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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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之一，負責諜報、暗殺等工作，在1938年至1946年間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6年以後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1949年迁台后，總部在臺灣臺北陽明山下的芝山，設有情報學校訓練間諜，軍方內部稱該處為「山竹營區」。
該機構前身是中國國民黨黨團組織“復興社”下屬的“特務處”。其早期的領導人為戴笠，1946年戴笠死後由毛人鳳繼任。1949年，軍統主要機構撤至臺灣。1950年，國防部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臺灣臺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以持續執行國內保防工作及情報搜集之重責大任，並主導調查、取締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牽連之廣，造成衆多白色恐怖寃案。
1955年，國防部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專責執行戰略預警情報搜集、研整之任務。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1984年發生江南案[1] ，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被捕入獄，國防部情報局再次大改組。1985年7月1日，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
刺杀杨杏佛与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戴笠亲自指挥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等6人在上海租界刺杀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刺杀杨杏佛的主要原因乃1933年初宋庆龄发起的人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他们即为蒋所厌恶。
1934年11月14日，戴笠亲自安排布置，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在沪杭公路刺杀了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史量才。戴笠對內指稱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所以要刺杀他。但据沈醉回忆，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中共、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
1937年4月，徐恩曾負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黨務調查處”與戴笠負責的“力行社”合併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任局長；原調查處為第一處，負責黨務，仍由徐恩曾任處長；原力行社為第二處，負責特務，仍屬戴笠管理；增設第三處，負責郵電檢查，丁默邨任處長。1938年第三處被撤。
抗战期间
1938年8月，該局重組，第一處另成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統」），而軍統局仍交由戴笠負責。除負責刺探情報、進行反諜工作外，軍統局亦以刺殺等手段執行情報任務，對付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
与日伪的斗争
收集日伪情报
抗战前特务处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对付共产党和反蒋各派系方面，因此，获得的日本在华活动情报很少。故开战以后，军统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加紧对日情报收集。戴笠曾指示部下：“吾人之情报布置，必须做到任何情况下，均能使情报不间断，是为至要。”
军统搜集情报的方法很多，但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进行电讯侦测、破译，从中获得情报。1937年8月，中国空军取得了开战之初的“八一四空战大捷”，就是由于特务处事先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二是派员打入日伪内部搜集情报。
1940年4月，蔣中正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簡稱BIS，共6处）（有另一說為「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而非BIS）加强对日情报工步洲破译偷袭珍珠港密电及其它。
軍統局還於中日戰爭期間與美國情報體系建立合作關係，於1943年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1944年12月，美国海军根据军统打入日军内部的女特工的情报，出动飞机一举炸沉了隐蔽在琉球、澎湖列岛附近的日舰队“大小船只83艘，击毁飞机210架”。“由于情报准确，美国罗斯福总统曾专函致谢。”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其提供的情报“成为美海军对日作战之主要情报来源。”从1944年至抗战胜利，中美所“供给美军的重要情报达四千一百四十九件”之多“供给美国潜艇司令部之150余件情报，即曾使他们顺利击沉敌人大型军舰25艘，共约20万吨。所击沉小型军舰及货运船只，又数倍于此。”
刺杀日伪要人
抗戰期間軍統局曾多次刺殺投日的軍政人員，如暗杀张啸林、唐绍仪，暗杀未成的有殷汝耕、汪精卫、周佛海。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軍和與日協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部分軍統人員投敵
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人。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此处有不同说法，军统所说的牺牲人员，部分很可能没有牺牲，而叛变投靠汪精卫政权，汪伪曾经招收军统游击队，编为两个步兵旅，大约1万5千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对中華民國重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方针，引诱蒋介石和谈。因此，从1939年秋开始，在扶植汪伪政权的同时，日方极力开辟与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并把这项活动称之为“桐工作”。
1939年11月，日方铃木卓尔中佐，以日驻香港武官的名义赴香港物色与重庆和谈的联系人。他首先看准了宋子文之弟宋子良（时任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常驻香港），便请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出面代为联系。鉴于宋子良缺乏政治、外交才干，戴笠便挑选一位与宋子良长像相似的军统人员前往。经过协商，双方于1940年3月7日至10日在香港东肥洋行秘密举行了预备会议，草拟了一《备忘录》。具体条款有：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日经济提携；日本在内蒙、华北若干地区驻军等内容。蒋介石得到会谈结果报告后，对“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等表示“同意”或“原则上同意”。但对“承认伪满洲国”问题，因担心“即使不顾收复失地口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以及共产党的反对，也会由于国民党内部东北系、西北系的坚决反对，将引起党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国内大乱”，而改为“原则上同意考虑”。6月4日至6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澳门市郊举行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议，双方再次讨论了“承认伪满”及“日本在华驻兵”问题，结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双方准备下一步举行“高级会谈”来商讨此事。9月底，各方情况起了很大变化：日本与德、意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方新任陆相和参谋总长反对和谈；英美不支持中日和谈，加上蒋介石「實則爭取對日抗戰時間，假意对日妥协活动」被披露，錯成国人反对，遂使策划中的所谓“高级会谈”被取消。
为早日结束战争，共同反共，蒋介石除指使军统派员在香港与日方秘密和谈外，还直接派员往上海、南京与汪伪挂钩。1940年3月，唐生明假投汪伪，就是军统一手策化的。临行前，戴笠曾给唐生明三项任务之一，就是密切注视共产党和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假借联合日伪共同阻止共产党力量在江南的发展。对此，周佛海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渝方盼余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予通知”。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则命令各地伪军与军统特务武装“通力合作，严防‘奸匪’之窜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