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文化隱憂》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當前的文化隱憂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何謂文化。
原文
當前的文化隱憂(1)
當前中國文化遇到的問題，比它的歷史弊病還要複雜。
因此，我今天的演講要在這個話題上停留較多時間，大膽地把幾個隱憂坦陳出來。
第一個隱憂，復古文化正在衝擊着創新文化。
前面剛剛講過，我不贊成拿着西方文化的兩百年來壓中國文化的五千年。這話本該說得理直氣壯卻很難理直氣壯了，因為最近幾年，國內突然風行起復古主義，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
其實，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於創新，而不是懷古。要懷古，比中國更有資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們不創新，成天向世界講述巴比倫文明和法老遺言，怎麼能奢望在現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
很遺憾，打開我們的電視、報紙、書刊，很少有一個創意思維引起廣泛關注，永遠在大做文章的還是一千年前的梟雄心計、七百年前的宮門是非，以及古人之奪、古墓之爭、老戲重拍。
本來，做一點這種事情也未嘗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斷力不高的現代中國，社會關注是一種集體運動，傳播熱點是一種心理召喚，倚重於此必然麻木於彼。幾年下來，廣大民眾心中增添了很多歷史累贅，卻沒有提升創新的敏感度，這不是好事。
復古文化在極度自信的背後隱藏着極度的不自信。因為這股風潮降低了中國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進行平等對話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語、自娛自樂、自產自銷、自迷自醉。這是中國文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倒退。
更讓人警惕的是，這幾年的復古文化有一個重點，那就是違背我前面講過的「愛和善良」原則，竭力宣揚中國文化中的陰謀、權術、詭計，並把它們統統稱為「中國智慧」、「制勝良策」。相反，復古文化從來不去揭示中華大地上千家萬戶間守望相助、和衷共濟的悠久生態，這實在是對中國文化的曲解。這種曲解，已經傷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質，傷害到了後代的人格建設，也傷害到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這股復古思潮，甚至對近百年來發生的某些社會文化現象也進行過度誇耀。例如在我生活時間較長的上海，一些人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樂門」的濫情描述，對當時還處於起步狀態的學人、藝人的極度吹捧，就完全違背了基本常識，貶損了一個現代國際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僅是上海，據我所知，這些年各地已經把很多處於生存競爭過程中的民間藝術、地方戲曲，全都不分優劣地當作「國家遺產」保護了起來，把它們稱作「國粹」、「省粹」、「市粹」，順便，還把老一代民間藝人一律封為不可超越的「藝術泰斗」、「文化經典」。這在文化史上鬧了大笑話，還阻斷了民間藝術新陳代謝的自然選擇過程，反而惡化了文化生態。
保護，對破壞而言，是一個正面概念;但對改革而言，則很可能是一個負面概念。今天世界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意味着倒退。
由於很多文化官員對於文化發展的大勢缺少思考，這股失控的復古勢頭也獲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結果，當過去的文化現象在官方的幫助下被越吹越大，創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個隱憂，民粹文化正在衝擊着理性文化。
我前面曾經說到，康德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有勇氣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這句話的關鍵詞，除了「公共空間」就是「運用理性」。但這些年來，理性文化還沒有來得及被廣泛運用，卻受到民粹文化的嚴重衝擊。民粹和復古一樣，都是在設定虛假信仰。任何虛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騙。
當前的文化隱憂(2)
每一個正常的現代社會都應該重視民眾的呼聲，但是，這種重視必須通過真正的民主理性和必要程序來實現。應該承認，世上許多重大課題，一般民眾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記憶中，如果三十年前拿着「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大問題進行民意測驗，肯定很難通過。因為這會使很多「鐵飯碗」保不住，而一般民眾又無法預計中國經濟後來的發展。又如，現在如果拿着「低碳」、「減排」、「禁獵」、「限牧」、「休漁」等問題交付民意裁決，情況也會很不樂觀。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則，那麼，人類為什麼還需要那些苦苦尋求真理的文化大師，而且他們都那麼孤獨?孔子流浪十幾年，一路上沒有什麼人聽他的，除了身邊幾個學生;老子連一個學生也沒有，單身出關，不知所終。如果讓當時的民眾來評判，他們這些默默趕路的人什麼也不是。民眾追捧的，是另一類人物。
對於民粹主義，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都不陌生。那時候，普天下都是大鳴、大放、大批判、大揭發，號稱大民主。發起衝擊者，就是自稱「革命群眾」的造反派。他們被一些投機文人封為「弱勢群體」，但當時真正的弱勢群體，顯然是那些天天遭受欺凌的文化精英。我一直認為，「文革」如果僅僅是一場上層的政治鬥爭，那還算不上災難;但是，當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義大行其道的時候，立即就變成了一場全民浩劫。幸好，他們那時只用大字報，還沒有互聯網。
民粹很像民主，卻絕對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濫，是對不民主的懲罰，但是這種懲罰喚不來民主。民粹對於民主的損害，甚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讓人嚮往民主，民粹讓人誤解民主。
