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惡狼》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心中的惡狼》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於余秋雨的散文集《霜冷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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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兇殺案中，最讓人感到恐怖的是哪一種?我認為是沒有具體理由的那一種。有理由，就有邏輯，傷害具有針對性，人們也有可能提防;如果沒有理由，只能聽天由命，誰都手足無措了。
其實，沒有具體理由的犯罪，總還是有心理理由的。因此，我們有必要更加關注人類的心理黑箱，說不定什麼時候，那裡會躥出來一條惡狼。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雲南省通海縣縣城的一個歌舞廳里，一個握着長劍的青年男子見人就刺，不到半小時就刺死四人，刺傷多人，他邊刺邊大聲吼叫：「我孫玉峰曾經是社會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事業的成功，對社會有益，我事業失敗，就會給社會帶來災難。」
那麼，他有什麼事業呢?這完全是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讀過一些江湖武俠故事的農村無賴子的狂想。他偶爾進縣城，見路上沒什麼人理他，就在日記里寫道：「每走到人群之時，竟然當我是死人，視如無物，陰惻惻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他恨一切不理他的人，但所有的人都不怎麼理他，於是他斷言「天下人人可殺」。
看來，他走向罪惡的心理程序，是從狂妄自大的心理幻覺開始的。總覺得自己十分重要，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人們實在沒有注意他的理由。我估計他曾多次自我賣弄，一再招惹別人，甚至恨不能把一個有點小名氣的人引出來與他在大庭廣眾之下吵一架，可惜連這也沒有發生。他的招惹因形態卑下，別人只須眼角一掃就會立即厭惡地轉過頭去不再理會。這種極度的孤獨和無聊引起了他的仇恨，但仇恨又沒有特定的對象，只能拿起長劍，朝那些活得最快樂的人群走去，按照他的認知範圍，他選擇了歌舞廳。
應該說，這個心理程序的前半部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眼熟。明明是自己招惹了別人，卻不躲開、不道歉，反而覺得別人對不起他，甚至越來越義憤填膺，這是為什麼?
有一位作家曾大惑不解地問我：「某某人，我完全不認識，他在五年前一邊剽竊我的作品發表，一邊寫文章罵我，這樣做我還能理解，賊喊捉賊嘛!我不理解的是，五年來我對此事完全不理，而他對我的批判卻接連不斷，而且口氣越來越凶，這是為什麼?」
我想了一想，說：「問題大半出在你的完全不理上。開始，他一邊剽竊你又一邊罵你，是為了堵你的口，遮人耳目;但你居然對這兩件事完全沒有反應，使他感覺到，他在你心目中太微不足道，他的所作所為完全無足輕重，這使他產生了徹底的自卑，並由自卑變成憤怒。」
「不是欺軟怕硬?」他問。
「不是。欺軟怕硬只是表象，」我說：「你的完全不理，看上去是軟，但已超出了軟的底線，是一種不可理解之軟，而不可理解之軟其實就是一種超強度的硬，因此引發了他極度的不自信。」
其實，這種現象並不深奧。
