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永待萦追忆(易石秋)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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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永待萦追忆》是中国当代作家易石秋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此情永待萦追忆
一
或许是出生于高度闭塞的山乡，从小就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成年后又一直学习与教授中国文学，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渐染的缘故吧，我对西方文化风俗向来就不甚热心，更没有过任何洋节的习惯。每当时下各种洋节甚嚣尘上，特别是圣诞老人、圣诞树之类的西土风物满天飞的时候，我总会产生一种“洋节满中土，斯人独憔悴”的落寞与郁闷来，心中很不是个滋味。不过当雪片似的关于父亲节的祝语飘来的时候，也许是挑动了全人类共同的情感心理吧，内心还是情不自禁地升起一股暖流来。继而又生出一种深深的歉疚：无论可以拿出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怎么就把父亲给忘了呢，我怎么能把父亲给忘了呢？难道真如龙应台的《目送》所言：所谓的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他和你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但是泰戈尔又告诉我，尽管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鸟已经飞过。于是很多似乎早已远去的关于父亲的记忆，又一幕一幕的在眼前鲜活起来。
二
现在教育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每一位父亲都是孩子心目中最初的偶像，是孩子最早的人生坐标与精神图腾，这对孩童时代的我来说感受就更加强烈。亲曾是我心目中最大的传奇与自豪，是我情感的最大寄托与归依，是我每隔少许时间不见就梦牵魂绕的对象。在那童稚而又清贫的年代里，无论生活有多苦，无论委屈有多大，甚至无论病痛有多么严重，一想起父亲，我的心中就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慰藉与温馨，一见到父亲，孤独无依的灵魂顿时就找到了一种精神归所。那时的父亲之于我几乎就是一种神一般的存在，不仅无所不能，甚至可以起死回生，有两件事特别加深了父亲留给我的这一印象。
大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一场十分严重的急性病，那时乡里的医疗条件与医术水平都比较低，一般乡民也不可能具备去城里的大医院求医问药的实力，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摸清病因，情况就已经急转直下，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起血来。当时我还不到7岁，体质也不是很好，哪里耐得起这样的突变，整个人很快就没有了精气神，眼看就要不行了似的。而此时的父亲恰好正在岳阳港务局搞副业，那时可不像现在，打一下手机或者发一个信息就联系上了，一个村才一部手摇电话，还不能打长途，长途要到公社去打，再说就是你去公社申请到打长途的机会，人家港务局的办公室人员也未必能帮你找到一个民工。这可急坏了母亲与爷爷，因为我父亲是爷爷的唯一儿子，我又是长孙，几乎寄托着全家长辈的全部希望，虽然很少直观表达，谁都看得出来，父亲把我看得命根似的，平时只要我提出要求，就是要摘星星，他也会拼命地四处找梯子。这更让母亲与爷爷深感责任重大，六神无主之下，只好派人坐车到岳阳城里去找父亲回来想办法，仿佛他就是救命的稻草似的。当时的交通更是极为不便，我们公社每天才一趟班车，还不太准时，来回至少得两天。等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回时，我已气若游丝，奄奄一息。父亲是一个极为内敛的人，很少喜怒形之于色，但一见我当时的样子，眼角还是泪光莹莹。焦急如焚之下，父亲反而冷静下来，一边爱抚与鼓励，一边利用自己早年学医的经历，耐心地与医生商量治疗方法，尽量利用公社医院现有的条件仔细检查，排查病因。又搬出早年学医时的医书，试探着对照症状下药，有时提出的一些治疗建议，甚至弄得见识并不太宽的赤脚医生都有些顿开茅塞之感。为此我后来甚至特别的为父亲抱屈，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的家庭原因，让父亲能够把医学完，也许至少可以成为当地一方名医，救死扶伤造福桑梓，那样也就遂了父亲的愿望，不至于让他终生抑郁，常叹一事无成。
