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黏着》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不再黏着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何謂文化。
原文
不再黏着
文化的一大優勢，就是宏觀。從宏觀來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暫時。因此，文化的宏觀也就成了達觀。
過去鄉村裡的農民，只知埋頭種地，目光不出二三個村莊。突然有一個遊子回來，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會講話，從此村裡有事，有了他，大夥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寬，齟齬就少。這個人，就是村裡的「文化人」，或者說，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從農村擴大到整個社會，道理一樣。文化，讓人知道更大的空間，更長的時間，因此不會再囿於鼻尖、作繭自縛。
我們經常會鬧的一個誤會，是把「專業」當作了「文化」。其實，「專業」以狹小立身，「文化」以廣闊為業，「專業」以界線自守，「文化」以交融為本，兩者有着不同的方向。當然，也有一些專業行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遺憾的是，很多專業人士陷於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還為此沾沾自喜。
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嘲笑別人的聲音：「聽不懂古琴，也不知道崑曲，真是沒有文化!」
我不贊成這種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塊還以為是全部，黏着自己倒也罷了，還要強制性地去黏別人，恰恰是丟失了文化的浩蕩魂魄。
這種情況，在近年來的文物收藏熱潮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文物很容易被等同於文化，結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實，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熱衷於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觀賞，便輕易過手，多不沉溺。算起來，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屬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當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後為那些文物吃盡了苦頭。我們平日經常聽到的所謂「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輕信，因為並無多少事實根據。當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記憶，因此也有一些通達之士涉足其間，例如我的朋友曹興誠先生、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與他們聊天，話題總是海闊天空。他們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鷹隼偶爾留下的爪印，而鷹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飛翔。
在諸多粘着中，黏着於專業、古琴和文物還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着，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台，自黏目標，尋釁滋事，長黏不放。這已經成了最常見的文化風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對這種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選擇是不計成本地脫離黏着，哪怕是肌膚受傷，名譽蒙塵，也要脫離。
擺脫粘着，不管是正面的黏着還是負面的黏着，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這一點我要感謝偉大的佛陀，他關於破除一切執着而涅?的教言，幫助人們在文化的天域中獲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對此，請允許我講幾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經驗，不黏着於官位是容易的，不粘着於他人的誹謗也不難。但是，當大家發現我還在進一步擺脫黏着，親手把自己創建的文化專業擱置，把已經取得的文化成就放棄，就不能不驚詫了。
我記得，當時連一些非常抬舉我的文化長輩也深感奇怪。本來，由於國內一批著名文史權威的強力推薦，我連副教授都沒有做過一天，破格升任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但他們很快發現，我轉眼就不再黏着於他們對我的高度評價，獨自一人開始了廢墟考察，而且範圍漫無邊際，完全不可歸類。連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間儺儀都成了我實地研究的對象，他們對我產生了陌生感。而我，則因擺脫了一種高雅的黏着而無比興奮。
現在，海內外的讀者都能證明，我在「脫黏」後的成果，遠超以前。
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這種依靠也是一種限制。一旦擺脫，就會發現，我們有可能以「陌生化」、「間離化」的視角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甚至產生專業之外的洞見和預見。
那就不妨再舉兩個私人例子。
我並不具備財經專業背景，卻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歐洲的時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四國會是「貧困國家」，每年必須接受歐盟的援助(見《行者無疆》初版第289頁);其中，又判定希臘社會已經「走向了疲憊、慵懶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貧血和失重，結果被現代文明所遺落」。(見《千年一嘆》初版第27頁);而且，我還判定歐洲很多富裕國家「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見《行者無疆》初版第326頁)。
好幾位財經專家問我，為什麼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準確的預見?我說，原因就在於我不是財經專家，不會黏着於那麼多數據、報表、曲線，只能從整體上粗粗地觀察這些國家的支柱產業、社會生活和精神狀態，反而對了。
記得就在準確地預測了歐洲經濟之後，我還以非專業的外行目光，對自己身邊的一家老式百貨商店進行了預測。當時，在各種新興「超市」的包圍下，上海街市間的這種老式百貨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轉制」也無人看好。而事實上，全上海同類商店這麼多年下來的存活比例，確實也微乎其微。但我，卻早早地發現了這家商店一位能幹的年輕經理，覺得他就是前途，便進行了投資。現在證明我的這個預測又對了，有的財經評論員有點嫉妒。我說，很抱歉，你們這些財經評論員太黏着於專業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作「事後預測」。
有很多「策劃專家」喜歡給每個地區、每個行業、每個單位、每個人「定位」，但這只是一時之需。文化的使命之一，恰恰是給「定位」太死的社會帶來自由活力，讓每個人的綜合天性充分發揮。
說到這裡，也許可以作一個小結了：只要擺脫黏着，擺脫定位，擺脫局限，讓文化回到宏觀的本性，我們就能天馬行空。[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