兒時在鄉間，常見夏天的中午一頭頭水牛浸在池塘中消暑，總有群蜂圍着它們轉。有的水牛被吵得不耐煩了，會甩起尾巴驅趕一下，而有的水牛則紋絲不動。群蜂先是集中在甩動的尾巴附近，恣意逗樂，但時間一長，全都向着紋絲不動的水牛進攻了。它們不是在紋絲不動中尋找安全，恰恰相反，它們一浪接一浪地去招惹，頻率越來越快，恨不能把頑石般的水牛整個兒挑動起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目睹過類似的現象。
一個同學，來自農村，生怕城市裡的同學瞧不起，成天找機會作態，連夜間上廁所時穿的拖鞋都堅持用木拖板，響徹樓層，還聲言是「保持貧農本色」。這樣的人，「文革」一來，很容易造反。一天，造反派開會鬥爭教師，適逢他外出，回來後聽說，深感失落，居然決定一個人拉一名教師出來遊街，補補「風頭」。他來到集中關押教師的地方，吆喝幾聲，教師們誠惶誠恐，唯獨余上沅教授不驚不怒，平靜如水。這個同學一看，突然傻住，似有恐懼，然後火氣上揚，獨獨把余上沅教授拉出來，由他一個人押着，在校園裡遊街，招搖過市。作為這次惡性事件的代價，這個同學在十年之後被審查了很長時間。
這個同學犯了錯誤，但我們都熟悉他，深知他其實並不壞，此前此後也沒有做過其它更壞的事，那次衝動，完全是他長久來煎熬於內心的過度自卑和過度自重的突然迸發，迸發的直接起因是兩重失落，失落於一種熱鬧，又失落於余上沅教授超常的平靜。
但是，這種突然迸發有時會產生極嚴重的後果。據報載，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下午，洛陽工學院一個姓金的碩士研究生，由於長期以來覺得老師和同學處處看不起他，在交納課程重修費的時候，突然舉起水果刀，向一位正在開發票的女教師猛刺十三刀。直到被警方逮捕，他在監獄裡清醒了一陣之後才沉痛地說：「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老覺得別人有意和我過不去，現在想想並沒有什麼根據，老師和同學們對我其實都挺好的。」他還說，他並不是針對那位被刺的女教師的，如果那天路上碰到別的老師和同學，心裡覺得過不去，也會舉刀。
這就是說，由於種種心理病灶的誇張性誘發，他心中的惡狼放出來了。這隻心中的惡狼也會吃人，既吞噬了別人，也吞噬了自己。由此聯想開去，那個在美國愛荷華用手槍刺殺了多名物理學教授的中國留學生盧剛，也進入了類似的心理程序，當然後果更加嚴重，製造了一個震驚世界的血腥事件。盧剛是博士研究生，洛陽的那位是碩士研究生，雲南那個叫孫玉峰的人什麼也不是，但在自己村莊裡也足可自命為一個孤獨的哲人了。他們最後都把自己置身在血泊中，干下了人世間第一等的壞事：殺人。因此，我們切莫輕視了這隻心中的惡狼。
據我看，這些人的心中之所以會培育出一隻惡狼出來，大致有以下一些共同點：
第一，他們都有過一段奮鬥史，使他們超出了原來的生活環境。這種經歷帶來一種力圖排除一切阻力的行為慣性。他們已經把世界看得很小，以為再努力幾步就能抵達某種極致，因此把眼前的障礙看得很大，以為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
第二，他們的起點比較低微，因此在把世界看小的同時又十分自卑，永遠敏感於別人對自己的態度，每天都虎視眈眈，疑神疑鬼，總覺得隨時都有一種莫名的力量能把自己顛覆;
第三，他們從來執着於成敗的界限而無所謂善惡的界限，因此在心底不拒絕用惡的方式來爭取成功。善良對於他們，從未有過感召力和控制力;
第四，他們永遠逼視着高於或有可能高於自己的人物，不管這些人物與自己有沒有關係。對於那些以平靜的生態高出自己的人尤其嫉恨，形成了一種強烈而又遼闊的「泛嫉恨」，最後甚至嫉恨整個文明世界。
有了這四個共同點，只要出現了燠熱的溫度，便立即可以在心頭聽到惡狼的嗥叫。