由於民粹主義歷來是一群投機文人挑唆起來的，因此還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識分子站出來堅持冷峻的理性，與他們對峙。一個可悲的事實是，由於多年來對於民粹的放縱，現在要面對着它來堅持理性，已經成為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民粹主義表現在文化藝術上，就是放棄應有的等級和標準，把底層觀眾的現場快感當作第一坐標。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美學都告訴我們：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對人的提升。一切優秀的文化藝術本是歷代大師辛勤架設的提升人們生命品質的階梯，民粹主義拆掉了所有的階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鬧。
當然，嬉鬧也可以被允許。但是應該明白，即使普通民眾，也有權利尋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權利享受高出於自己的審美等級。
今天我要請在場的同學們冷靜下來設想一下，如果把人類歷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藝術大師都一一交給當時當地的民眾來「海選」，結果能選上哪幾個?我可以肯定，一個也選不上。「海選」，是社會上部分愛熱鬧的年輕人的短期遊戲，與藝術的高低基本沒有關係。最有精神價值的作品，永遠面對着「高貴的寂寞」。雖然寂寞，卻能構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嚮往，如黑海的燈，遠山的塔。
總之，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文化藝術一旦受控於民粹主義，很快就會從驚人的熱鬧走向驚人的低俗，然後走向驚人的荒涼。
第三個隱憂，文化的耗損機制仍然強於建設機制。
現在經常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舉世矚目，卻為什麼遲遲不能出現真正被海內外公認的文化成就?」
當前的文化隱憂(3)
答案，必定與文化的耗損機制有關。
耗損有不同的類型，我要先講一講「惰性耗損」。
「惰性耗損」是一種體制性的毛病，這種毛病耗損了文化的活力，浪費了文化的資源，使「惡性耗損」乘虛而入。
今天中國文化的「惰性耗損」，主要耗損在官場化、行政化的體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仍在體制之內，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卻在體制之外。
文化的官場化、行政化，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中國大陸一層層「領導」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聯」、「作協」這樣的官方機構中。這些機構一定也做過一些好事，當然還可以繼續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裡邊。但是現在應該釐清它們的真實性質，免使它們繼續受到不必要的指責。它們實質上沒有太多權力，也沒有當代的代表性，可能會給部分人員一些身份和津貼吧，卻無法面對文化創建上的真正問題。
其實目前處於文化創建前沿的，是年輕的一代。他們天天遇到的障礙、挑戰、掙扎、樂趣，是官方機構無法想象的。這中間的差異，就像「野戰軍」和「軍人俱樂部」之間的天壤之別。現在的體制似乎把「軍人俱樂部」里的活動當作了戰場，錯把大量的國家文化資源和榮譽資源都給了他們。而在真實的戰場上，卻風沙撲面，蛇蠍處處，缺少支援。
這就引出了「惡性耗損」。
我們應該檢討，在「文革」之後的撥亂反正過程中，對於禍害極大的「革命大批判」，當時只是否定了它的具體內容，卻沒有否定它的行為模式。於是，幾十年一過，當「文革」災難漸漸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現在中國文化傳媒界一些不斷整人的投機文人，比「文革」時期的造反派更加惡劣，因為他們明知真相而堅持造謠，明知法律而堅持犯法。相比之下，當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們無知得多。
這種大批判的行為模式，永遠是假借「大眾」的名義，通過捕風捉影、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鼓譟起鬨，給文化環境帶來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為了安全起見紛紛尋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軍方的文藝團體。沒有獲得這種背景而又有較大名聲的文化創造者，就成了「惡性耗損」的重點對象。正是這種耗損，危及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命脈。
這中間，很多傳媒起到了極為關鍵的負面作用。近十年來，這些傳媒經常在境外控訴，它們的記者如何受到了哪個縣長、哪個機關的不禮貌對待，似乎他們是正義的化身，又是備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們忘了告訴人們，自己就是一種強大權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創造者一直受到它們的誹謗、追毆而求告無門。當誹謗被一一揭穿，它們也從來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罰，總是轉身去謀劃着新的誹謗。
它們為什麼敢於如此?那是因為，這些傳媒都頂着「政府喉舌」的光環，不存在體制上的對立面，更沒有法律上的擔憂。因此，即使沒有受到它們傷害的文化創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就是當前中國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
我企盼政府儘快與大多數文化傳媒脫鈎，使它們不再享有特權，隨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監督和懲處。
從現在看來，中國的法律界習慣於把受毀損的文化人看成是「公眾人物」，似乎理應挨打;把傳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論自由」，似乎理應施暴。
當前的文化隱憂(4)
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領域，任何惡性耗損幾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價。時間一長，文化耗損者的隊伍大大擴充，文化建設又何從談起?
