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2.7墓地荒荒》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墓地荒荒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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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了好多德國朋友，都不知道黑格爾的墓在哪裡。後來在旅館接到一位長期在這兒工作的中國學人的電話，他是我的讀者，知道我的興趣所在，沒說幾句就問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爾墓地，我一聽正中下懷。這位中國學人叫於興華，我沒見過，於是約好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國會大廈門口見面，他與太太開車來接我。
費里德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條泥地小巷通向一個極不起眼的公墓，雜亂、擁擠、骯髒，很難相信這是歐洲陵園，如果不是他們夫妻帶領，我即使拿着地址也不敢進來。
我跟着他們在密密層層的墓廊間行走，等着出現一個比較空闊的墓地，誰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來。於興華說這就是，我將信將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再看墓碑，將黑格爾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兩遍，沒錯，再細看生卒年份也對，那麼，十八號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爾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號，則是費希特和夫人。從公墓路邊張貼的一張紙上知道，茨威格也在裡邊，找了三圈沒找到。
這些大師在人類文化領域都頂天立地，沒想到在這裡卻摩肩接踵，擁塞於如此狹窄的空間。我不知道處處認真的德國人，為什麼這件事做得這麼潦草。大概有一個特殊的歷史原因，因為我在別的地方也看到過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德國人都做得很講究。相信這裡不久就會有一次重大修繕。
我們三人在墓地間轉悠了那麼久，只在長長的雜草間見到一個活人，是一個埋頭讀書的男青年。問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禮貌地站起來搖頭，然後向東邊一指:「我光知道布萊希特在那裡。」
布萊希特的墓稍大，卻地處邊角。忽然想起，那個讀書的男青年身邊的雜草間，還安置着一輛小小的嬰兒車，裡邊有一個嬰兒在熟睡。這是這位男青年的孩子嗎?他為什麼願意把小生命停息在這麼冷僻而陰森的所在?這不便問，只知道今天下午我們在這裡見到的活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墓園、荒草、嬰兒、書籍，再夾雜幾聲鳥鳴;看書看到一半左右環顧，一個個驚天動地的名字從書本滑向石碑，這兒是許多文化靈魂的共同終點。我重新遠遠地打量了一下那個男青年，心中產生了一點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這個墓園的荒涼和寂寞。
如果沒有墓園裡的這些長眠者，荒涼、寂寞的將是外面的世界。
其實，世間智者的歸宿處，正是後人靜坐、靜讀的好地方。緊靠着偉大的靈魂消閒半日，即便默默無語，也會使人們的生死觀變得更加健康。可惜我們中國的殯葬文化缺少這種境界，常常使長眠者過於孤苦，或過於熱鬧。
2黑格爾的美學，我曾研習和講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國家理念。這是因為，我現在正旅行在榮辱交錯、分分合合的德國，有太多的信號天天從正面和反面誘發着這個話題。
歐洲長期以來實行教權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國。大約從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開始，互相之間打得熱火朝天，打得教皇權威大損，打得人們重新要以「民族國家」的概念來謀求領土和主權。
國家因戰爭而顯得重要，戰爭由國家來證明理由。「民族國家」的內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煙來填充的。經過拿破崙戰爭，這一切都被描繪得更加濃烈，但當時在黑格爾的視野中，法國、英國、俄國都已經成為統一的主權國家，而他特別寄情的日爾曼民族居然還沒有。這使他產生了一種焦灼，開始呼喚國家，並對國家注入一系列終極性的理念。他認為國家是民族精神的現實化，因此應該享有最終決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魯士是體現「絕對精神」的最好國家。
我在黑格爾墓前想到他的國家理念，也由於看到與他相鄰的是費希特。對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現，費希特更強過黑格爾。拿破崙入侵普魯士，對他刺激極大，並由此確認德意志人的天職就是建立一個正義的強權國家。這位哲學家已經按捺不住自己的社會責任，經常走出書齋和課堂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費希特最典型的演講詞是:朋友，你胸中還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臟嗎?那就讓它跳動起來吧!你身上還流動着德意志的熱血嗎?那就讓它奔騰起來吧!記得早年在一本書上讀到，有一次費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現了危險的症狀，他本該留下侍候，但原先約定的一次重要演講來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沒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來，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轉，他激動地流着眼淚與夫人擁抱親吻。人們說，正是這種擁抱親吻使他傳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現在我看着他們夫妻倆的合葬墓想，世間多數廣場演講者的家裡，總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絕不會不等他回來就獨自離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長眠在一處。
他們無法預料的是，長眠在他們隔壁的是黑格爾夫婦，黑格爾生前把費希特的激情演講凝鍊成了國家學說。這兩家的小小墓區所迸發過的情感和理念，曾對德國產生過巨大的負面作用。尤其是費希特對於國家擴充欲望的肯定，黑格爾關於戰爭是偉大純潔劑的說法，增添了普魯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總的說來，墓主對以後的災難沒有太大的責任，因為他們不能想象由此而生髮的極端性行動。
費希特的老師是康德，但康德與他們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終身靜居鄉里，思維卻無比開闊。他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反社會傾向而實現社會性，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後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
康德的世界藍圖沒有國界，結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劃出了德國。
其實「民族國家」觀念和「歐洲統一」觀念，看似牴牾，卻組成了近代歐洲政治哲學的悖論結構，兩者互為基礎，互為前提，相反相成，渦旋滾動。目前看來，原先東歐一些國家，往往更側重於民族國家觀念，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則更側重於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後的遠見。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歷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而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別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會傾向」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接近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反人類」，而康德所說的社會就是人類有秩序的和諧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類的整體理性來克服反社會狀態，遠比費希特強調的民族精神和黑格爾強調的國家學說重要。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後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這件事上，不應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可惜，由於康德的學說太平靜，從來未曾引起社會激動。
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鄉，只能在黑格爾的墓地抬起頭來，向那裡遙望。但我已打聽清楚了去的路線，下次即使沒人帶路也能直接找到。[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