在那一段时间内，除去必要的日常劳作，父亲几乎寸步不离我左右，让我深感温馨与欣慰，精气神大增，病情颇有好转。说来也怪，不知是药用对了路，还是父亲的精神力量使然，或者二者都有吧，反正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我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并且终生也没有留下丝毫的后遗症，尽管至今谁也说不清那时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还有一件事更悬。我弟弟比我小四岁，小时候是我标准的跟屁虫，很多时候就是赶都赶不走。有一天，我上山捡柴回来，竟然好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母亲也有些奇怪，就要我出去找找。我到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走了一遍，没有发现，想起弟弟喜欢拿着淘米的筲箕漉小鱼，就到门前的水塘去看看。谁知一看之下，我立即惊得魂飞魄散，声嘶力竭地大喊救命。原来弟弟不知何时不小心掉到水塘里去了，幸亏天气向冷，穿的衣服比较多，人还浮着。不过从头向下，屁股朝上，大部分沉在水里的情形来看，已经溺水有一段时间了。等到附近闻讯而来的大人们把弟弟捞上来时，弟弟已经面无人色，整个人都有些浮肿，样子很是吓人。而当此时正在离村约两里的田里劳作的父亲闻讯赶来时，弟弟几乎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有些人甚至叹息着委婉地劝父亲节哀顺变起来。父亲一声不吭，进屋把灶炉上平时煮猪食用的的那口大铁锅取下来平放在地上，把弟弟的溺了水的肚子挺在大铁锅上，不断地从背部推拿。半晌之后，弟弟的口里竟然渗出一些水来，终于有了一点生命的痕迹。大家很是兴奋，纷纷协助父亲推拿，如此反复一段时间后，弟弟灌入腹中的水已经差不多都沤尽了，尽管仍然奄奄一息，但生命的曙光毕竟开始显现，周围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暗暗地佩服起父亲来。但父亲依然是牙关紧锁，面色凝重，因为弟弟仍极度的虚弱，似乎风中之烛，时刻都有熄灭的危险。父亲于是解开衣襟，将换过干净衣服的弟弟紧紧搂在怀里，足足两个时辰之久，弟弟的脸色才开始慢慢地回转起来，真正地躲过了这一劫。
当时包括很多大人在内，对我父亲的这种做法都缺乏深入理解，只是单纯地认为是源于本能的焦虑与天性至情的爱抚，才让父亲紧紧地搂住弟弟不放，生怕一放手就再也回不来似的。但父亲后来解释说，大家的这种心理自己当然也有，不过更主要的这也是一种医学手段，这其实就是以阳抚阳，以阳祛阴，也就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输入真气，是有科学依据的，也就是说父亲是用爱与科学挽回了弟弟的生命。尽管20多年以后，弟弟突遇车祸英年早逝，还是没有陪父亲走完最后的人生，成为父亲晚年最大的痛，也成为我此生最大的痛与遗憾，但父亲那挽狂澜于既倒的沉静与从容，还是成为了我以及所有在场的人用一生来牢记的伟大传奇。
三
然而造就父亲这种本领的远远不是他有什么天才，而恰恰是源于他的苦难与爱心。
父亲生不逢时，尚在襁褓之中就饱受战乱之苦。1941年日本侵略军发起第二次长沙会战，其中一路日军据说因为汉奸带错了路，刚好从我老家经过，在烧杀掳掠之余，把我家的房子化为一片瓦砾，全家人被迫躲到屋后的深山之中。其时我父亲才两岁多一点，不仅就得跟着大人们东躲西藏，还练就了冷静面对穷凶极恶的鬼子与明晃晃的刀枪而不哭的本领。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常常既心有余悸又特别自豪地给我们晚辈讲那惊心动魄的躲兵历险故事，以至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耳熟能详，其中既有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也有对父亲嘉许与怜爱。
有一次，我们一大家人在后面的深山里躲兵，正自以为得以暂时安全，准备填充因不断奔跑而饿得发慌的肚子时，一小队鬼子恰好误入深山，从这里追赶大部队。看到这一群羸弱的糕羊，杀红了眼睛的屠夫自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放过的，他们又施展出了残忍和以摧凌弱小为乐的本性。先是卡住我二爷爷及其堂弟有臣爷爷的脖子至几乎断气，因为二爷爷在城里教过书，又在国民党的基层任职，理着个小平头，有臣爷爷也觉得小平头神气，跟着留了小平头，在日本鬼子与汉奸翻译官看来都不可能是“良民”，所以首当其冲。接着明晃晃的刺刀就准备挑向那些手无寸铁瑟瑟发抖的妇孺了，情况万分紧急。千钧一发之际，幸亏二奶奶早年在本地也算得上大家闺秀，见过一些世面，急中生智，将带来的梨子、花生等果子与所有干粮故意打翻在地，遍地乱滚，想以此分散鬼子的注意力，趁机逃脱。也许是上天有意垂怜我们易氏一门，也许鬼子们真的是饿了，也许是他们觉得肉已经摆上砧板，不急于一时，就故意哄抢取乐，都抢东西去吃着玩去了。也万幸当时树高林密，一家人才得以就地逃入密林，等鬼子发现时已经不见人影。而鬼子本来就是因为走错路被大部队落下的，急于追赶大部队一起围攻大云山，延误军令远比放跑无辜百姓后果严重，就放了一顿乱枪后跑了。整个过程生死一发，任何一点小的插曲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父亲始终都没有啼哭一声，否则后果可想而知，也许我们老家易氏一门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一支了。
这个故事曾经作为我们这个大家族的经典而被反复描述，尽管整个故事在细节上颇有一些出入，但父亲一声没出那是所有亲历者都一致认同的，并且每次述说赞许慨叹之意都溢于言表。帝师翁同龢曾无限感慨地说，“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一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能有这份坚毅、定力与灵气，确实是父亲留给家乡与晚辈的一大传奇。
四
父亲冰雪聪明，又极有韧性与张力，几乎在他所涉足的所有方面在当地都是首屈一指。尽管家里条件有限，读书不多，但只要是考试选拔，父亲都名列前茅。他曾考起乡村医生，也考取了城里的工厂，还曾考得进入部队的机会，但每次都因爷爷观念古板，生怕唯一的儿子在外有什么闪失，更担心家里没有壮年男丁没有势，遭人欺负，所以往往半途而废，成为父亲心中的隐痛。
