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最後智慧》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人生的最後智慧》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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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國王侯賽因的陵墓。本來.現代政治人物不是我這次尋訪的對象，但到約旦之後，越來越覺得需要破破例了。
幾乎聽有的人都用最虔誠的語言在懷念他。我們隊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禮品商店買了一枚他的像章別在胸前，只想作一個小小的或女念，沒想到被一位保護我們的警察看見，這位高個子的年輕人感動得不知怎麼才好.立即從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給小姐，一是感謝中國小姐尊重他們的偉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來保衛國土的像章，他知道，國王的像章將要做跨國旅行。
他們說，當國王病危從關國飛回祖國時，醫院門口有幾萬雀矜巨群眾在迎接，天正下雨，沒有一個人打傘。
他出殯那天，很多國家的領袖紛紛趕來，美國的現任總統和幾任退休總統都來了，病重的葉利欽也勉力趕來，天又下雨，沒有一個外國元首用傘。
出殯之後，整整四十天舉國哀悼，電視台取消一切節目，全部誦讀《可蘭經》，為他祈禱。
人們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約旦區區小國，在複雜多變的中東地面，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誰的臉色都要看，誰的嗓音者倪妻聽，要硬沒有資木，要軟何以立身，真是千難萬難。
大國有大國的難處，但與那種舉手之勞可以被扼住喉管、一夜之間可以被人吞併的小國比，畢竟沒有太多的旦夕之憂。侯賽因國王明白這一點，多年來運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執、不偏窄、不極端、不抱團、不膠粘，反應靈敏，處世圓熟，把四周的關係調理得十分勻當。可以說他「長袖善舞」，但他甩動的長袖後面還是有主體、有心靈的，人們漸漸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動作真誠地指向和平的進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為這個地區的一種理性平衡器。
這種角色可以做刁、也可以做大，他憑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際能力，使這種角色一次次走到國際舞台中央。結果，世界各國對這一地區深深皺眉，他與約旦，反而成了一條渡橋。這使他由弱小而變得重要，因重要而獲得援助，因重要而變得安全。
我曾兩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鳥瞰，也曾j匕行到傑拉西(Je.h)去瞻仰聲勢奪人的羅馬廣場，知道這個國家在立國之前，一直是外部勢力潮來潮去的通道。山谷間小小的君主，必須練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強地保境安民。我對本地歷史知之甚少，但從山勢遺蹟已可找到這種技巧的印痕，而侯賽因國王，則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評選二十世紀以來小國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們還不知道約旦在哪裡，卻已經在國際新聞廣播中聽熟了「約旦國主侯賽因」。這個專用名詞幾乎成為一個現代國際關係的術語，含義遠超某一個國家某一個人。這，正是我非要去拜褐陵墓不可的原因。陵墓在王宮，王宮不是古蹟而是真實的元首辦公地，因而要通過層層禁衛。終於到了一堵院牆前，進門見一所白屋，不大，又樸素，覺得不應該是侯賽因陵墓，也許是一個門樓或警衛處?一問，是侯賽因祖父老國王的陵寢。屋內一具白石棺，覆蓋着繡有《可蘭經》字句的布慢.屋角木架上有兩本《可蘭經》，其他什麼也沒有了。踢手跟腳地走出，詢問侯賽因自己的凌墓在哪裡，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誠的步履攀援百級台階、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又們翁穆儀仗的準備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發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寢的門外空地上，有一方僅僅兩平方米的沙土，圍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個布篷，也沒有任何人看管，領路.人說，這就是侯賽因國王的陵寢。
我和陳魯豫都呆住了，長時間地盯着領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說剛才是開玩笑。當確知不是玩笑後，又問是不是臨時的，回答又是否定，我們只得輕步向前。
沙土僅是沙土，一根草也沒有，面積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衛的，是幾根細木條上拉着的一條細繩。最驚人的是沒有墓碑和墓志銘，整個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設一階，不築-亭，不守一兵。
我想這件事不能用「艱苦樸素」來解釋。侯賽因國王生前並不拒絕豪華，卻讓生命的終點歸於素淨和清真。我一直認為，如何處理自己的墓葬，體現一代雄主的最後智慧。侯賽因國王沒有放棄這種智慧，用一種清晰而幽默、無虞又無聲的方式，對白己的信仰作了一個總結。這次陪我們去的，有一位在約旦大學攻讀伊斯蘭教的中國學生馬學海先生，他說，我們立正，向他祈禱吧。我們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兩手在胸口向上端着，聽小馬用阿拉伯文誦讀了《可蘭經》的開端篇。我在心裡默誦：國王，沒想到你以這樣一種方式在休息，請接受一個萬里而來的中國人的敬意。[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