紅彥反駁弄得江青、陳伯達和謝富治都漲紅了臉，氣急敗壞無話可說，此次揭發鄧小平的會議因此不歡而散。至此，閻紅彥被中央文革視為「走資派」，在之後的運動中飽受摧殘。

為了保護閻紅彥，葉劍英元帥專門從北京打電話給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讓他一定要設法保證閻紅彥的人身安全。秦基偉召開昆明軍區黨委會議，責成副司令員王銀山專門負責閻紅彥全家的安全。王銀山安排部隊將閻紅彥和他的妻子接到雲南省軍區警衛團駐地小麥峪。

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連忙向江青和陳伯達匯報。江青在北京的文革會議上公開叫囂：「閻紅彥壓製造反小將，昆明現在是死水一潭。中央文革要派出力量，去昆明扭轉局勢。」於是，北京和昆明的街頭到處都出現了「炮轟閻紅彥」的大字報。

至此，閻紅彥已經被江青一夥列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劫難逃了。1967年1月4日，雲南省造反派準備在昆明檢閱台廣場召開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由於找不到閻紅彥，造反派報告了中央文革。1月8日凌晨，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接通了閻紅彥的電話，對閻紅彥咆哮道：「為什麼要躲起來？為什麼不敢見革命群眾？斗一兩次就怕了？我看斗十次八次也沒問題。不要見不得風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見面！這是中央的決定！」

天不怕地不怕的閻紅彥立即對陳伯達反唇相罵：「你能代表中央嗎？我就不承認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況，只知道亂髮號令。我看你是想把雲南搞亂，把國家搞亂……」二人在電話中大吵一通，各自狠狠地掛了電話。

放下電話，閻紅彥心亂如麻。他知道，自己和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發生了爭吵，對方肯定不會放過自己。他為中國的前程憂慮，他也知道造反派肯定很快就能找到小麥峪，將他和妻子抓去批鬥。他不願意忍受屈辱，不願意再看到江青、陳伯達在自己面前頤指氣使。他要以死抗爭。

於是，在寫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陳伯達」的遺言後，一代名將閻紅彥吞下了自己早已準備好的安眠藥，自殺身亡。閻紅彥成了在文革中唯一一個自殺的開國上將，也是第一個自殺身亡的省委書記。

閻紅彥死後，江青一夥下令不准開追悼會。可是昆明黨、政、軍機關幹部和群眾，自發地為閻紅彥舉行了莊嚴的追悼儀式。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指出：「閻紅彥是個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雲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錯，這個人正派，耿直剛強，要不是林彪、『四人幫』迫害，他不會死。」

1978年1月24日，閻紅彥骨灰被移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廳中區。鄧小平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及閻紅彥生前好友380餘人參加了儀式。2月15日，中共雲南省委、中共昆明軍區黨委聯合發出通知，為閻紅彥平反昭雪。

一份文件的影響

1961年5月10日，閻紅彥在彌渡縣給毛澤東寫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幾個問題的調查》，內容如下：

從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區作了些調查研究，參加了普洱、景谷兩縣的縣委擴大會議，同一些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進行了座談，並找了若干社員聽取意見。現將幾個主要問題報告如下：

一、社隊規模問題。我省的社隊規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居住條件、經濟聯繫、民族關係，該大就大，該小就小。山區應基本上以村寨為基本核算單位。在一個公社內，可以有的核算單位是大隊，有的是生產隊。以調查和試點推算預計全省調整後，社隊都將增加兩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問題。群眾反映很強烈。我重點調查了三個食堂，群眾意見主要有三條：一是浪費大，二是平均主義，三是辦食堂和發展私人養豬、家庭副業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幾十個食堂調查，都說明了同樣的情況。省委考慮還是根據群眾自願，不能有任何勉強，群眾真正要辦的就辦，群眾真正不願辦的就不辦。當然，即使要散，也要有準備地散，避免發生混亂。

三、關於分配「三七開」問題。根據我的調查，多數地區群眾都不主張實行部分供給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其開支大體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五。這實際上是擴大公益金的辦法。一部分地區群眾仍願意除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外，對全體社員實行部分糧食供給制，供給部分大體上也只占到分配給社員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覺得上面兩種辦法都可以實行，全省不必強求一律。

四、耕牛、大農具的所有制問題。多數意見是歸生產隊所有，我認為這樣做對大隊並無損害，還可以大大加強生產隊的責任心和積極性。

五、山林分級管理問題。現在的問題一是所有權不清、責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廢弛。調查中，大家認為：只要迅速確定林權，明確所有制，加強管理，山林恢復起來就很快。

六、實物分配問題。社員要求實物按工分分配，多勞多吃。

這封信樸實無華、實事求是。閻紅彥既沒有昧着良心隨波逐流說假話，也沒有閉着眼睛人云亦云吹大話。信寫好後，不少同志都為閻紅彥捏一把汗，勸他不要操之過急，想好了再作決定。公共食堂在當時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心臟」，是「階級鬥爭的焦點」，是「必須堅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誰反對誰就是「攻擊三面紅旗」，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閻紅彥的主張，雖然說出了大家的心裡話，符合大家的心愿，但沒人敢於公開支持。