最让父亲此生无法释怀的是，自1957年到中方开采有色金属矿，到后来进入中国有色金属公司株洲冶炼厂，历时近五年，他已经顺利完成了从乡野农民到都市技术工人的转变，并已经成为厂里的年轻骨干。即使三年困难时期要为城市减负疏散了一大批城市人口，特别是从乡下进城不久的工人与职员不少都名列其中，但父亲幸运地不在其列。这与父亲的勤奋踏实有关，也与他过硬的技能有关，我看过后来因申请政策性照顾父亲从厂里带回的有关复印资料，其工资表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我这里，是43块。要知道我1985年大学本科毕业时头年的工资就是46块5，第二年转正才53块，并且多年未动，而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工资就是29块5，由此可见父亲当年的工资非一般出道不久的学徒工可比，实属难得。但是关键时刻命运又跟父亲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爷爷因大饥荒之后身体很是不适，再加上因我曾祖父的成分问题受到不公正打压，心里很是郁闷，于是又想起了远在异地的父亲，几乎是十二道金牌召唤。父亲是个孝子，闻信即向领导请假，谁知领导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认为当时的生产形势很紧，而父亲的又不是什么万分紧要的大事，所以不批。父亲归心似箭，虽然对这份来之不易并且渐入佳境的工作十二分的不舍，还是不辞而别，从此就彻底地与城里人的身份告别，终老乡野。
20多年后，父亲再去原来的公司领微量的补发工资，看到曾经熟悉的公司已经高楼林立，锦装秀色，不禁感慨唏嘘，以至潸然泪下。也正是由于这样，父亲一生都从没有干预过我的学习与生活，让我任由天性去发挥，正是这种痛感凝成的苦心造就了我天然的成长之路，这也是父亲留给我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
父亲有着天然的领悟力，尽管从没有学过财务，却是村里（当时叫大队）最好的会计，并且几乎全村所有队里的会计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他们大都对父亲十分敬重，其中有一个后来还成为了市里的重要干部，即使身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每当回忆往事，仍然一往情深的尊称父亲是他的师傅与引路人，这里既有他们对父亲言传身教的感激，也有他们对父亲对职业高度敬畏的敬重。
从我稍稍懂事开始，父亲在田里劳作之余就是跟账本与算盘打交道。父亲的记账颇有讲究，不仅明细一目了然，书写也十分规范与整洁，绝不可能因为潦草或者字迹模糊不清导致难以辨认甚至误差。当时的纸张笔墨远没有今天这么高的质量，有的账本普通钢笔写上去会渗水，时间一久就可能出现难于辨认的情况，为了杜绝后患，父亲一咬牙托人从城里带来了一支价值3块多钱的出水十分精细的英雄牌钢笔。要知道3元多钱在当时的农村特别是我们那样的僻远山村可是天文数字，因为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分收入还不到3毛钱，也就是说一个正式劳动力要工作小半个月才能买到一支那样的钢笔，可见其珍贵程度与记账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当然其功用也是显而易见，无论是上级部门还是村民们来清账或者查阅有关记录，看到父亲明朗清晰的记录都是赞不绝口。那笔也真的贵重，不仅牌子相当金贵，外观也十分精致，银白色的笔帽，深灰色笔杆，流线型的线条，组合得十分的和谐与完美，在那样物资高度匮乏的年代里谁见了都眼馋。也正因为如此，它还经历了一次很带有些传奇色彩的历险。
一般来说只有在队里清账或者年终决算的时候，父亲才在公开场合处理账本，因为人员太多，屋里施展不开，只能摆到堂屋里。那笔自然也就此在公共场合闪亮登场，在大显用武之地的同时，当然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吸引着众人的眼球。清账可是一种细致而又枯燥的工作，费神又费眼，时间久了眼睛受不住，于是大家进屋喝一杯茶休整一下。因为等会就要接着工作，也由于忙于招待客人，父亲就把笔留在桌上没有拿。谁知茶后再出来工作时，那笔已经不翼而飞了。父亲这一惊非同小可，既伤心又震怒，竟然一改原来温文尔雅的常态破口大骂起来，并且一边骂一边历数这笔在记账中的功用，声称谁拿了谁就是与全村为敌，如果不交出来，以后天天骂，并且越骂越是激动，声嘶力竭到几近哽咽。我长这么大从没有看到父亲如此震怒过，即使他在自留地里精心栽培的两棵价值比这要大得多大杉树被盗，他也不了了之，可见笔的价值远远超出笔本身，父亲更牵挂的是他的记账的质量。也许是是父亲的震怒与述说感动了拿笔者，也许真的是有所谓的良心发现，十分奇怪的是，第二天一大早不知是谁把笔放在了我们家房门的猫眼里。失而复得的喜悦让父亲感慨连连，看来只要是真正的为工作出发，就是心怀不轨者也可能会受到熏陶与渐染呀。
父亲的算盘功夫在我们家乡也是首屈一指，不仅精确度很高，而且运行速度极快，经常是双手齐下，上下翻飞，特别的吸引人的眼球。那已经不是白居易笔下的“轻拢慢捻抹复挑”或者“低眉信手续续弹”了，简直是金庸笔下的“千手如来”，急如暴风骤雨。如果置身现场，你就会发现，他那忘情的姿态宛如在进行一场精美的艺术表演，真是如醉如痴。而那噼噼啪啪的声响仿如美丽动人的交响曲，让你百听不厌，虽说不上余音绕梁，也算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因此每次的年度决算尽管经济上大都囊中羞涩，但其过程却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至少成为了我们这班平时缺少刺激性活动的小伙伴们乐在其中的精神大餐。
