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的夢魘》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智能的夢魘》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
原文欣賞
「構思過度」對創作是一種危害，營養過度對健康是一種摧殘，而江河湖泊水質中的營養過度，實際上是一種污染。智能也是一樣，過分地運用在不恰當的地方，就會導向災難。
前一篇文章提到一個綁票殺人的大學教師，從案情看，似乎不必先把「性本惡」的帽子加到他頭上。
事情的起點竟然是一次愉快的嬉戲。這位教師從老家回單位的半道上看到河堤上有幾個孩子在玩耍就湊了過去，後來其他孩子陸續走了，他還在與一個七歲的孩子玩着左轉右轉的遊戲，十分開心。沒想到孩子轉暈了，一頭栽進河堤邊的污水溝里，摔落了幾顆牙齒，滿臉是血。這位教師緊張又慌亂，擔心孩子的家長加罪於自己，只能用手去捂孩子血淋淋的嘴，這一捂他的手就沒有放下來……
不知犯罪心理學家是如何論述膽怯和瘋狂之間的關係的，在實際生活中這兩個極端卻總是相輔相成、互相轉換。一切瘋狂背後總隱藏着膽怯，而極度的膽怯又會轉化為瘋狂。但是，在我看來，無論導致多大的瘋狂，在事過之後大多還是會良知復甦的，儘管這種復甦有時已經於事無補。
也有一種東西能阻止良知的復甦，那就是全然失控的智能夢遊。智能夢遊一旦開始就進入自己狹小的邏輯坑道，坑道外的風景看不到，邏輯外的道義也喊不醒，只知下一步接着這一步，着魔一樣走下去。任何復甦都需要驚醒、打斷、脫離，布萊希特為了防止戲劇觀眾進入迷迷糊糊的夢遊狀態就用過這種辦法，以求觀眾能獲得理性復甦，但生活中缺少布萊希特，很難把夢遊者驚醒、打斷、脫離。這個罪犯(敘述至此我們已經無法再稱他為教師了)正是進入了這種狀態。也許覺得自己的行為不應解釋為殺人而只是把一個半死的孩子稍稍往前推了一步，也許暗喜自己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了，也許對自己害怕的孩子家長還心存惱怒，他居然順着邪惡的慣性投入了盤算，而一進入盤算，他的興奮機制就被調動起來了。他想，我既然已經化繁為簡，為何不進一步化害為利呢?腦子一轉，他便製造了孩子還活着而只是被綁架的假象，向孩子的家長進行敲詐。一想到這場假綁票的種種技術性環節，種種聲東擊西、欲擒故縱的戰術，他的大腦神經被充分調動起來，其它問題什麼也想不到了。
綁票本是一場極為複雜的智能角逐，何況是假綁票，此人在這場角逐中機敏得像泥鰍一樣，以一種夢遊者才有的敏感快速作出多種反應，但反應再快也沒有醒過。最後，當警方嚴陣以待的時候，他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大學講台上悠然講了八年課，直至最後落網。在這八年中他醒過沒有?不得而知，但即使醒過也來不及了。
夢魘，也可稱之為「鬼打牆」。世上許多聰明人一意孤行地犯罪，除了最根本的道德人格原因外，還和那堵「牆」的出現有關，那堵「牆」就是智能。智能使他們產生一種依靠感和隱蔽感，像一個瞎子摸着一道牆根朝前走，不見旁岔，也不知退路。智能害人，莫此為甚。
那麼，在這處處講究智能的世界裡，該如何來識別和對待各種各樣的聰明人呢?
我想，一個人最值得珍視的是仁慈的天性，這遠比聰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應該通過艱苦修煉來叩擊良知;如果連良知也叩擊不出來，那就要以長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規矩;如果連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於他的愚鈍和木訥了;如果他居然頗具智能，又很有決斷，那就需要警覺，因為這樣的人時時有可能進入一種可怖的夢魘，並把這種夢魘帶給別人。應該發現這樣的人，並且儘量將他們安置在高人手下，成為一種技術性的存在，避免讓他們獨自在空曠寂靜的地方，作出關及他人命運的行為選擇。這也是為他們好。[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