對此，閻紅彥的態度是：「不了解情況辦錯事是可以原諒的；明知不對，考慮個人得失，投機取巧，就是品質問題。」

這封信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他親筆批示，轉發。

2002年12月23日，《合肥晚報》曾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階級鬥爭為綱的文件》為題作過報道，內容如下：

1962年8月至9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分析，會議決定按照「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精神，在全國農村開展一次全面整頓群眾運動。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認為，雲南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颳起單幹風，也不存在生產、生活和市場混亂的問題，因此不需要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問題。閻紅彥把這個意見報告給鄧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的情況不同，就按你們的辦。

12月21日，雲南省委批轉省委宣傳部的《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省委文件。如今，這一文件被認為「是雲南歷史中一個值得稱頌的亮點」。

感情生活

小小紙條傳心意

1940年春，一支由中國延安女子大學生組成的30餘人的婦女工作團從延安來到延長縣。工作團的團長就是剛剛20歲的王騰波。延長縣駐有八路軍警備第一旅，旅政委為閻紅彥。婦女工作團抵達延長縣的第三天，警備一旅安排了一次會餐，把工作團的人都請去了，目的是讓部隊領導與地方工作隊的同志見面，建立聯繫。吃飯的時候，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閻政委十分活躍，輪着向各桌的婦女幹部敬酒。王騰波本來滴酒不沾，可是還沒有張嘴就被閻政委將得沒了退路：「你這個團長不喝，怎樣帶動下面的同志?勇敢一點，別讓大伙兒笑話!」王騰波沒有辦法，只得硬着頭皮幹了一杯。幾個女同學在下面悄悄議論：瞧這個閻政委蠻有意思的，既熱情又風趣。

這以後，工作團和警備一旅之間相處得比較熟悉了，漸漸地，王騰波從別人那兒得知了閻紅彥的不少情況。閻紅彥是陝西子長縣人，1927年與謝子長、劉志丹等人領導清澗暴動，成為陝甘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閻紅彥還赴蘇聯學習過，1934年回國，擔任過紅三十軍軍長。抗戰爆發後，任八路軍警備一旅政委。而且，王騰波還了解到閻紅彥離過婚，身邊帶着一個男孩，由老鄉照顧。相處的日子長了，慢慢地，王騰波察覺到閻紅彥每次看自己的目光都有些與眾不同，似乎蘊含着某種說不出的情感。

傍晚，王騰波坐在靠窗的書桌前寫材料，天氣炎熱，寢室的窗戶也是開着的。恰巧，閻紅彥辦事從王騰波的窗前經過，兩人就隔着窗戶簡單聊了兩句。看閻紅彥似乎沒有走的意思，王騰波有些莫名其妙。憋了半天，閻紅彥從褲兜里拿出一張紙條，放到窗台上轉身就走了。王騰波拿起紙條，只見上面寫着：「王團長，晚飯後能否到我處來坐坐?」王騰波心裡一震，緊張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王騰波是懷着抗日救亡的決心奔赴延安的，她和許多滿懷愛國激情的青年男女一樣，曾樹立了這樣的信念：抗戰不勝利，絕不考慮個人婚姻問題。然而，越來越多的事情衝擊着她的信念，她所面臨的「攻勢」越來越多：有的領導主動給她介紹對象，有的男子頻頻給她寫信、遞條子，甚至還有職位顯赫的幹部當面求婚。對於這些「攻勢」，王騰波倒是招架有術，一句「我有戀人在前方」就把這些人都擋了回去。可是，面對閻紅彥約會的請求，王騰波卻找不到拒絕的理由了。為什麼會這樣?她也說不清楚。王騰波材料也寫不下去了，手裡攥着閻紅彥寫的那張紙條在屋裡轉來轉去拿不定主意。眼見天色漸漸暗下來了，彷徨不安的她連晚飯都沒吃，卻怎麼也說服不了自己前去赴約。一次約會就這樣無果而終。

胸懷坦蕩道真情

王騰波本來還很擔心沒有前去赴約，以後不好和閻紅彥相見。可是沒想到閻紅彥卻像沒有這回事兒一樣，見了面依然笑呵呵地說這說那，有時候還一語雙關地開玩笑，這下王騰波放心了。隨着時間的推移，兩個人的接觸越來越多了。王騰波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也關注起了閻紅彥，她甚至覺得這個男人還是挺可愛的。在他熱情洋溢的臉上，你絲毫看不出飽經風霜的痕跡。雖然他只有32歲，但身經百戰，戰功顯赫，又在蘇聯留過學，在部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為人豪爽熱情，干起工作來大刀闊斧、果斷幹練；在球場上參加體育活動時，又顯得格外活潑。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王騰波。