父亲生平最大的职务是大队粮食会记，那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为应对以大队为单位核算而新设的临时职位。因为原来是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个队都有自己的会计，队里的财会撤销以后由大队统管，做账比原来要复杂得多，原来的大队会计属于干部系列，虽是父亲的徒弟，也算是根正苗红的一代，历练还不够，所以必须要一个精通业务的助手来辅佐，于是父亲成为了不二人选。那段时间父亲总是十分的忙碌，也干得十分的起劲，套用现在的一句话叫做“忙并且快乐着”。尽管只是业务助理，还算不上正式的大队干部，但内蕴了太久的潜能终于得以释放，过人的特长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展示的平台，这对父亲是最为重要的，至于干部与否，父亲并不太放在心上。实际上如果不是性格太过耿直，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得罪了大队的个别重要领导，凭着父亲的经历与才干，要在大队里混一个一官半职那是十分简单的事情。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放在父亲的身上绝对尤为合适。
那“农业学大寨”原本就是时代与政治的双重产物，以大队为基础单位进行核算也大大超越了社会的发展阶段，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存在的时间当然不会太长。不久就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起初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索性连队里的田地都分了，当然也就没有了队里的公共财务，于是父亲的财务人生得以正式落幕。不过那大大小小的账本父亲保存了很多年，有时为了防止回潮腐烂还拿出来挂在房梁上风干，弄得视力不好的老人们还以为在炕什么干货，常常跟父亲问这问那的，弄出不少笑话。只有我知道，保存账本到一定时候既是财务纪律，也是父亲对过去岁月的一种缅怀与祭奠。
五
尽管毕生都是草民一个，但父亲在当地很有人望，不仅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做都管，大凡小事甚至家长里短都要请他出主意、做调解，如果不是父亲坚决反对，不少人还要推举他当族长。这不仅是因为父亲学过医，进过工厂，在城里见过大世面，也不仅由于他突出的财务能力、机敏的处事水平与公正无私的性格，更由于他的热心肠，无论多么难的事，只要你委托了他，他想方设法都要帮你办成办好。人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父亲就不仅做过的一次无米之炊，并且至今还被村里的老人们传为佳话。
族祖云周爷爷从小家境贫寒，又患有终生未愈的哮喘病，境况更是雪上加霜，50多一点就因病离世。也是因为贫寒的缘故，他成家较晚，离世时大儿子还不到18，两个小的更未成年，又家徒四壁，丧事办理成了一大难题。几位小叔六神无主，哭着求父亲帮忙，父亲见此惨景，也潸然泪下。尽管那时我们家7、8口人全靠父母的工分度日，队里的分红又差，一个正式劳力一天的工分收入还不足3毛钱，日子也是捉襟见肘，全凭父亲人勤力大头脑活，才能勉强维持，要去帮助他人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慨然应允了下来。但难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别说酒菜，就是棺材都得赊欠，一般私人家里的物品还好办一点，公家的规矩那时十分森严，要想灵活处理绝非易事。父亲一方面分派劳力，一方面四处登门求助，找棺材店负责人游说，凭着自己的诚信、大义与人脉，终于博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与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不仅顺利地把云周爷爷送上了山，整个丧事也节俭而不乏体面，朴质而不缺隆重，不仅小叔的家人十分满意与感激，村里的大大小小也都赞不绝口。
还有一件事更是被当事人奉为经典美谈，全体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交口称赞。
我们村里有一个胜家林的村民小组（当时叫生产队）地处十分偏僻，几乎被封闭在深山之中，进进出出都必须翻越一座很高的山，走很远的路，这里的村民几乎就是现代版的的被太行、王屋困住的愚公，真是苦不堪言。与愚公移山的背景不同的是，这个队里的成员不仅非常的团结，而且认识空前的一致，日思夜想穿越大山开凿一条公路，化隔绝为坦途。这本是一件利在当代造福子孙的大好事，但修路就要开山裂石，势必毁掉部分山林，掩埋一些田地。只要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土地于农民的意义，特别是当时的经济形式还十分单一，农民的生活基本上全靠田地与山林，可以说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而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刚刚分田到户，土地不仅成为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基本象征，也成了各家各户的心头肉，谁能忍心让别人挖去一块呢？所以他们想法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很多土地要受损的人家对他们想法根本嗤之以鼻，认为是天荒夜谈。
