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之文化以溝通為業》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文化以溝通為業》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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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隊到達旅館門口，只見熙熙攘攘間筆挺地站着一個中國人，手裡拿着一本書，很像間諜接頭的樣子。不幸我很快發現，他手裡的接頭信號竟然是我的《山居筆記》。他叫徐伏鋼，在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工作，從《聯合早報》上逐日讀到我的日記，知道了我們的行程，就從新加坡飛到了開羅，專來看望我。這使我很感動，便拉他在旅館大堂的沙發里坐下。我只有一個要求，在他悉心準備好的埃及古代草壓紙上寫一段有關漂泊異鄉的話，我立即遵命。他說，他的這種萬里攔截、古紙索句，都是一種最好的紀念，與大家關注的「千禧之旅」擦了邊。從這件事我要再次感念現代傳媒。古代旅行者真正的痛苦，是無以言狀的寂寞，而我們這次，雖然每天都遇到大量麻煩事，但通過銥星和海事衛星，然後再通過電視和報紙，使全球華語圈的無數讀者和觀眾始終與我們同在。我每天寫日記，寫完就去找我們一行中專門負責傳送技術的周兵。瘦瘦的周兵總是住在不同旅館的朝東房子裡，滿地都是器材、電纜，幾乎通宵不睡，把拍攝的圖像傳回香港，順便也傳送我的文章。第二天出發時，他就搖搖晃晃地在車上睡覺。這些日子下來，他更瘦了。現在才知，我的日記一直同時在台灣《聯合報》、香港《大公報》、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美國和加拿大的《世界日報》、《僑報》連載，在大陸，系統連載的是北京晚報》和《羊城晚報》，轉載的報刊更多，一時無法統計。這就是說，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紙，有很大一部分都刊登了。它們都是從鳳凰衛視的網站上獲得文本的，一刊登就是三個多月，一百多篇，對哪家報紙都是大動作。它們並不清楚這次艱難的越野考察是不是能真的一步步走通，也不知道我會不會因病因累而中途退出，卻都辟出最注目的版面隆重刊登，我想只有一個原因，它們能快速領悟這樣的考察活動對中華文化意味着什麼，對中國人意味着什麼。
任何一種文明的復興，都以自我確認為前提，而廣泛的自我確認，又以溝通和普及為前提。原以為在溝通和普及上，中華文明存在不少問題，但到埃及一看，發現他們的問題似乎更嚴重。
埃及文明即使在最繁榮的時期也追求神秘和封閉，甚至追求不可理解性，結果只能固步自封，終於難以為繼。中華文明卻不是如此，先秦諸子的學說觀點各異，但共同都反對封閉，每個學派都力圖讓自己的學說傳遍天下。後來，無論魏晉還是唐宋，文化信息的傳播都暢通九州，即便幾句詩文也能像春風一般搜蓋大江南北，很少阻礙。就連那幾部古典小說，在明清時期也是街談巷議的對象。中華文明之大，相當一部分取決於它的普及企圖和傳播力量。暫處衰勢時它會隱匿自保、清高自慰，而一旦有興盛的可能，總是百川連注、眾脈俱開、氣吞萬匯。我覺得中華文明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紀復興，先要看有多少傳播它的通道融化了冰雪，排除了障礙。這次文化考察，竟然引得那麼多華人報刊關注和參與，像是一個信號，預示着中華文化正在面臨着一種全新的整合，構建着一種共同的話語。至於我的日記寫得好不好，鳳凰衛視的節目拍得好不好，已成為一個次要的問題。
文化以溝通為勝業，文化以傳播為命脈。世間有麼多障礙，人間那麼多隔閡，就靠文化來排解。這次我們狠狠地做了一個全方位的實驗，用車輪去溝通幾大文明，用電波來聚集各地華人視線，讓世界來看看中國人如何把文化猜測變成了文化行為。
我正這麼寫着，隊長郭漠和編導桂平憂心忡忡地向我走來，原來我們的旅途又遇到了大量的不通暢。想在蘇伊士運河上拍攝，埃及軍方至今沒有批准，還需做最後的努力。沙特阿拉伯的聖城麥加，非穆斯林不准進人，沒有通融的餘地。更麻煩的是，我們經過以色列，就不可能進人伊拉克了。以色列有耶路撒冷，不能不去;伊拉克有巴比倫遺址，也不能不去，但現代國際政治只能讓我們選取其一。權衡之下，我們更偏重於耶路撒冷，因為它對幾大宗教者非常重要，可惜巴比倫了。
剛剛又從新聞中得知、巴基斯坦發生軍事政變，局勢緊張，成了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在巴基斯坦受阻，如果真是這樣，五輛吉普又何以到得了印度和尼泊爾?到不了印度和尼泊爾，我們不僅少了一個極重要的文明故地、宗教源頭，而且也無法跨越喜馬拉雅山了。如果改道往走，從伊朗經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或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進人新疆，雖然也有意思，卻是另外-件事了。
看來，在現代，想求得通暢仍然極其艱難。我很喜歡在歐洲旅行時，很多國家的國境線連一片、崗亭也沒有，只豎一塊牌，所有的汽車飛馳而過的情景。但這種情景，在一些文明故地卻不敢設想，真不知是什麼運數。難道，文明一上年紀就脫變成了障礙?
不過，我們這次無論如何要走通它。因為我們這些中國人終於已經明白，文明出現在世界上，不是來設置障礙而是來排除障礙的。那麼，就讓我們這次咬咬牙齒做一個艱難的試驗。[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