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1.16 我的窗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我的窗下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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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西去三下公里有危崖臨海，大西洋冷霧迷茫。這裡的正式地名叫羅卡角，俗稱歐洲之角，因為這是歐洲大陸的最西點。在人們還有知道地球形狀的古代，這裡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風很大，從大西洋吹來，幾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邊樹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詩人卡蒙斯寫的句子:大地在此結束，滄海由此開始。
我在石碑背風的一面躲了一會兒風，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當年葡萄牙航海家們的心思。海的誘惑太大了，對「結束」和「開始」說法的懷疑太大了，對破解懷疑的渴望太大了。
據我過去的閱讀所留下的粗淺印象，對於近代航海事業，葡萄牙覺悟最早。那時德國、意大利還在封建割據，英國、法國還無心問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術都有了長足的進步。與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現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專家，如亨利親王、阿方索五世、約翰二世和曼努埃爾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專家們曾一次次來到羅卡角，在這海風雨霧間思考着遠行的路線。作為「熱身賽」，他們已經親自率隊航行過非洲。他們的最終目標，與當時絕大多數歐洲航海家一樣，都是《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述的中國。
今天我在這裡又找到了新的證據，羅卡角南方不遠處，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邊的東方。海的哪一邊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專家已有初步的判斷。他們認為，應該從羅卡角向南，到達非洲海域後仍然向南，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後再折向東。顯然，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遇到了哥倫布。哥倫布決定橫渡大西洋去尋找馬可?波羅的腳印，希望獲得葡萄牙王室的資助。葡萄牙王室太內行了，一聽就覺得方向有誤，未予支持。哥倫布轉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貝爾女王支持了他。結果，葡萄牙由於太內行而失去了哥倫布，而哥倫布也因為沒有理會葡萄牙王室的意見而失去了馬可?波羅。他橫渡大西洋果然沒有找到東方，卻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倫布由錯誤的航線而導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裡發酸。所謂錯誤，都是一定坐標下的產物;按馬可?波羅的目標，哥倫布沒有走對，但新大陸的發現已使哥倫布的盛名超過了馬可?波羅，他已自成坐標，那還何錯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儘管哥倫布已經名動天下，東方，還應該是一個目標。
於是，五年後，葡萄牙人達?伽馬果然按照南下折東的路線，準確地找到了印度。他回來時，葡萄牙人舉行隆重儀式歡迎，他帶回來的財富，是遠征隊全部費用的六十倍，其中寶石和香料讓歐洲人眼花繚亂，一時的影響，超過了哥倫布。二十年後，葡萄牙人麥哲倫奉西班牙政府之命乾脆把地球繞了一圈，但他沒有回來。
然而無論是達?伽馬還是麥哲倫，都還沒有進入《馬可?波羅遊記》里描寫的世界，這總於心不甘，於是，葡萄牙還是一心要從海上尋找中國。
我在這裡看到一份資料，提及葡萄牙國王在一五○八年二月派出一個叫塞夸拉的人率領船隊到馬六甲，要他在那裡打聽:中國有多大?中國人長多高?勇敢還是怯懦?信什麼宗教?用什麼兵器?有趣的是，當時葡萄牙遠征船隊在東方胡作非為，但國王卻特別下令，不准向中國人挑釁，不准奪取中國人的戰利品。顯然，他對神秘的中國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幾年後又派出一個叫皮萊斯的人來偵探，皮萊斯的情報抄本現在已經發現，他說中國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奪取全中國。
即使情報如此荒唐，葡萄牙人與中國人打交道之初還是比較恭順有度的，中國地方官員沒有國際知識和外交經驗，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窺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後要借住，借住後也繳稅繳租;中國官員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做壞事，特地在他們的借住地外面築了一道城牆，把握關閘大權，定期開閘賣一點食物給他們。這種情景，居然也維持了幾百年，說明雙方心氣都比較平和。
我對這種尚未發展成惡性事件時的對峙，很感興趣，因為這裡邊最容易看出文化差異。葡萄牙人當然以歐洲文明為本，把自己當作是發現者，而又認為發現者便是特權的擁有者，甚至是占領者，只不過一時懾於中華帝國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囂張罷了;中國官員開始好像沒有把他們的來到太當一回事，這與傳統觀念對「番夷」的慣性理解有關。後來發生一些事，也處處表現出因妄自尊大和閉塞無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當時中國官方對第一批翻譯人員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們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處死，真是愚昧。
但是歷史終於朝着惡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對中國張狂起來，是鴉片戰爭之後。看到中國在英國的炮火前一敗塗地，便趁火打劫，單方面宣布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躍而成為西方列強欺侮中國的浪潮中的一員。其實它與中國已打了幾百年交道，而當時國勢也已衰落，竟然一變而成為這個形象，有點不大光彩。
在資料中，有兩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個細節是，葡萄牙人最早抵達中國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達的地點是屯門外的伶仃島，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對面;第二個細節是，他們正式與中國的行政機構取得聯繫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點在南頭關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們那麼早就來到我的窗下，那麼，我也理應來看看你們出發的碼頭，以及你們的家鄉。[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