王騰波變得喜歡與閻紅彥接觸了，愛聽他的革命經歷，還頗有興趣地問這問那。有一次，兩個人在一起聊天，閻紅彥突然把話鋒一轉：「騰波，給你講講我的婚姻吧。」王騰波紅着臉點了點頭。閻紅彥的前妻叫尤祥齋，當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1931年，黨組織安排閻紅彥來到北平，指定他與尤祥齋扮夫妻，便於掩護身份和開展工作。兩人配合得相當默契，於是，他們順其自然地結合了。1932年，閻紅彥去了蘇聯。尤祥齋被捕入獄，經過黨組織多方營救後出獄。閻紅彥回國後在延安與她重逢。然而，相對穩定的生活環境使他們二人性格上的不合顯露出來，最後雙方協議離婚。閻紅彥還有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櫃中緣」。在山西做地下工作期間，為了躲避特務的追捕，他躲進一家農院，遇上了一個叫劉秀英的姑娘。閻紅彥在姑娘家的大木櫃裡躲了兩天，得到了劉秀英的細心照料。當他再三感謝準備離開時，劉秀英的爹卻不讓了，說閻紅彥住在他家破壞了女兒的聲譽，一定要閻紅彥娶了她女兒，否則就賠300個大洋。閻紅彥哪有那麼多錢?沒辦法，閻紅彥只好把劉秀英帶回老家。後來直到1937年，劉秀英才嫁給別人。

閻紅彥在說完自己的經歷後向自己心儀的姑娘傾訴了心中由來已久的苦衷：他在北平和尤祥齋住在一起，是革命的需要、形勢所迫，而與劉秀英是沒有意願的荒唐姻緣。如今，他要找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人做妻子。閻紅彥說這話的時候，目光熱情而又深切地望着王騰波，看得王騰波臉上泛起紅暈，羞澀地低下了頭。

真情贏得佳人心

在風華正茂的王騰波看來，閻紅彥與理想中的白馬王子相比還有些差距，況且他還比自己大12歲，有過婚史，還帶着孩子……

王騰波開始以審視的目光觀察閻紅彥了。可是她越觀察就越感覺閻紅彥離自己心中的白馬王子越來越近了。這位看似粗獷的男子漢也有一顆溫柔心。每逢有什麼好吃的，他總要留一點給寄養在老鄉家的兒子吃。每當休息日把兒子接回來時，他總會靜靜地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兒子吃喝玩鬧，滿臉的慈愛之情。而他對王騰波的關懷更是無微不至。如果天氣突然變冷，閻紅彥會派警衛員給她送去大衣。要是王騰波到了鄉下，閻紅彥也會千方百計地托地方上的通訊員給她轉送報紙、材料，有時候還會夾上一封熱情洋溢的短信。閻紅彥用自己的行動慢慢改變着王騰波的想法。

一轉眼，秋天就要過去了，婦女工作團也結束了任務，準備返回延安。這天下午，不知經過多少次慎重考慮的王騰波給閻紅彥留下了一句話：「讓我接受你的愛吧。」閻紅彥的真摯情感終於贏得了王騰波的芳心。

人物評價

閻紅彥在戰場上立下赫赫戰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披荊斬棘。從1958年秋起，他歷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兼四川省副省長、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委，為當地經濟、駐軍的建設和發展殫精竭慮。

1966年5月，「文革」一開始，對林彪接二連三的講話，閻紅彥就公開說：「我怎麼都聽不進去。」當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林彪、江青、陳伯達專門召集一部分高級幹部，「揭發批判」鄧小平。有人大放厥詞：說在淮海戰役中，鄧小平動搖，要想撤退。閻紅彥當即揭穿說：「淮海戰役中，總前委一直和三縱隊在一起，我怎麼不知道。」弄得江青、陳伯達狼狽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陳伯達從北京給閻紅彥打電話，對他和雲南的「文革」橫加指責。閻紅彥幾次要回話，都遭對方阻止；他氣憤地質問陳伯達：「『文化大革命 』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到底想幹什麼？」「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就在這天5時左右，他離開了人世。1月12日，中共雲南省委和省軍區幾個負責同志赴北京向周恩來匯報了閻紅彥逝世的情況，周恩來聽後沉痛地說：「閻紅彥是個好同志，他在處境困難的情況下，還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為閻紅彥進行了平反昭雪。1977年12月，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臨北京機場迎接運送閻紅彥骨灰的專機；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送了花圈，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陳錫聯、耿飈、李井泉、王震、宋任窮等參加了骨灰安放儀式。

1987年7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60周年之際，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閻紅彥傳略》一書。鄧小平為該書題寫書名，彭真、楊尚昆、李達、劉瀾濤、魏傳統為該書題詞，對其進行了公允的評價。

人物榮譽

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將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當時，毛澤東說過：「陝北師的問題，我當時沒有處理好！這次上將名單中一定要有陝北紅軍的代表！我看閻紅彥就是陝北紅軍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