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文化》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身上的文化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何謂文化。
原文
身上的文化1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一個工作人員開始查票。查票很安靜，工作人員只對乘客點一下頭，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從口袋裡取出票來。工作人員立即用紅鉛筆在票上劃一下，便把臉轉向另一位乘客。整個過程，幾乎沒有一點聲響。
終於，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來。工作人員說：「逃票要罰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動起來。因為一個「逃」字，完全排除了遺忘的可能，聽起來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圍人的臉，發現大家都有點幸災樂禍。乘公共汽車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發生一點與自己無關的事，解解悶。
中年乘客這一看就更惱怒了。他拿不出票，卻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僅僅要說服工作人員，還要說服周圍所有的人。他憋紅了臉，慌忙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一張名片塞給工作人員，說：「你看我管着多少人，還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時候無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裡的一個銀行存摺。千不該萬不該，他居然把這個存摺也塞到工作人員手裡，說：「你看看這個，我還用得着逃你的票嗎?」
當年的工作人員很有修養，既沒有看名片，也沒有看存摺，而是禮貌地把這兩件東西塞回到他手裡，說：「這與職位、金錢沒有關係。上車買票，是一種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當眾被教育的情景，何況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麼回應，便說：「你還給我說文化?我兒子已經是碩士……」
這一下，整個車廂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這兒怎麼冒出來了文化，只是在笑這位乘客說不過人家的時候，拉出兒子來做救兵。
二十年過去，社會變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車上出現的最後一個概念——文化，已成為人們區分榮辱的第一防線。
一位企業家的最大榮耀，不是財報上公布的當年業績，而是無意中聽到職工的背後議論：「我們的董事長比較有文化。」
據調查，目前多數城市富裕家庭之間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據調查，目前多數退休官員晚年生活質量的差異指標，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沒有戲劇、音樂、文學、書法方面的興趣相伴隨。
這兒所說的文化，都是個體文化，也就是每個人身上的文化。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裡邊才會關注，現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逃難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麼也構不成嚮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嚮往文化的時候，怎麼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越來越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後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終於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
余秋雨《身上的文化》原文欣賞
身上的文化(2)
第四，必要風範。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會再「扮演文化」。這個道理，一聽就明白。
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會一邊走路一邊表演拳腳。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憑着是否扮演，來猜測真假和深淺。
我想起了兩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還在任職的時候，曾經組織過上海人文學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會，《英漢大辭典》主編、復旦大學外文系的陸谷孫教授也應邀前來。很多教授看到他來了就紛紛圍上去，其中好幾個對他說話時都夾着英語。但他，從頭至尾沒說一個英語詞。因為在他看來，那次聚會，從內容到人員，都沒有講英語的理由。而他，更沒有理由要表演英語。
還有一次，東北某地聘請我和當時還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擔任文化顧問。聘請儀式上的發言者也許考慮到我們兩人都寫散文，便美詞滔滔。汪曾祺先生顯然有點受不住了，便邊聽邊輕聲地把那些話「翻譯」成平常口語，像一個語文老師在當場改錯。他的年齡，使他有資格這麼做。發言者說：「今天麗日高照，惠風和暢」，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今天天氣不錯」;發言者說：「在場莘莘學子，一代俊彥」，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在場學生們也挺好」;……
這就構成了一種幽默效果，現場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發言人不僅沒有生氣，而且以自嘲的口氣感謝汪先生，說：「您老人家已經在做文化顧問了。」
一聽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發言者，誰更有文化。那位可愛的發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誡學生，擁有文化的第一證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不會扮演「當代名士」。他不會寫着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遺老方步，數着百年文壇的散落殘屑，翻着筆跡草率的誰家信箋，又矜持地抖一下寬袖。
他也不會扮演「歷史脊樑」。不會用嫉妒來冒充正義，用誹謗來展示勇敢，用瘋話來顯露風骨，順便再從電視劇中學一點憂鬱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會扮演「文壇要人」。總是遲到，總是早退，總在抱怨，「部長又打來電話，近期有五個論壇……」，邊嘆氣邊搖頭，像是實在受盡了折磨。
我曾從一個文藝刊物上抄錄過這樣一段論文：「Writingisasystemofsigns，一點不錯，巴爾特消解了索緒爾的符號理論，認為作品是單數，文本是複數，但那文本也是一種元語言(metelanguage)，福柯則認為不必復現創造主體的榮耀，寧肯歸於薄暮時分的荒涼……」
很多朋友認為，這種論文太艱深，沒有考慮到廣大讀者。我則要以內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寫的任何一個概念，只是在「扮演艱深」，恰恰是想吸引廣大讀者。
……
種種扮演，本該很累卻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觀摩。由於勢頭不小，觸目皆是，這倒也樹立了一個「反向路標」：避開它們，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當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長於舞台藝術的人最容易識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輕輕拍着對方的肩，說一句：「咳，別演了，劇本太老，又在台下。」
從事文化，從誠實開始。[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