不是危言聳聽，我認為，這種心理上的惡狼今後會越來越多，而且有可能帶來很大的世界性災難。因為在很大的範圍之內，個人不再受到群體意志的嚴密控制，跋涉在精神荒漠上的心理孤兒層出不窮，而現代社會的生存競爭又如此激烈，處處隱藏着危險的觸發點，因此，接連不斷地出現一些駭人聽聞、又沒有理由的兇殺事件是不奇怪的。至今仍在美國監獄裡接受馬拉松式審判的智能殺手卡欽斯基就是一個例子，讓我們每次想起總要為人類的前途增加憂慮。此人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數學博士，由於仇恨高科技社會，專門用郵包爆炸方式殺害大學教授和科學家，十八年間製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造成一片恐怖。他過着極端孤獨的生活，卻又渴望着自己在公眾中的知名度。他希望自己的行為一直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如果社會上突然冒出來一個大新聞掩蓋了他，他會坐立不安，很快再次作惡。為了讓社會更關注自己，他居然會給受害者寫信，說自己「夜以繼日製造炸彈是多麼辛苦」，而且還寄長篇文章《工業社會及其未來》給報社要求發表，聲言如蒙發表就不再製造爆炸事件。不管這個案子多大，受過高等教育的卡欽斯基在極端孤獨中因渴望成名、嫉恨成功者而不擇手段行惡的基本特徵，與我們前面所說的殺人犯沒有什麼兩樣，他讓我們警覺，心中的惡狼對人類的殘害會達到什麼地步。
對於這樣的人該怎麼辦?他們的行為終點當然已屬於警方的事，但行為的起始和中段卻發生在我們身邊，而且時時有可能走向終點。像往常一樣對這種邪惡現象完全不予理睬以求太平，顯然已經不是辦法，因為對這樣的人來說，並不是有誰去招惹了才會引起他們的行惡，我們不去招惹，他們仍然會找上門來，將巨大的罪惡向着完全無關的人群潑灑。在他們面前，不存在明哲保身的空間，不存在任何個人的安全。
因此，對付這些人心中的惡狼，只能是全人類的集體行為。在社會上普及心理諮詢和緩釋機制，當然是一個辦法，但更重要的還是要重複我心中的聖典：大規模地激發善和愛。只希望街市間忙碌的人群，努力減輕在成敗問題上的沉重壓力，而多多關顧善惡之間的界限。只希望我們經常自問：何苦到處開闢戰場，風聲鶴唳?何必時時尋找對手，枕戈待旦?如果這是成功的代價，那麼成功又是什麼?如果這是個人成名的方式，那麼個人的名字又是什麼?
??我知道當今社會上多數聰明的年輕人都拒絕作這種自問，認為這些問題過於淺陋，不符合生存競爭的原則。但是，生存競爭、生存競爭，當我們居住的星球，競爭到已經不適合生存，競爭到互相剝奪生存，一起結束生存，那麼競爭又是為了什麼?
從上述幾個殺人犯的心理軌跡來看，他們在競爭之初可能還與改進自己的某種生存環境有關，但競爭到後來完全進入到了一種野心勃勃的精神層面，只想成名揚名，而沒有其它更多的實利追求了。連製造了那麼多爆炸大案的卡欽斯基，最後居然也是為了在報紙上發表一篇署名文章，真有點不可思議。更不可思議的是我國雲南的那個殺人犯孫玉峰，他刺殺了那麼多無辜者，最終被判死刑，在執行死刑前法庭問他還有什麼最後的願望，他的願望讓人大吃一驚：「把我的經歷編成一本書。」可見他實在太想成名了，而這個農村無賴子的成名理想，竟然是書籍。但他的全部經歷，滿打滿算，至多只能寫成一篇文章，而且很多段落都毫無意思，怎麼撐得成一本書?
卡欽斯基為了在一篇文章中成名而大量殺人，孫玉峰為了在一本書中成名而大量殺人，文化對於邪惡世界的誘惑會大到這個地步，這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由此我也終於領悟，為什麼文化界會發生那麼多爭名奪利、誣陷造謠的陰暗事件，原來已有不少卡欽斯基和孫玉峰混跡其中了。我想我們今後都不必大驚小怪了，更讓人驚恐的狼嗥虎嘯，也有可能光顧這個斯文的天地。以後的日子比較嚴峻。
想要讓文化去阻止他們?不，他們正惦念着文化呢!
真正急於做的，是高貴的博愛精神、慈善情懷的重建。
只有這團火光，才能把深夜荒山間的狼群阻退。千萬不能讓這團火熄滅了，無論如何應該到四處撿拾柴枝維持着，直到霞光初現。[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