近兩年，很多地方都在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準備放寬政策、重獎重賞、多方引進。其實，在我看來，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損」和「惡性耗損」，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數量有限，居無定所，永遠在尋找着能夠守護文化等級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講了當前中國文化遇到的三個隱憂，可能會引起大家的不少煩惱。這些問題發作的程度已經不輕，什麼時候能夠緩釋?什麼時候能夠解決?
對此我想作一個讓大家寬心的判斷。
我認為，復古文化的熱潮現在已經越過了峰尖，開始降溫。原因是人們已經發覺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謀略對於當代生活幫助並不大，產生了厭倦。
同樣開始引起人們厭倦的，是那種「惡性耗損」機制。大家漸漸發現，雖然這種機制每次發動進攻時都聲勢很大，但到最後都疑竇重重。時間一長，連幸災樂禍的起鬨者都疲頓了。我想，幾年以後如果中國法院能對一些誹謗罪、誣陷罪作出刑事審判，而獲罪的被告恰恰是那些橫行霸道多少年的傳媒和「大批判文人」，中國文化的情況必定會快速好轉。據我所知，很多人都在迫切地期待着這一天。
我感到悲觀的，反倒是那些看起來危害不大的「惰性耗損」。那麼多爭權奪位的協會，那麼多假大空的晚會，那麼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評獎，那麼多近似於「樓堂館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什麼時候能夠大刀闊斧地收拾一下呢?不少官員也看出了其中的虛耗成分，但覺得反正有錢，用文化做點「面子工程」也未嘗不可。但是，事實證明，這種「惰性耗損」越熱鬧，真實的文化創造就越難產。這個毛病的克服，應該與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有關。
在所有的焦慮中，我最為焦慮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濫。我已經一再警告，這裡埋藏着一場巨大的人文災難，危害性超過自然災害和外敵入侵。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能夠有效抑制它的觀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對它的畏怯、餵食和嬌寵，致使很多憂慮者不得不移民遠去。
說到這裡，大家已經明白我為什麼在演講一開始就在叫苦了。文化，當它以自己的身份爭取尊嚴的時候，一點兒不比政治、經濟、科學簡單。文化又大又難，在文化上即使終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會太多。因此，進去的人流總是浩浩蕩蕩，出來的成果總是寥寥無幾。這種情景，與科技領域完全不同。
我很抱歉向年輕的同學們說了這麼多沉重的話題。我想，與其讓你們自己去一點點吃驚地發現，還不如先把真相告訴你們，相信你們能夠面對。
最後，我想改變氣氛，縮小話題，提振情緒，對澳科大的同學們留幾句鼓勵的話，來作為演講的了結——
同學們，不知你們聽了我的演講後，還喜不喜歡文化。但是不管怎麼說，你們逃不開它。那就不要逃，主動投入吧，文化也需要你們。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創造，就像我們的祖先刻第一塊玉，燒第一爐窯。你們還那麼年輕，應該立即命令自己成為一個文化創造者，而不僅僅是文化享受者。
作為一個文化創造者必須是善良的，絕不會傷害別人，指責別人，而只會幫助別人，把最好的作品奉獻給別人。他的每一項創造，都是出於大愛。文化創造者的精力永遠不夠用，因為他們要探尋全人類和全民族的終極價值和重大憂患，還要探尋最佳的藝術形式，使每一個作品都能提升人們的生命體驗。
作為一個文化創造者必須是誠懇的，不會假裝「復古」來掩飾自己在現代性上的無能，也不會假借「民意」來遮蓋自己在主體性上的乏力。作為一個文化創造者又必須是超逸的，既不會屈服於學歷壓力、職稱壓力、輿論壓力、官位壓力，也不會屈服於同行嫉妒、文人耍嘴、痞子潑污、傳媒圍攻。只有這樣，我前面所說的諸多弊病、種種隱憂，才會被逐步冷落和化解。
中國文化的前途取決於像你們這樣年輕的創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那麼，你們的品行、等級、力量、眼界、氣度、心態，就是中國文化的未來。
就講到這裡吧。整整一個下午，大家聽得那麼專注，那麼安靜，讓我感動。對於在座的名譽博士和各位教授，我實在要說「不敢當」，請你們多多包涵、指正;對於在座的那麼多學生，我要說的是，學習科學技術的年輕人能夠如此誠懇地面對文化課題，真讓我安慰。
謝謝![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