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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郑枢山》是宋末元初诗人黄庚的作品之一。

黄庚　字星甫，天台人，所著有《月屋漫稿》，其自序曰：龆龀时习举子业，不暇为诗，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生平豪放之气，尽发为诗，若醯鸡之出瓮天也。庚尝于越中诗社试枕易诗，推第一名，重词场。

寄郑枢山

“

起敬英声亦有年，酒边曾见锦囊篇。

吟情六义初删后，古意三爻未画前。

放旷嗣宗应绝俗，清狂太白不妨仙。

如今海内无工部，谁肯题诗寄郑虔。

” — [宋末元初]黄庚

科举态度

在宋元之际、金元之际，都形成了科举误国的舆论，黄庚就认为：“唐以诗为科目，诗莫盛于唐，而诗之弊至唐而极；宋以文为科目，文莫盛于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极。甚矣诗与文之极其弊而难于其起弊也。”进一步：“国以诗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诗文应科目，又岂人心之幸？宜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可以看出，时人对科举，已经到了痛恨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停科举，是诗文的大解放：“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文。”（《月屋漫稿序》）

与黄庚同时的戴表元，也力言科举造成诗弊，说在宋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方使君诗序》）用“俳谐场屋破碎之文”称呼科举程文，可见他们的憎恶程度。要知道，谢枋得、戴表元这些人，是中过进士的。他们的批判，决不是科场失意者的个人痛疾之语。

在北方，由金入元的文人，反科举的声音同样强烈。与宋人的意见大致近似，人们批评“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金史·选举志》）。元好问说：“时间初泰和大安间，入仕者惟举选为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故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并序》）视有用之技为无用，必是无用之人。

元初北方的儒士，有义理之士、经济之士、词章之士。三种人对待科举的态度不同。前两种人都坚决反对科举，词章之士要求开科，他们说是“俗儒守亡国馀习”（姚燧《董文忠神道碑》）。反科举的意见，占有压倒性优势。以往说，蒙古人反对开科举，这种说法缺乏文献依据。当时多数汉族文人坚决反对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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