人们常说，要致富，先修路，蒙顿初开的人们更是知道道路之于开放与发展的关系，眼看自己朝思暮想的良好愿望就要成为空中楼阁，胜家林的人们急得真是要发疯了，但又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思来想去，他们认为修路受损最大的是我们家的自留山与自留地，于是来与我父亲商量办法。父亲一生也算是走南闯北，深深理解济人困难的意义，再加上天性豪爽，最喜成人之美，不仅当堂慨然应允，并且主动答应替他们做我们小组其他人的工作。胜家林的村民们原本以为我们家受损最大，应该最难做工作，想避重就轻，先从受损最小的人家做起，做梦都没有想到结果适得其反，父亲竟然如此慷慨，事情竟然会如此突然地峰回路转，甚至还没到山重水复就已经柳暗花明，不禁喜极而泣，拉着父亲的手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由于父亲的现身说法，再加上这么长的时间在村子里的人缘与积聚的威望，也由于父亲所提出的因人而异，对实在做不通工作的对象就适当的进行土地置换的建议，修路的土地方面阻力得以迎刃而解。胜家林的村民大受鼓舞，全村老少一齐上阵，历时三年，硬是从高山腰中开凿了一条盘山公路，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当代愚公之歌。而父亲义薄云天的壮举也成为当地特别是胜家林人最美丽的记忆之一，至今每次回乡碰到在这条路上往来的人们，他们都要感慨万端的跟我诉说当年的往事，感激之情犹自溢于言表。
六
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但举手投足之间对我的钟爱与期许一目了然，既让我深深眷恋，也成为催我前行的力量。
小时候我甚为顽劣，有时甚至胡搅蛮缠，但父亲总是待以宽容与忍耐。我惹过的祸与闹过的笑话真是不计其数，很多都已经成为当时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典笑谈，其中有一个著名的笑话我成年后还多次被老人们所提及，确实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也让我深深体味了父亲对我挚爱与宽容。并且每一次回味就加深一份感激，因为那时父亲饱受生活的重压，原本没有这么多的闲暇与从容，是对我深深的爱才成就了这样的故事。
一次是大约六七岁时的大年时节，父亲带我去大云山的姑姑家走亲戚。去时还是阳春丽日，下午天气突然转阴，到半晚竟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我玩累了，睡得早，当然不知道这一变故。早晨一睁开惺忪的睡眼，立即发现天色似乎要比平时敞亮很多，颇觉得有诧异，刚好我睡的床边有一个很大的立地穿衣镜正对着后窗，抬眼一看，窗外的景色饱览无余。我细一端详，立即激动得近乎昏眩，简直是一幅完美的画卷：天地已经浑然一色，除了白还是白，地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尘埃与渣滓，整个天地成为了粉妆玉砌的梦幻仙境；平时傲然于天地之间的青青翠竹，此刻都弯下了尊贵的头颅，青枝碧叶在冰棱的包裹与映衬下仿佛一串串晶莹的翡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让人眼花缭乱；青松翠柏全都披上了洁白的衣衫，彷如大大小小的雪人分立于雪原中，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起电影《林海雪原》中那精彩的战斗场景……那一幕幕如仙似画的境界，立即拨乱了我原本幼稚的神经，让我的思绪进入了一种超现实的境地，我哭着喊着一定要走到镜子里面去看风景，父亲与亲戚怎么说也说不清，怎么劝都劝不住，直哭得我昏天黑地声嘶力竭。父亲没法，只好迎着刺骨冰风，踏着足足几寸深的大雪，在几乎已经冰封的雪地上背着我趔趔趄趄地滑行，直说这才是能把天地都装得下的大镜子，并把捏着我的手去摸冰棱，说这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大玻璃。好说歹说了大半天，冻得自己都有些哆嗦，父亲更是在飘飞的雪花中须眉皆白，看着也如雪人一般，我这才破涕为笑，一幕闹剧才告落幕。
父亲从不督促我的学习，在我的记忆中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检查过我的作业，更没有一次过问过我的成绩，但我总能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他关切的目光与深切的期望。我读小学的头几年成绩一直平平，又异常顽劣，常常是老师批评的对象，也是唯一一个读到小学毕业连少先队员都不是的学生，尽管表面上大大咧咧的有些无所谓，但每当六一儿童节看到一批又一批比我小的同学都站到礼堂的讲台上对着队旗宣誓，心里还是挺不是滋味。有一次我与同学嬉闹，一不小心把一只小凳子打翻了，刚好弄痛了一个同学的脚，那个同学比较脆弱，竟然哇哇大哭起来。这一幕碰巧被一个老师看见，他本来就对我有些成见，弄哭的又刚好是与他家关系密切的邻居，于是也不问前因后果就一掌将我推到在地上。我人小体弱，又有些出乎意外，身子有些不由自主，正好碰在了走廊前的石柱子上，耳朵刮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放学回家时，母亲看着我满是血污的耳朵很是伤心，就赶到学校说了老师几句，没想到第二天老师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称再也不会管我了。我那时已经上小学四年级，朦朦胧胧也懂得一点世事，已经大体知道所谓的不管除了生气还有放弃与不抱希望的意思，心里当然很不是是滋味，课余竟然破天荒地在家做起题目来。父亲见了颇觉新鲜，半认真半调侃地揶揄道“如果能坚持三天就很不错了”，这也许是父亲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唯一的一次直接对我说的关于学习的话，尽管轻描淡写，但期许之意溢于言表。不知是野鸡刨开了祖坟，还是触动了哪根神经，或者真的有所谓的醍醐灌顶，此后我的学习竟突然突飞猛进，特别是数学，不仅在班里十分突出，即使在全公社（乡）的联考中也名列前茅，真是跃上枝头变凤凰，我从弃儿摇身一变成为了宠儿。后来不仅数学老师把我当成宝贝，语文老师也推举我去参加全公社的作文竞赛。对此父亲没有过一句评论，但从他的神情态度中我真真切切地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嘉许与关注。
