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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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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

此詩題中「閒飲」二字透露出詩人寂寞而又閒愁難遣的心境。

前兩聯，字面上是抒寫詩友聚會時的興奮，沽酒時的豪爽和閒飲時的歡樂，骨子裡卻包涵着極為淒涼沉痛的感情。從「少時」到「老後」，是詩人對自己生平的回顧。「不憂生計」與不「惜酒錢」，既是題中「沽酒」二字應有之義，又有政治抱負與身世之感隱含其中。「少時」二字體現出詩人少不更事時的稚氣與「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豪氣。「老後」卻使讀者聯想到詩人那種閱盡世情冷暖、飽經政治滄桑而身心交瘁的暮氣了。詩人回首平生，難免有「早歲那知世事艱」的感慨。「共把」一聯承上啟下，亦憂亦喜，寫神情極妙。「十千沽一斗」是傾注豪情的誇張，一個「共」字體現出兩位老友爭相解囊、同沽美酒時真摯熱烈的情景，也暗示兩人有相同的處境，同病相憐，同樣想以酒解悶。「相看」二字進而再現出坐定之後彼此端詳的親切動人場面。他們兩人都生於同一年，已經快六十六歲，按虛歲來算快六十七歲了，亦即「七十欠三年」。兩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兩張皺紋滿面的老臉，面面相覷，彼此都感慨萬千。朋友的衰顏老態，也就是他們自己的一面鏡子，憐惜對方也就是憐惜他們自己。在這無言的凝視和含淚的微笑之中，包含着多少宦海浮沉、飽經憂患的複雜感情。

頸聯，具體描寫「閒飲」的細節和過程，將題中旨意寫足。這裡的「閒」是身閒而心未嘗閒，借知識的遊戲來怡情養性是假，排遣寂寞無聊才是真。雖有高雅芳潔的情懷、匡時救世的志向和滿腹經綸的才學，卻只能引經據史，行行酒令，虛擲時光，這正是仁人志士的不幸。這裡的「醉」，似醉而非真醉；與其說是醉於「十千沽一斗」的美酒，不如說是醉於「勝管弦」的「清吟」，雖然美酒可以醉人，卻不能醉心，一般的絲竹可以悅耳動聽，卻無法像知己的「清吟」那樣奏出心靈的樂章，引起感情上的共鳴。這二句，把「閒飲」和內心的煩悶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尾聯，詩人把眼前的聚會引向未來，把友情和詩意推向高峰。一個「更」字開拓出「更上一層樓」的意境，使時間延長了，主題擴大和深化了。此番「閒飲」，似乎猶未盡興，於是二人又相約在重陽佳節時到家裡再會飲，那時家釀的菊花酒已經熟了，它比市賣的酒更為醇美，也更能解愁。「共君一醉一陶然」，既表現了摯友間的深情厚誼，又流露出極為深重的哀傷和愁苦。只有在醉鄉中才能求得「陶然」之趣，才能超脫於愁苦之外，這本身就是一種痛苦的表現。

這首詩詩題為「閒飲」，表面上抒寫解囊沽酒、豪爽痛飲的曠達與閒適，深藏的卻是閒而不適、醉而不能忘憂的複雜情感。蘊藏了他們對人生愁苦、世事艱難的深刻感受和體驗，表現了這兩位有着相同命運的詩人的深厚友情。此詩蘊藉深厚，句外有意，將深情以清語出之，把內心的痛苦憂煩用閒適語道出，加強了抒情效果。全詩言簡意富，語淡情深，通篇用賦體卻毫不平板呆滯，見出一種爐火純青的藝術功力。此詩題中「閒飲」二字透露出詩人寂寞而又閒愁難遣的心境。

詩詞正文

“ < 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閒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

更待菊黃家釀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

” — <《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古詩文網>

譯文

少年時尚不知為生計而憂慮，到老來誰還痛惜這幾個酒錢？

你我爭拿十千錢買一斗好酒，醉眼相看都已七十隻差三年。

閒來徵求酒令窮搜經書史籍，酒醉聆聽吟詠勝過領略管弦。

待到菊花黃時自家的酒釀熟，我再與你一醉方休共樂陶然。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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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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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講壇.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