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聲何處上篇1.1緒論》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緒論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笛聲何處。
原文欣賞
我在長久地研究了中國藝術史和中國文化史之後，把目光盯住了崑曲。這是一種超越個人喜愛的關注，因為我覺得這種藝術樣式包含着中華民族的很多文化秘密。借着它，可以表述我的整體性觀念。
我認為，一種文化現象是否重要，首先要看它在時間和空間中的被接受狀態。過去的文化史家往往過於注意某種文化在後代文人心目中達到的水準，猜測它應該發揮的社會功能，設想它可能歸屬的思想流派，並把這種猜測和設想當作歷史定論，寫成一篇篇論文，一本本著作。而實際上，我們花了那麼多口舌的那些詩文，很可能只是出現在某個私人刻本上，不僅當時未曾流傳，事後也很少有人知道。這種情況以戲劇為最，我們對劇史家費了很大力氣分析、論證的那個劇本，很可能根本沒有上演過，更沒有多少人閱讀過。這就是說，作為戲劇，它還沒有「發生」過。對於並沒有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我們一往情深地長期研究，是不是太犯不着了?
當然，許多文化現象的發生與戲劇演出不一樣，有多種方式。例如古代經典未必能被廣大民眾直接閱讀，卻因已經滲透在社會體制和生活方式中而成為一種寬闊的發生方式;又如原始岩畫未必被很多人看到過卻作為早期人類的審美驗證而受到今人重視。但是，我們更應該百倍重視那些曾經長久風行的文化現象，因為長久風行使文化變成了一種群體生態，一種文明方式，實際上也使「文化」這個概念上升到了更宏觀、更深刻的等級。
不妨說，文化，當時發生得越普及、越長久，今天研究的學理價值也越高。
某一種文化如果長時間地被一個民族所沉溺，那麼這種文化一定是觸及到了這個民族的深層心理。以這種標準來衡量，中華民族在藝術文化充分成熟之後有幾種群體性痴迷值得注意。第一是唐詩，第二是書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第三，我只能「舉賢不避親」了，是崑曲。它與唐詩與書法一樣，讓中華民族長久痴迷，長久瘋狂，因此從審美意義上透露了整個民族的精神奧秘。
崑曲曾經讓中華民族痴迷了兩個多世紀。大致說來，整個十七世紀和整個十八世紀，也即明代萬曆年間至清代干嘉之交，基本上屬於崑曲世紀。不僅中國戲劇史上沒有其它一個劇種能與之比肩，而且即使在整個中國藝術史上也很難找到更多這樣的現象。唐詩、書法雖然興盛也不會出現萬眾歡騰的場面，但崑曲做到了。因此，我認為無論是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學者還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學者都應該對它投注更多的精力。
敗奇怪，十九世紀一開始，它的勢頭也就漸漸衰微了。我已經發現不止一位西方學者論定，十九世紀是人類在文化創作上最少遊戲意識的時代，崑曲的衰微也應順了這種論斷。當時中西文化交流還沒有像模象樣地展開，因此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應順，對我來說還是一個難題。
暫時不去管這一些了，讓我們還是回到崑曲上來。我首先要說一說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後再看看它曾經如何深入地牽動了廣大中國人的藝術神經。[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