至今我还十分清晰地记得那次作文竞赛的情景。那正是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过后不久，或许受到高考的刺激，学校的质量意识空前高涨，决定在全乡的小学毕业班进行一次作文竞赛，发现学习苗子。我作为我们村小学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这次竞赛。那时的高考还在冬天，而我们的竞赛正值一次大雪之后，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我们又属高寒山区，天气奇冷，呵气成冰，我一边写字一边有些瑟瑟发抖，不过第一次荣膺这样的使命还是十分高兴，很顺利地完成了竞赛，并且成绩也还过得去。从公社中学到家有几里路，当我考完回家时天色开始向晚，临近家里时我赫然发现父亲站在大门前不住地向外眺望，我心中不禁一动，这可是十分少有的事。尽管一见到我，父亲就不动声色地进去了，也没有过问我的竞赛结果，但我分明看见了他看见我拿着的奖状时，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
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云山中学，并且理所当然地被编入到了重点班，不仅自己开始自信满满，父亲也很是高兴。但好景不长，尚未乐极就已经生悲，初二一开始我莫名其妙地得了一种怪病，脸上皮肤开裂下落，样子颇为吓人。当时乡村的医术水平与医疗条件都极差，幸好合作医疗可以免费，于是有病乱投医，将抗生素一顿猛打。药物的综合作用虽然缓解了病情，也刺激了神经，整天昏昏欲睡，上课也难以强打精神，成绩自是一落千丈，学校看到我这样的情况似乎与重点再无多少渊源，在进行班级微调时将我从重点班调到了普通班。父亲知道后故意讳莫如深，只是鼓励我坚持打针吃药，把病治好，从未提过半句班级与成绩。父亲的宽容与关爱让我十分欣慰，再加上新班的班主任罗福元老师对我特别友善，特别是有一次罗老师念过一篇范文后让同学们仿写，我记忆力很强，几乎能背下来，稍作替换就一挥而就，罗老师看后大为赞赏，当着全班同学面前说我脑瓜子确实聪明一些，甚至没有顾及其他同学的感受，让我十分受用，丝毫没有半点淘汰者的颓废。正因为这样，我在普通班学习成绩不退反进，最后重点班中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同学考上了区办高中——毛田区高，两个普通班中更是只有两人考上，而我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当时的毛田区高在当地甚至全县都享有盛誉，在那里就读的同学大都考取了大中专学校，由此成为“铁杆皇粮”，彻底改写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所以拿到通知后，父亲虽然不动声色，内心还是十分高兴的，再加上有二三十里地，又得带上住宿用的行李和至少能吃一周的米和菜，考虑到我一个还不到十四足岁的孩子难以独立成行，毅然丢下繁重的农活向队里请假送我（当时还是集体所有制）。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到这么远的地方，还是全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内心自是有些莫名的兴奋。但路途遥远，烈日炎炎，不久就感到有些劳累，步子越来越沉重起来。父亲担着这么多的行李，更是挥汗如雨，我看着都有些难受，就劝父亲停一下歇歇再走。谁知父亲坚决不肯，总说不是太重，咬咬牙就到了。我不禁有些心疼起来，心想父亲肯定是担心耽搁久了一天打不了回转，费工不说，还有费钱食宿。同时我又震惊于父亲惊人的忍耐力，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真正明白，比行李更重的还是父亲心中那沉甸甸的希望，也许正是它支持着父亲担着沉重的担子一口气走完了这漫长的行程。
我在区高的学习有过一点波折，甚至还出现过一些戏剧性的色彩，这在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大学》中有比较详尽的描述，此处暂且不表。非常幸运的是我一考而中，以超过重点（现在称一本）录取线的分数被参照重点线取录的湖南师范学院（1984年改称湖南师范大学）录取。尽管当老师在当时并非令人看好的职业，甚至还流传过领导语重心长地找老师谈话，让其好好干，表现好了就提拔他当营业员的笑话。但是毕竟是去省城读大学，那是我们许多乡下人几世几代做梦都无法想到的大好事，更何况我们家上两辈都出过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在当地薄有虚誉，如今能三代成风，挤入世家之列，也是十分幸运的事情。再说当时各行各业都人才紧缺，将来改行他就也未可知，有了梧桐树还愁凤凰栖吗？于是父亲十分高兴，不顾生活拮据，硬是豪气干云了一回，邀请亲朋戚友与邻居开怀畅饮，场面十分热烈，这在我以前的记忆里绝对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不仅如此，尽管父亲自己也从来没有去过省城，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力排各种困难亲自送我上学。其实我们一个班有4位同学同时考取在湖南师院，再加上高一读理科班时时的另两位同学，如果一路同行，已经可以说是浩浩汤汤了。并且此时我已经虚岁十六，自以为可以单独去闯世界了，何况还有这么多的机动力量呢！但父亲执意要送，并且安排远比送我上高中时从容，说是过去在株洲工作时感受过湘江水，这次不仅要看看大学的样子，也要看岳麓山，看看爱晚亭，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这样理由似乎已经十分的充分了，但我心里知道，他其实是看我年龄偏小，也从没见过什么世面，对我放心不下，而对我即将经历的四年大学他更一无所知，想看看环境究竟怎样，也好放下心来。
