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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鄭樞山》是宋末元初詩人黃庚的作品之一。

黃庚　字星甫，天台人，所著有《月屋漫稿》，其自序曰：齠齔時習舉子業，不暇為詩，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生平豪放之氣，盡發為詩，若醯雞之出瓮天也。庚嘗于越中詩社試枕易詩，推第一名，重詞場。

寄鄭樞山

“

起敬英聲亦有年，酒邊曾見錦囊篇。

吟情六義初刪後，古意三爻未畫前。

放曠嗣宗應絕俗，清狂太白不妨仙。

如今海內無工部，誰肯題詩寄鄭虔。

” — [宋末元初]黃庚

科舉態度

在宋元之際、金元之際，都形成了科舉誤國的輿論，黃庚就認為：「唐以詩為科目，詩莫盛於唐，而詩之弊至唐而極；宋以文為科目，文莫盛於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極。甚矣詩與文之極其弊而難於其起弊也。」進一步：「國以詩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詩文應科目，又豈人心之幸？宜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可以看出，時人對科舉，已經到了痛恨的地步。在他們看來，停科舉，是詩文的大解放：「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為詩文。」（《月屋漫稿序》）

與黃庚同時的戴表元，也力言科舉造成詩弊，說在宋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騖於竿牘俳諧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為事者。」（《方使君詩序》）用「俳諧場屋破碎之文」稱呼科舉程文，可見他們的憎惡程度。要知道，謝枋得、戴表元這些人，是中過進士的。他們的批判，決不是科場失意者的個人痛疾之語。

在北方，由金入元的文人，反科舉的聲音同樣強烈。與宋人的意見大致近似，人們批評「時文之弊」，「言諸生不窮經史，唯事末學，以致志行浮薄」（《金史·選舉志》）。元好問說：「時間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故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並序》）視有用之技為無用，必是無用之人。

元初北方的儒士，有義理之士、經濟之士、詞章之士。三種人對待科舉的態度不同。前兩種人都堅決反對科舉，詞章之士要求開科，他們說是「俗儒守亡國餘習」（姚燧《董文忠神道碑》）。反科舉的意見，占有壓倒性優勢。以往說，蒙古人反對開科舉，這種說法缺乏文獻依據。當時多數漢族文人堅決反對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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