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匪的紙條》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綁匪的紙條》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
原文欣賞
我是長年的旅行者，一年中有一大半時間在路上，因此家裡不訂報刊雜誌，訂了也沒法看。說來慚愧，我讀的報紙大多是機場、碼頭隨買隨丟的那些刑偵破案讀物。選擇的標準有兩條，一是材料必須出自於正規的司法機關，二是必須真人真事，如實報道，不能有文學描寫。一般所謂的「法制文學」，我還來不及去看。
讀這些刑偵報道，原來只是為了消磨時間，後來幾乎成了習慣。也曾自警是否閱讀品位下墮，但仔細一想又覺得未必。歷來我接觸最多的是文藝作品，而當今許多文藝作品的通病是虛假而又令人厭倦;這些刑案報道正恰相反，既真實又有吸引力。這種巨大的逆反帶給我一種興奮，有時甚至還想推薦給文化界的朋友也屈尊讀幾篇。
當然，我讀這些報道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在這些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字裡行間，我看到的不是一個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絕的怪異世界，而是處處與我們的身邊相連。刑案是生活的極端狀態，而極端狀態總會集中社會神經的末梢，關及正常部位的痛癢，具有不少思考價值。
你看手邊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獲的一起綁票殺人案，讀起來就很有意思。
這起綁票殺人案其實早在八年前就發生了，偵查了很久沒有結果，基本上已成了一個舊年懸案，擱置在那裡。去年，一位名叫吳忠義的刑偵專家隨手翻閱舊案卷，偶然地發現案卷中保留着一張綁匪寫的紙條。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決定重新偵查此案，而偵查的範圍，劃定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間。
究竟是一張什麼樣的紙條給了刑偵專家一個重新判斷的機會?
那張紙條上其實只寫了十九個字，六個標點符號。其文曰：
過橋，順牆根，向右，見一亭，亭邊一倒凳，其下有信。
寫這張紙條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屬指點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縮到最短，減少信號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簡縮越能顯現一個人的文化功底。
請看這十九個字，罪犯為了把藏信的地點說清楚，不用東西南北、幾步幾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動詞來一路指引，這在修辭上顯然是極聰明的選擇。四個指引詞，「過、順、向、見」，準確而不重複，簡直難於刪改。特別是那個「見」字，用在此處，連一般精通文字的寫作人也不容易辦到。多數會寫成「有」，但只有用「見」，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觀視角。更有趣的是，這個句子讀起來既有節奏又有音韻，在兩個「二三」結構的重複後接一個「五四」結構，每個結構末尾都押韻，十分順口。罪犯當然不會在這裡故意賣弄文采，只能是長期讀古文、寫舊體詩的習慣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發覺了這種流露，一定會掩蓋的，但他沒有發覺，可見實在成了一種表述本能。時至今日，能有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經不多，因此偵查的範圍可縮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學。很快破案，罪犯是一個大學教師。
誰揭發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屢見不鮮，監獄裡關着大量聰明人，這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了。但對這個人，我們仍會沉思片刻。原因是他與「文化」這個概念牽扯得不明不白，使我們對「文化」也疑惑起來。
他的文化水平高嗎?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嗎?答案先是肯定的，後是猶豫的。猶豫的理由，是覺得「文化人」這個稱呼似乎還應該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實際上限定不到哪裡去，因為既然已經承認他文化水平高，那麼「文化」這個概念本身，顯然沒有這方面的限定。
這就是說，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惡功能。沒有排惡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為它什麼都行，於是產生誤會。一個人能寫一筆漂亮的毛筆宇，連不認識他的人也會猜測他通體文雅;一個孩子捧着一本書在讀，做家長的便笑逐顏開;一個求職者取出一份學歷證明，單位領導就頻頻點頭;更奇怪的是，一個商人有點文化，就被稱之為「儒商」，即便他極盡詐騙之能事也丟不掉這個招牌，相反，一個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講信用，人們仍然會從文化上輕視他。於是他們只能讓自己的孩子去讀貴族學校之類，只為一洗文化上的恥辱，至於品德人格，則就不管了。這一切已成為一種社會秩序和心理習慣，誘使更多的人不問青紅皂白地去靠貼文化。在未必有排惡功能的地方出現如此擁擠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聽人們這樣說：「那些年輕人做壞事，是因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點上，可以防止人們做壞事?有人解釋道，文化可以使人讀很多書，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麼事實早已反駁，天下最毒辣的陰謀、最兇險的惡念，也是通過文字來傳達的，而傳達的文宇，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們正在說的這個淪為綁匪的大學教師，他那堪稱精雅的文詞功能，與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衝突?沒有。至多與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點不協調罷了。他完全可以吟詠着「無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閱着一本本厚厚的權謀生存典籍，然後用流利的筆觸寫下心得，一有機會便小試身手。
我覺得在文化的問題上，我們中國人歷來有一種一廂情願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見白紙黑字還是付給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詐文人也見過不少，但一聽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識還是笑臉相迎。於是，越是見不得人的東西越往文化里鑽，文化成了一個寬闊的掩體，一個洗手的金盆。連天下最殘酷的社會動亂，也稱之為「文化革命」，連明目張胆的誣陷和謀害，也名之曰「文化論爭」。這種現象也許可以回答人們百思不解的難題：我們擁有那麼悠久而豐厚的文化，為什麼在一系列文明的常識上卻需要從頭啟蒙?
我知道我已經把事情說得太大，再說下去這篇短文就難以結束了。回到綁匪的紙條，我只能說，文化揭發了他，他也揭發了文化。他揭發了文化什麼呢?那就是：「文化」一詞涉義太泛，極易藏垢納污。我們現在至少應該讓很多教師和家長明白，文化知識不等於文化素質，文化技能更不等於文化人格。離開了關愛人類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無可無不可的一群，哪怕他們渾身書卷氣，滿頭博士銜。[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