当时的大学还没有今天这么完善的后勤服务，即使有我们也没有充分的采购实力，几乎所有的生活日用品都是从家里带，于是父亲又成了西天取经里边的沙僧——担负行李的重任自然又落到了他的身上。尽管又历经了两年的风霜，如刀的岁月给烙下了更深的印痕，但他的脸比比两年前送我时更加灿烂，脚步更加从容，仿佛在他前面的是一条于属于我与我们家的光明大道。
由于车次衔接与办理行李托运等事宜，当晚我们只能在岳阳火车站附近的饭店住下。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到岳阳火车站，尽管规模远没有今天的火车站庞大，但人口的密集度远远高于现在，真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特别是入夜分，华灯初上，霓虹闪烁，靓男俊女逶迤于人流之中，宛如神仙美眷，让初次感受城市夜生活的我感到莫名的兴奋与失落。但我知道这样的境界不属于囊中羞涩的我，于是我拉着父亲沿着小街一路西行，不一会儿就到了当时的港务局码头。尽管此时夜色趋晚，但在那耀眼的白炽灯下，一大帮光着膀子的民工正蜷着腰扛着巨大的麻袋在甲板上艰难地蠕动，那汗渍浸泡之下的黝黑的肌肤在灯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看着他们艰辛的步履，刚毅的神色，我突然记忆洞开，想起父亲农闲时也多次到港务局扛包，特别是我那次重病父亲就是从这里被叫回去的，我甚至能想象出在汗水中浸泡的父亲听到儿子重病时的心境，于是父亲的形象与眼前的图景紧紧地重叠，让我突然眼泪横流，也成为我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长沙是省会，自有一番省会气势，远非当时还是城关镇规模的岳阳可比。单那火车站就规模宏大，气度恢弘，是当时全国第二大火车站，更别说那鳞次栉比的高楼，摩肩接踵的人流，川流不息的车辆了。即使是专车接送，无须沿途停靠，从火车站到师院也用了近40分钟，引得我们一边不顾炎热欣赏主干道两侧的繁华，一边从心底不住的计时，测算城市规模。父亲尽管年轻时在株洲生活过几年，但那老式的工业区自是无法与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提并论，心底也有一种掩不住的兴奋。特别是看了我们学校，深感环境、规模、条件远远超出想象之外，连连感叹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学校，很是为我高兴与自豪。为了节省盘缠，父亲舍不得去住学校招待所，晚上就与我一齐挤在学生宿舍小小的双层小铁床上，那时寝室条件简陋，连风扇也没有，开学时又正值“秋老虎”肆虐，我年纪小睡眠足仍难以入眠，真不知年过不惑的父亲怎样挨到天明。
当时还是福利制读书时代，我们不仅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17.5元的伙食费补助，并且凭票供应，饭票四两一张，菜票一毛钱一张。最让我惭愧与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那时懵懵懂懂，既没有到食堂凭票吃饭的经历（整个中学时代都是自己带米带菜），也没有进行认真的换算，竟然没想到餐票可以自由调剂，以为一次只能用一张票，每餐都只给父亲打一毛钱的菜，父亲更是不知底细，还直夸大学的伙食就是不一样。直到快到月底，我看到票还剩这么多，才恍然大悟，后悔不迭，在暗笑自己浅薄的同时，深觉对不起顶烈日冒酷暑风尘仆仆来送我的父亲。
因为湖南师院正好坐落在岳麓山下，岳麓山又是著名风景名胜区，特别是爱晚亭因为沾过领袖的光泽更是声名远播。在刚刚过去的那段特殊岁月里，爱晚亭伴随领袖的荣光在主流媒体上大红大紫，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圣地。父亲尽管生在苦难岁月，大好年华还是生长在红旗下，对领袖充满了无限的敬仰。刚好另外两位来送孩子上学的同学的父亲也有相似的经历与情感，于是三位父亲相约一同登岳麓山，以了却心中的一段夙愿。谁知很多事看似顺理成章，却常常事与愿违，从师院到岳麓山正门本来就两站路，走小路更近，偏僻我们都是初来乍到，一点不熟，只好坐车。可快下车时一位同学的父亲突然大叫：“不好了，有扒手！”语极焦急，听来颇觉怆然。我们都吃了一惊，一问，原来是随身所带全部盘缠共30多元全部被洗劫一空。要知道30多元是当时我们那个僻远山乡一个正式劳力近三个月的全部工分收入，我在师院一个学期的全部零用钱才40块。那位同学的父亲伤心至极，满脸愁云，自然再没心思去参观公园了，甚至连学校也不想逗留片刻，急匆匆就直奔火车站而去。好不容易已到山下，父亲尽管觉得十分可惜，但他更加惜缘重义，担心那位同学的父亲忙中出乱，也毅然和另一位同学的父亲一道追随而去，甚至来不及再到学校去看看，就这样与岳麓山失之交臂。
原以为岳麓山距岳阳也不是太远，以后多的是机会，何况我还要到师院呆4年呢。但父亲是一个十分勤劳而又节俭的人，一生都生怕用钱，年轻时家境贫寒手头拮据自不用说，后来儿女们都大了，又操心儿女负担重压力大，一生从来没有到哪儿旅游过。就是老家的房子倒掉后在岳阳城住了近10年，也没有去认真地逛过公园，更何况专程去长沙呢？这一耽搁就是36年，现在父亲年已老大，母亲又病魔折腾很久以后弃父亲而去，父亲身心都远不如从前，真不知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七
不管经历有多么的丰富与曲折，父亲本质上首先是一个农民，不仅有着农民的淳朴与本真，更有着农民对于土地与庄稼的天然情感，不仅没有成为像孔乙己一样没进成学结果连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都忘记了人，反而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能御熟驭轻，成了当地有名的行家里手。
且不说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与基本技能在父亲的手上是何等的熟能生巧行云流水，就说技巧性不很强的打柴吧，父亲的手艺也别具一格。父亲打柴，不仅捆儿大，而且清得整整齐齐，一捆一捆地摆在那儿，大小高低基本一致，仿如一列列接受检阅的士兵，其他人的如果堆在一起，与之一比简直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鸡窝。不仅如此，父亲砍过柴的地方，地上总是干干净净，如果不是就近细看柴桩，远远望去仿如新翻过的土地，这既源于父亲精细的习惯，更源于父亲对生产资料的珍惜。那时根本没有今天的城镇化，农村的计划生育也十分宽松，人口几近饱和，没有也不可能有用煤气做燃料的情况，柴草成为最常见又最珍贵的燃料，好多人家甚至为不知用什么把饭烧熟而发愁呢。父亲的这种习惯也带动了好多只选深与密的地方砍而暴殄天物的人养成良好习惯，除去美学观点不谈，毕竟多花一点力气与功夫远比为把东西煮熟缺乏燃料而发愁要好得多。
父亲还特别的擅长种菜，我们家的蔬菜瓜果总是比别人家的早成熟，并且更加壮实硕大，模样也可爱极了，总逗得看到的人目不暇接爱不释手。因此不少人到我们家讨要种子或者秧子，父亲不仅有求必应，还细心介绍栽种与保养方法，巴不得他的“易氏蔬菜栽种法”能大力推广造福桑梓，大有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的愿望与情怀。
父亲特别的勤劳，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他总是比别人出去早，回来晚，队里收工之后他还要加班做一些家庭农活，因此在苍茫暮色中盼父亲归耕的身影几乎成为了我们日常课。并且父亲将这一种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花甲之后他还种田砍柴、养猪种菜、灌园培果，只要是农家所有，他几乎无所不有。除了记挂儿孙，总要百里迢迢进城送一些来尝尝鲜以外，其他的忘不了让邻居们分享，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作为劳动者的最大快乐与幸福。父母年逾古稀之后，家里的老房子倒塌，由于家里再无别的至亲可以照看他们等多方面原因，老家的房子就一直没有修复，于是父母搬到城里与妹妹家住在了一起。即使如此，父亲也闲不住，刚好妹妹家在城乡结合部，房子边上还有一些空地，他忍不住把它开垦了出来，种上各种小菜，于是房前屋后又鲜蔬繁茂瓜果飘香起来。那生机勃勃的图景几乎可以写一篇新版《菜园小记》，其中的的蔬菜不仅可以全家自给，还经常送左邻右舍分享，于是父亲又开始“忙并且快乐着”起来，直到母亲突发重病，生活无法自理，必须他全心全意照顾，父亲才无限惋惜地暂时告别他的菜地。
八
父亲和母亲都是十分好强的人，尽管读书都不太多，在当地也算是文化人了，年轻时又都有过为从事公务性工作的经历，父亲还做过3年多的国有大型企业的技术工人，但都时乖命蹇，最终做了一辈子农民。而我们家又地处在湘北的大山深处，既贫瘠又封闭，一个正式劳动力一天的工分收入有时还不到3毛钱，再加上人口多劳力少，日子过得十分的艰难。偏僻父母都是十分爱面子的人，所以心中一直十分郁闷，时间久了难免要爆发于外，于是争吵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时甚至带有浓重的火药味，当我稍稍懂事之后甚至暗暗担心他们的婚姻难得到头。然而他们不仅一路跌跌撞撞的走了过来，还远远走过了金婚，正向钻石婚迈进，这既有母亲的努力，也与父亲的刚中有柔懂得退让有关。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当火药味一重，父亲就总是气得摔门而去，看似十分强硬，其实是避免火上浇油。实际上这种方式也很是有效，大多时候冷却一阵也就偃旗息鼓了，于是日子又从平静中前行。待到儿女一大，压力一小，家中变得清净，到了俗话说的少年夫妻老来伴的时候，自然就更能和谐相依了，也许这也是那个时代一般农村贫困家庭的必经之路吧。
说来也怪，尽管年轻时很多时候各不相让，步入晚年以后母亲对父亲表现出十分的依恋，不管有事没事都喜欢喊喊叫叫。尤其是近两年母亲患脑血栓，长年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更是片刻少不得父亲。有时哪怕是父亲到前边屋里拿一点东西，母亲也是喊得震天响，父亲虽有抱怨，但照顾十分周到，这在性子一直比较急又十分怕麻烦的父亲确实是一大奇迹，特别是他自己也已经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每看到这一幕的一幕，想想从前的点点滴滴，我真是感慨万端。我常常想，现实版的生活真实有时远比文学版更有韵味，这就是我看《金婚》与《父母爱情》之类的电视剧既倍感亲切又深感不过瘾的原因。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仁者寿，父亲已臻耄耋，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有机会陪他看看岳麓山，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1]
作者简介
易石秋，1965年生，198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